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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黑白记忆-第5部分

小说: 黑白记忆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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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说过的一句俏皮的话:就像上帝需要我们一样,记忆也需要他人。有的地方,有的人,之所以一辈子也忘不了,永远存活在记忆里,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吧。 
  当车子跨过七星河,笔直朝南开出大约10里地,开到3队的路口时,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像路标似的指向了过去,记忆复活了。 
  3队的路口是一个丁字路口,往西9里,是我们2队,往东9里,是农场场部。这是每一个在大兴岛生活的人进出大兴岛必经的路口。对于我,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交通,而在于人生,青春时节最重要的记忆,许多都埋藏在这里了。因此,车子刚刚往东一拐弯,我犹豫了一下,是集体的行动,怕影响大家整体行程的安排,但在那一瞬间,我还是忍不住脱口而出:要不让我下车去看看老孙家吧,下午我再到场部找你们。那声音突然的响起,而且是那样的大,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 
  回北大荒看望老孙,一直是我心底里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自登上北上的列车,就越来越强烈,在3队路口一拐弯,更加不可抑制。   
  怀念铁匠老孙   
  就在我此次重返北大荒之前,我刚刚给《羊城晚报》写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回忆了工作组进驻我们2队,查抄我的所有日记和写的所有的诗,并没有像我自己想像的那样自信,以为全部都是雷锋和王杰的日记一样充满革命的内容,在那个鸡蛋里都能够找出骨头的年代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日记里,我记了队长把毛主席的诗“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给念成了“借问瘟神欲何住”;还记了写《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斯诺刚去世,队长念报纸:“埃德加·帕克斯·斯诺去世了。”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啊,美国的三位友人先后去世了。”便都成了我的罪状,对领导不恭,继而上升到对党的不满。而在诗里,他们找出了我写的这样的诗句:南指的炮群,又多了几层。明明是指当时珍宝岛战役之后要警惕苏修对我们的侵犯,却被认为那“南指的炮群”指的是台湾,最后上纲到:“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咱们北大荒第一个举起白旗迎接的就是肖复兴!”现在听起来跟笑话似的,但从那时起,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是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我。这时候,我知道,厄运已经不可避免,它就在前头等着我呢。 
  那一天收工之后,老朱悄悄地告诉我,晚上要召开大会,要我注意一点儿,做一些思想准备。我猜想到了,大概是要在这一晚上把我揪出来,和那3个“反革命”一勺烩了。因为早好几天前这样的舆论在全队就已经弥漫开了。 
  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雪。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的组长都站在了台上,我知道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硬着头皮,强打着精神,我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心里还是忍不住瑟瑟发抖,我不知道待会儿真的要揪到台上我会是一种什么狼狈的样子,他们会不会也在我的脖子上挂链轨板?我真的一下子如同丧家之犬。我只好等待着厄运的到来。这时候我才知道英雄人物和反革命都不是那么好当的。 
  谁能够想到呢,那一晚上,工作组组长声嘶力竭地大叫着,一会儿说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会儿重复着说如果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真打过来了,咱们队头一个打白旗出去迎接的肯定是肖复兴……总之,他讲了许多,讲得都让人提心吊胆,但是,一直讲到最后,讲到散会,也没有把我揪到台上去示众。我有些莫名其妙,以为今晚不揪了,也许放到明晚上了? 
  我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等着所有的人都走尽了,才拖着沉甸甸的步子走出食堂。我忽然看见食堂门口惟一的一盏灯光下面,很显眼地站着一个人,他就是老孙,我们2队洪炉上的铁匠,他是我们队上地地道道的老贫农、老党员,雪花已经飘落他的一身,就像是一尊白雪的雕像。 
  那时,四周还走着好多的人,只听老孙故意大声地招呼着我:“肖复兴,到我家喝酒去!”我被他一把拉住胳膊,当着那么多人其中包括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组长,他旁若无人似的把我拖到他的家里。 
  炕桌上早摆好了酒菜,显然,是准备好的。老孙让他老婆老邢又炒了两个热菜,打开一瓶北大荒酒,和我对饮起来。酒酣耳热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和好几个贫下中农都找了工作组,我对他们说了,如果谁敢把肖复兴揪出来批斗,我就立刻上台去陪斗!” 
  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 
  算一算,36年过去了,许多事情,许多人,都已经忘却了,但铁匠老孙总让我无法忘怀。有他这样的一句话,会让我觉得北大荒所有的风雪所有的寒冷都变得温暖起来。对于我所做过的一切,不管是对是错,都不后悔。什么是青春?也许,这叫做青春。青春就是傻小子睡凉炕,明知凉,也要躺下来是条汉子,站起来是棵树。 
  1982年夏天,我回北大荒那一次,回到大兴岛上,第一个找到的就是老孙。那是我1974年离开北大荒和老孙分别8年后的第一次相见。他在我离开北大荒之后,从2队调到了3队。当时,他正在洪炉上干活,我找到了他,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他拉着我到他的家,让他的老婆把早就用井水冲好一罐子椴树蜜的甜水端到我的面前(在北大荒的那些夏天的日子里,我没少到他家喝这从井里冰镇好的椴树蜜),那年冬天的情景一下子也一起涌在了面前。 
  在那篇文章中,我写道:“今年的夏天,我和老朱、李龙云在内的十几个同学商量好了,准备再回北大荒一次,我的心里一直在想像着和老孙再次重逢的情景。已经又是22个年头过去了,我不知道老孙变成什么样子了。算一算,他有70上下的年龄了。我真的分外想念他、感念他。”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前一天晚上,我在建三江宾馆里等赵温的时候,向人打听老孙,谁知,人家告诉我:老孙两年前去世了。这多少让我感到意外,在我的印象中,老孙一辈子打铁,身体非常的硬朗,他和赵温年龄差不多,不该那么早就去世的呀。人应该感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古人的话不该忘记。老孙不在了,我更该去看看他的家。所以,在路过3队路口的时候,我是真想立刻下车去看看他家。 
  场长先拉着我的胳膊说:别,等我和3队打个招呼,再说午饭我们都准备好了,下午再去吧。下午,我陪你一起去。 
  陪我们来大兴岛的建三江管理局的一位头头,和场长一样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即使现在他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领导,我们还是叫他的小名:喜子。他也愿意我们这样叫他,感到很亲切。他对我说,先到农场场部吧,场长都已经把饭准备好了,吃完午饭,我陪你去3队。 
  喜子当年也是我们2队农业技术员的儿子,后来在3队组建武装营,他和我都先后调到营部,我负责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是营部的警卫员。那时,营部是里外两间屋,营长和教导员住里屋,我们俩,再加上宣传队打洋琴的袁柏林,3个人在外屋的一面火炕上睡了一年多,要是场部演电影,他就骑上自行车,前车梁上坐一个,后车架上坐一个,带上我们两人一起骑上8里地,记得那时看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都是骑着自行车这样去的。3队,也是他的3队,他陪我去3队,也是应该的。但是,千万就别惊动场长了。场长不干,非要下午陪我一起去,热情得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对他说,本来就是私人的事情,这样兴师动众,让我心里不好受。我开玩笑说,下次再来大兴岛,我可不敢再找你,我自己找辆车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他不像是开玩笑地说:那我就派人把你的车拦住,你可别忘了,我们是当地的一级政府。我笑他说:那你就是“当地政府”了?玩笑归玩笑,心里却想,下午,可千万别让“当地政府”跟着,前呼后拥的,像什么样子。 
  中午,刚刚吃完午饭,幸亏场长喝多了,躺在我的床上呼呼大睡,喜子悄悄地拉上我,躲开他,匆匆离开了住处。在还没有出场部的路上,我问喜子:商店还在原来的老地方吗?能买点什么东西?喜子说,原来的商店早拆了,路上有一个超市,到那里买东西吧。到了超市,一个比原来商店还小得多的店,私人承包,只有前后两排货架,不少是过期的东西,心里充满歉意,后悔昨天没有在建三江买好东西,带给老孙家,只好挑了挑,买了点儿吃的喝的,又上了车,往3队赶。一路风吹着,汗还是不住地冒,路两边的白杨树呼呼往后闪着,闪得心里怦怦的一个劲跳。9里的路,一会儿就到了。 
  到了3队,模样依旧,却又觉得面貌全非,22年的岁月仿佛无情地撕去了曾经拥有过的一切,只是顽固地定格在青春的时节里罢了。先在场院上看见了现在3队的队长,是当年我妻子在3队当小学老师时教过的学生,他正在鼓捣拖拉机,看见我们,一脸的陌生,似乎和喜子也不大熟,缺少了“当地政府”的陪同,喜子这样的管局的头头,也显得有些强龙难压地头蛇的感觉。喜子向队长介绍了我,他多少还记得,又问他铁匠老孙家住哪儿?然后催促他:快带我们去。 
  队长带着我们往西走,还是当年的那条土路,路两旁,不少房子还是当年我见到的老样子,只是更显得低矮破旧,大概前几天下过雨,地翻浆得厉害,拖拉机链轨碾过的沟壑很深,不平的地就更加的凹凸不平。由于是大中午,各家人都在屋子里吃饭休息,路上,没有见一个人,只有一条狗和几只鸡,在热辣辣的阳光下寂寞地吐着舌头或刨土啄食。记忆中,1982年来时,也是走的这条路,先去洪炉上找到的老孙,后去他的家。那时,这条路没有这样的破旧和冷清。也许,是老孙在,他放下手中的活,拉着我的手就往他家走,一路上洪亮的笑声,让我没有太注意路上的情景。   
  斯人已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前面就应该是老孙家,我不大敢保证,问了一下年轻的队长,队长说就是。正说着,走到老孙家前十来步远的时候,老孙院子的栅栏门被推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女人,正是老孙的老伴儿老邢,仿佛她就像知道我要来似的,正在出门迎我。我赶紧走了几步,走到她的面前,她有些感到意外,愣愣地望着我。别人指着我问她:“你还认识吗?看是谁?”她只是愣了那么一瞬间,立刻认出了我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眼泪刷地流了出来,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们俩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只能够感到彼此的手都在颤抖。 
  走进老孙的家门,她才抽泣地对我说老孙不在了,我说我听说了,便问起当时的情景。老孙一直有血压高和心脏病,一直不愿意看病,更舍不得吃药,省下的钱,好贴补给他的小孙子用。那时,小孙子要到场部上小学,每天来回走18里路,都是老孙接送小孙子上学。两年前的3月,夜里两点,老邢只听见老孙躺在炕上大叫了一声,人就不行了。小孙子整整哭了两天,舍不得爷爷走,谁劝都不行,就那么一直眼泪不断线地流着。 
  我想像着当时的情景,开春前后,正是心血管病的多发期,3月的北大荒,积雪没有化,天还很冷,就在这间弥散着泥土潮湿地气的小屋里,就在我坐的这铺烧得很热的火炕上,老孙离开了这里,离开1959年他26岁从家乡山东日照支边来到这里就没有离开过的大兴岛。那一年,老孙才69岁,他完全可以活得再长一些时间。 
  望着老孙曾经生活过那么久的小屋,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22年前,我来看老孙时,就是在这间小屋里。22年了,小屋没有什么变化,和老孙在的时候几乎一个样。所有简单的家具,一个大衣柜、一张长桌子,还是老样子,也还是立在原来的老地方。一铺火炕也还是在那里,灶眼里堵满了秫秸杆烧成的灰。家里的一切似乎都还保留着老孙在时的老样子,只要一进门,仿佛老孙还在家里似的,那些简陋的东西,因有了感情的寄托,富有了生命,那些东西还立在那里,不像是物品,而像是有形的灵魂和思念。 
  一扇大镜框还是挂在桌子上面的墙上,只是镜框里面的照片发生了变化,多了孙子外孙子的照片,没有老孙的照片,我仔细瞅了瞅,以前我曾经看过的老孙穿着军装和大头鞋的照片,和一张老孙虚光的人头像,都没有了。那两张照片,都是老孙年轻时照的,挺精神的,老孙和赵温都爱唱京戏,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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