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9-历史选择-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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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半个月后红军一渡赤水前向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介绍遵义会议情况时，强调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聂荣臻许多年后也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对毛泽东的发言给以“关键性的赞同”的，还有朱德。他批评李德、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严重错误，造成丢掉苏区、牺牲人民、损失红军的严重后果，并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他一改过去宽厚慈祥的神态，声色俱厉地严正指出：“如果不改变军事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他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拥护毛泽东重新出来领导红军。
朱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他在红军中的突出地位和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也决定他的讲话是一言九鼎的。朱德说：“我从井冈山斗争开始，就跟着毛泽东同志干革命。”中国革命的历史正是这样记载的：第一个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一起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的是朱德，第一个同毛泽东一起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进军，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也是朱德，第一个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概括出红军16字作战原则的还是朱德。难怪“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要打倒朱老总时，毛泽东满怀深情地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聂荣臻过湘江后不久脚开始化脓，他时而随军团行动，时而随军委纵队行动。坐担架行军给了聂荣臻思考问题的时间。他回顾了自己几年来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的经历，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定的认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原来的八万多人下降到三万多人，这使聂荣臻深为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为中央红军面临的危急局面而焦虑不安。他想不通，要改变目前的被动挨打局面，为什么不能让富有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出来领导呢？
王稼祥也因伤坐担架行军，聂荣臻经常与王稼祥同行，共同讨论这一问题，交换各自的看法。同样的思考和同样的对党、红军和革命事业的责任心，使他们形成了共识：博古、李德不行，必须改换领导。现在，遵义会议上正式提出撤换党的领导人，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说到了聂荣臻的心坎上。他紧接着朱德的话头说：“毛泽东指出华夫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感触。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位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彭德怀也是带着一肚子怨气来参加会议的，但因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还有点拘谨。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讲话，他感觉心中的火一下子被点着了。朱德、聂荣臻的发言更启动了他久欲一泄的闸门，他按捺不住站起来开了一通炮。他的发言充满了火药味，可惜没有留下记录。据与会者介绍，主要是把在广昌战役中与李德的争吵端了出来，论证李德、博古如何“崽卖爷田心不痛”。由于红三军团第六师在乌江刀靶水遭到敌人进攻，彭德怀没开完会就赶到前线指挥战斗去了。对于会议作出的决定，他都很赞成。
曾一度被李德免去总参谋长职务的刘伯承起身感慨万千地说：“五次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再重复了。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帽子吓死人啊。”
刘伯承还指出李德、博古在军事上所犯错误的事实，他说：“在建军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的‘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导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军事的发言。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遵义会议开始后才赶到会场。毛泽东当天下午接见了他，向他介绍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的报告。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李卓然发了言，用实际事例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对红五军团作战带来的恶劣影响。
关于林彪在遵义会议中持何态度，历史上没有记载。据聂荣臻回忆，林彪没有发什么言。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里说：“可是其他有些人都记得林彪在会上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职务的建议。据说，在湘江战役和第一军团遭受损失之后，林彪就开始公开批评这两个人了。临到开会，他讲了很多意见，对他们表示了很大的敌意。”
将帅们处于指挥作战的第一线，对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危害更有切肤之感，所以个个发言踊跃、言辞激烈、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整个会议出现一片声讨“左”倾冒险主义，要求结束李德、博古对红军的瞎指挥的场面。
第三章 历史转折李、博一落千丈，凯丰打抱不平
出席遵义会议的正式代表中，只有博古和凯丰反对毛泽东的讲话，不同意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29岁的凯丰表现得最为狂妄，他当面挖苦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抬起头看了看口出狂言的凯丰，不客气地反问：“请问凯丰同志，你可知《孙子兵法》究竟有几章？”
凯丰答不出来，露出十分尴尬而又不服输的神态。
一直做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四中全会后，“左”倾冒险主义使工人运动流产，白区党组织几乎完全瘫痪，并要求中央对五中全会后，白区和苏区党的路线作出全面的检讨。
刘少奇过去在白区工作时，因坚持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曾屡次遭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打击。1931年秋，他担任中央职工部部长后，接连发表了《关于工运的意见》、《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等文，尤其在领导上海沪西纱厂工人罢工斗争中，反对“左”倾领导者要求工人搞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左”的脱离群众的主张，坚持工人斗争从实际出发，首先帮助当时工人解决生活困难的正确方针，结果被王明“左”倾领导者撤销了中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因此，他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是有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的。
但是博古、凯丰不承认中央在白区工作等方面也犯了严重错误，认为四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不能因为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而否定党的整个路线。
会议引起了争论。博古和凯丰激动地进行了反批评。刘少奇正要据理反驳他们，被毛泽东拦住了。毛泽东认为当前首先要解决的是军事路线问题，这是关系到正在进行的长征成败、党和红军命运和前途的问题，切不能因为政治问题的争论而影响军事路线的解决。所以他提出先检讨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不讨论。这是毛泽东推动遵义会议顺利进行的一个正确策略。后来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承认博古政治路线，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周恩来后来也指出：“毛泽东提出‘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毛泽东这样做，将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会上，虽然没能就“左”倾领导者政治方面的错误展开讨论，但这个问题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大家认识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在瓦窑堡会议上顺利地得到解决。后来毛泽东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在遵义会议上，他（刘少奇）表现还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宝贵的。
尽管毛泽东很注意把握斗争的分寸，但会后，凯丰仍顽固地坚持错误立场，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回到地方工作部，他还气呼呼地对李维汉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鉴于凯丰的错误态度，在会后撤销了他的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不久，到了云南扎西，由于他承认了错误，转变了态度，又及时地恢复了他的这一职务。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新的党中央领导人一改过去对犯错误同志“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极端做法，使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纷纷回到正确路线一边。
两天来同志们的批评使博古十分震惊，他从没想到自己的错误这么严重，招致这么多人的激烈反对。他是感到自己难以胜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了，但是在一片批评和谴责声中下台，他又感到十分痛苦。在当时异口同声、众炮齐发的情况下，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他表现出了良好的民主作风，没有滥用职权压制提意见的人，而是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表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胸怀和组织纪律性，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会后，博古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自己的住处，进门后有气无力地坐在桌边的靠背椅子，心情十分压抑。会上那一幕幕的情景，又像放电影一样在他脑海中闪过……这么多的批评、指责，难道自己过去的一切都错了吗？打了几个败仗就什么都不行了吗？世界上哪有常胜不败的将军？博古这时心情十分复杂，他似乎要为自己辩解。他认为自己历来组织观念是最强的，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候起，就是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既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必须听从它的指导，难道有谁能够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另搞一套吗？想到自己日以继夜、呕心沥血地工作，竟换来这样一个结果，他感到委屈，也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为排解心中的烦闷，他顺手撕了张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委员会”字样的信笺，随手写下了几行似诗非诗的话：
我是多伤惨，
光阴犹如胆，
何日胆光转，
红军出青天。
这一夜他怎么也睡不安宁，痛苦、沮丧、愤慨、委屈交织在一起，折磨着他。
不过，虽然直到遵义会议结束博古思想一直不通，但他表示愿意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地进行合作，愿意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遵义会议后，他也顺从地交出“总负责”的大印，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委员。自1935年2月7日起，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在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阴谋的斗争中，博古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被张国焘列为打倒对象。1936年他同周恩来、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参加西安事变谈判，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1941年起，他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工作，正确生动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1946年2月，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参加重庆谈判；4月8日在从重庆飞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博古在延安整风时，对自己在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的错误，有了比较全面彻底的认识。到了党的七大时，他作了一个系统解剖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发言，对这条路线的产生、发展和破产的各个阶段作了认真的回顾；对这条路线在各个方面造成的严重危害作了深刻的剖析；对自己在推行这条路线过程中应负的主要责任及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