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街墨巷 作者:卢岚-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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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顿是谁？
拿破仑的头像、半身像、全身像、象征拿破仑帝国的雄鹰、拿破仑军队的军旗、翘起两撇胡子的高卢兵等，全不减当年的霸道，把平原上所有礼品店都占领了。就连一些瓷器碟子、火柴盒、锁匙扣、胸针，都印着那个战败英雄的头像。他毫不妥协地成了平原上的聚焦镜，吸引了所有游客的注意。而威灵顿呢，除了一间重建的教堂，里面孤零零地放着由他的家族赠出的一尊半身白色大理石像以外，在所有铺子和博物馆中，再也找不出一尊他的塑像来了。在这个古战场上，胜者不为王，败者不为寇。
为了嘉奖威灵顿打败拿破仑，当年的荷兰皇帝，曾经把边境上一千公顷森林封赠给他，并规定可以世代相传。如今他的后裔就在领地上接待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共商如何在滑铁卢恢复历史真面目，把战功和光荣重归威灵顿，重归大英帝国。
但看来这项任务并不比英国人当年打败拿破仑来得更轻松。拿破仑这个矮子巨人，经历了史诗式的英雄岁月后，却进入了谜一般的死后人生，都说：“拿破仑生前未能取得天下，死后天下属于他。”滑铁卢之战从悲剧角度完成了他的形象，这反而成了他进入永恒的神庙的条件。拿破仑、拿破仑法典这些字眼，已经变成强的音符，是任何声音都掩盖不了的。他逝世二百年来，他主持起草的法典，依然是有效治理法国的依据，每个月都有一部以上关于他的书籍出版，他的威名家喻户晓，这点你英国佬又有什么本事去改变？
当然，造成滑铁卢战场胜败颠倒的印象，还有其他因素。当年打败拿破仑的联军中，除了英国以外，还有比利时、普鲁士、荷兰等。当初共赴战场，胜利这块大饼当然不能由英国佬独吃，像比利时人所说，“战功应该归于每一个盟国成员”。如果滑铁卢到处竖立着威灵顿的塑像，处处突出英国人，那么比利时人、奥地利人、德国人、荷兰人，都摆到什么地方去了？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处都一样。何况内部的高下之争，比起对外往往更为激烈。
为重整滑铁卢的局面，英国人和威灵顿的子孙，或者可以和其他盟国成员坐到一块，吵吵嚷嚷论功再排一次队。但这一带地方亲法国的人很多，尤其是比利时人，管他盟国不盟国，他们当中不少人的祖先，当年就曾经私下与拿破仑并肩作战。今天他们正好是平原上的“地头蛇”，他们要按自己的意思办事，老在那儿出奇谋耍花招，硬是要突出拿破仑的形象，你女皇陛下，你们英国人，又能够有什么办法对付呢？
印第安人，与命运共舞
印第安族是一个花花绿绿的民族，对颜色有一种特殊的狂热。大红、大绿、大紫、橙黄，少许蓝色与白色。各种颜色交叉、缠绕、奔流、迸发、喷射，相辅相成又互相排斥。仿如要用烟花般灿烂的色调来照亮自己的前程，也照亮别人的前程。然而，印第安人只是一种命运。这是笔者旅行美洲的众多印象之一。
色彩斑阑的印第安民族卢岚摄
自称已经有了三千年文化的印第安人，直到1607年英国三艘满载着殖民者的船，在北美杰沙比克湾登陆时候，这个种族的众多部落生活在洛矶山的崇山峻岭中，在中美洲的原始森林和热带雨林中，在南美的亚马逊河流域中。这些地方是他们的伊甸乐园。在这个乐园里，神灵可以通过树木、河流、岩石显灵；打雷、闪电、鹰的飞翔，是祖先的启示；神灵可以在天上，
神灵也可以在地下，它们是花蕾、蝴蝶、斑鹿或一块石头。他们的梦做得很深，从脚下的土地一直到天宇的最深处。
但是，从汪洋巨浪中到来的殖民者，眼睛看到的当然不是他们的梦，而是他们脖子上戴着的金光闪闪的金片项链，是铜制的烟筒，还有他们的生活环境。在那里，野花遍地，草莓大如李子，山鸡处处营窠产卵，斑鹿、野牛成群结队徜徉于绿原中，候鸽群在天空上遮天蔽日地飞过，5月下种的玉蜀黍7月就可以收成了。沿海地区还有硕大肥美的鲜鱼、鲜蚝。后来还发现煤、铜、铁、石油的藏量极为丰富。这样一个地方，又怎教那些经历了九死一生才抵岸的英国人忍心离别？不，他们绝不忍心，且毅然决然作出决定：不走了，就在那片地方成家立业，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他们披荆斩棘，与毒蛇猛兽搏斗，忍受严寒酷热，给热病、痢疾、水肿夺去生命，却充满豪情与憧憬，一心要创造一个雄伟的开天辟地的故事。但那时候，印第安人来了，他们不肯让出土地。像凶猛的野兽，口衔弓箭，手拿长矛标枪，漫山遍野爬行着来袭击。一场争夺土地的你死我活的战斗开始了。印第安人好斗凶残，诡计多端，但文明到底只达到石器时代，又怎可以跟已经拥有殖民的舰队，发明了望远镜的白人相劲敌？每一次冲突，尽管最初时候白人死伤惨重，后来总是印第安人败北，缴械投降。却不曾缴出他们的宗教、语言、传统、各种神秘的仪式。但无论如何，有着古老传统和多种风俗习惯的印第安人的命运，从此翻过了一页，而殖民者也从此背负上种族灭绝的罪名。
在殖民者的眼里，将一个蛮荒地带改造成一个具有社会文明的自由共和国，是一件天公地道的事；将走向文明路上的障碍物搬去，也是一件天公地道的事。于是，来自于古老传统和大自然的理性，与追求现代文明的狂热和发财的冲动，就有一场仗要打。战斗的结果是理性被狂热压服。殖民者胜利了。他们以自己的梦想来改造世界，一个新的繁荣局面出来了，他们都发了财。发了财后想到立品，提倡自由、人权，以道德和人权的卫道者自居。再回过头去看那些奄奄一息的，被驱逐出他们的土地的印第安人，难免不从内心感到一种原罪，一种将自己的狂热，强加到那些拒绝让出土地的印第安人头上的那种原罪。在世人眼里，这就是美洲的原罪。
是否出于一种赎罪心理，我们且不管，眼下的事实是，美洲国家对印第安人都特别优待，尤其美国和加拿大，索性由国家出资将他们养起来了。他们拥有自己的领土，由国家划成保护区。在保护区里他们实行自治，按照自己的风俗习惯办事，不受现行的国家法律管束。非印第安人是不能在保护区里拥有土地的。他们有自己的学校，传授印第安语和传统的风俗习惯，有自己的宗教仪式，有自己的救赎灵魂的方法。一切应有的文明态度和措施都有了。这既是亡羊补牢，也是一个文明强国的必然穿戴，又有谁能够非议？又比如，拥有三十万印第安人的加拿大，其中生活在大北世界中的伊奴意（Inuit）族要求自治，经过十五年商谈后，渥太华议会于1993年通过创立尼那维（Nunavut）自治区。一个拥有自己首府的自治区，于1999年4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这个区域的面积达二十一万九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七千，分布在十四个村庄里，首都人口两百。他们要求自治，目的是不让外族同化。但他们吃汉堡包、饮可口可乐、穿牛仔裤；室内有电视机、电话、收音机、电脑、网络。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原来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逐渐蜕变。在这个孤独的世界中，他们酗酒、吸毒、强奸、乱伦、谋杀，自杀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地方。
用心良好是一回事，所产生的后果却是另一回事。就像雪天路滑，车子经常驶出路面。有多少优待，就产生多少弊端。人既然由国家养起来，一切万事皆吉，求生的原动力也就消失了。他们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躺到长椅上晒太阳、喝酒、吸毒。仿如毒品、酒精就是他们的前途，他们的命运。人口也逐渐减少了。以哥斯达黎加为例，十六世纪哥伦布到达那里的时候，各种部落的印第安人，据粗略估计总数大约是三万至六万，但现在的统计数字是，纯种的印第安人只有五千上下。政府尽管采取措施，保护那些濒于灭绝的部落，但由于那些地方发现矿藏，在发财的前提下，再好的措施也付诸流水。保护区不受法律管制，他们就大可以与外边的人串通，在里面开赌场，有了赌场，各种罪恶还怕滋生不起来？保护区反而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文明作用到印第安人身上，依旧将他们推上颓丧、沦落、灭绝的道路。他们最初被野蛮被偏激诅咒，后来又被理性被文明诅咒，印第安人又怎可能不是一种命运！
长久以来，这个民族是沉默的，他们不曾发出过任何声音。头戴羽毛，涂成大花脸，骑在马背上吼叫狂奔的形象，只在西部影片中出现，那是白人眼中的印第安人。从前，那些描写印第安人的作品，都被出版商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印第安人不使人感兴趣。何况，那个种族的人你必须提防，西部殖民者就知道他们有多狡猾、凶残、难缠。就连他们在银幕上的形象，不也已经消失很久了么？
但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涌现了一批印第安人作家，长久以来沉默的印第安人说话了。形势强于人，这股潮流使出版家不能无动于衷，且越来越重视。但凡瞥见作品中出现一根羽毛，马上从口袋里掏出钞票来。美洲人看着从沉默中走出来的年轻一代，有点惊诧了，印第安人要重掌自己的命运了么？这些年轻作家，讲的是关于沉默的土地，沙漠里的风，飞翔的鹰，无声的植物的故事；也谈到离开了土地的印第安人，比谁都更明白根的重要。他们各人以自己的方式来歌唱草场、湖泊、河流，满布野牛的山林绿野；他们歌唱泥土，歌唱风，歌唱行雷闪电，也歌唱阳光。“我将自己看成是沙漠的一部分，我将它看成是自己的母亲”。他们有意跟过去衔接，有意捡回神秘的过去的一些碎片，沿着某些痕迹回溯逝去的生活图景，去抚摸记忆的创伤，为他们的种族被屠杀，被否定的命运作证。这种特殊的命运，成为他们心中的一团火，不断地在里面燃烧。
然而，一个写作的印第安人还是真正的印第安人么？他们自以为从迷失中找回了自己，寻回了自己的身份，到头来只是一种怀旧，一个拥有电视、电话、网络的文明人对一个消失了的世界的乡愁。拿起笔来的印第安人，实际已经被文明改造了，驯服了。有个别作家在政府部门任职，因利乘便写起侦探小说，涉及到许多犯罪情节。因此，他们经历过迷失后所寻回的身份，是一种蜕变了的身份。他们不再像祖先，上山采摘野菜野果的时候，将自制的烟草撒到地上，以回报神灵；不再为一棵树，一朵花，一根草祈祷。还有多少人会将子孙带到原野上，对他们说：“看看你的周围，向四个方向尽可能往远处看，你的周围都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脚下站着的土地是神圣的，你看看它，让它进入到你的身体里。”还有多少人告诉他们的子孙说，不是土地属于人，而是人属于土地。生命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的，所有生命都来自于同一的原动力，就是产生星球的那种原动力。他们也逐渐忘记祖上的教导：人的生命不比一棵植物或动物更重要，是三者使世界平衡的；女人们再不会跑到野外去，双手抓紧一根插在地上的白杨树棒，将孩子养到一块兽皮上；他们不会跳太阳舞，将自己的一块肉奉献给它。他们很多人出生于大城市，如芝加哥、蒙特利尔，在现代社会文明中成长。他们穿西装、打领带，甚至作西部牛仔的打扮。使自己“重新变成印第安人”的方法只是，不时回到祖先生活过的山谷，凭吊一下曾经有过祖父一间小茅屋的土地；从父执辈那里学会一点尊重大自然，不忍践踏一棵草，破坏一棵树；或者将一辆摩托车看作神灵。这已是他们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有些人骄傲于自己重新变成印第安人，但也有不少人与美国人、欧洲人通婚。有些父母将孩子放到寄宿学校，一心让他们从小进入现代社会生活，尽量忘记过去。也有人将孩子送到教会学校读书，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久而久之，他们相信其他宗教跟他们原来的信仰相去不远。不知不觉中，一种价值观被另一种代替了。他们过去嘲笑白人与自然界之间筑起一堵墙，现在他们也筑起墙来了。不再嘲笑白人只会看，不会听；不是不聪明，而是缺少智慧了。他们也逐渐忘记跟动、植物，跟无声的土地对话了，不再安于贫穷但幸福的日子了，不再相信传统可以给他们力量，也可以证实他们的身份了；不再相信“圣舞”可以使他们跟土地、风、花、水、雪和野兽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