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街墨巷 作者:卢岚-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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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外在力量，一切来自于地球内部。沉落有多么容易，一步就到了深渊！柏拉图为什么要让一个美好强盛的世界沉没？其中有怎样的哲学道理？然而，当我们遗憾大西洋城没有更长久地存在时，也发现它已成为一个永远的传奇，前面有的是永恒。它在空中的回音，在人们想像中的存在，在文人笔头中的存在，将要比它真实存在的时间还要长久。
注1：指直布罗陀海峡
注2：Thrrhenian 即意大利西部海域
乔治桑的超时代魅力
都说，不管雾有多浓多重，只要太阳一出，就会云烟尽散。但那天在安德区，8月天的一轮酷日底下，午后一时，依然雾锁山川。田野、山冈、牧场、无主无次地散落其中的树丛，皆融和在厚重的蓝雾之中。这种奇景真不是随处可见，可是乔治桑的《魔沼》气氛？忽然，一个大木牌出现在前方，上头写着：“乔治桑的故乡安德”（Le
pays de George Sand
Indre），女作家的巨大头像落在木牌的左方。急刹车，向右扭转方向盘，在公路边停下，打开车门出来。一阵浸透着金雀枝、山楂树和向日葵的气味迎面袭来。没有声音，只
乔治桑故乡安德区卢岚摄
有几个音符浮在空中，那是骨顶鸟、塍鹬雀的鸣叫。你向木牌走去，就是向安德区的门槛跨去。在这个地方，竖上这么样一个牌，难得安德区居民对乔治桑这份心思。进入维克村一间小饭馆午餐，发现座位上方挂着乔治桑的故乡诺昂村的风景画，下边写着她的语录：
我永远爱这个家乡，它的大自然，它的静寂。
对面壁炉上方，挂着她的巨型头像，肖邦像则并排挂在不远地方。这对情人被大家接受了，像一对合法夫妻那样被配成对儿，看我们的时代有多解放。你在安德区随便转悠，类似情况比比皆是。乔治桑逝世后一百多年，依然是该区的当家花旦，还给这个区赚了个便宜女婿呢。
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坛，文学巨匠风云际会。且不说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你随便找一位名作家，如大仲马、儒勒·凡尔纳等，都可以支撑一个时代的文学局面。他们各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占领一角天空，在上头尽管发出自己的光，或强或弱，或明或暗，或持久或瞬息，满天闪烁得难止难收，果然是一场思想、智慧、哲学的大竞技。不过，这场活神话的属性是阳性的，粉墨登场，做做唱唱的，都是些西装革履蝴蝶领结的男士。女人呢，任你出身寒门或富豪世家，只要一出嫁，马上变成带到夫家的嫁妆当中的一件活宝。丈夫对妻子的管束权力，一如对她带来的财产的绝对管理权，遑论其他。女人，只能满足于从她们烧菜做饭的厨房里，为那些男人发出一点喝彩声。
然而，在这样的阳刚世界里，历史为法国文坛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1832年，一部名叫《印第安娜》的小说出来了。第一版虽然只印了750册，却使评论界眼睛一亮。当年5月31日的《费加罗报》评论：“一个现代爱情故事，一个真正的女人心的故事。”作者署名George
Sand ，一个古怪的名字，是谁？问题是个Sand 字，这个姓氏前所未见。不过，谁也没有猜想这是个女性，但凡有“德行”的女人，不会这样拋头露面的。
原来这个乔治桑，也有意将自己当成男人。她出现在巴黎的时候，身穿男装背心、外衣、长裤，打一条宽阔的羊毛领带，头戴灰色男帽，手拿拐杖。她也抽烟、吸烟斗。福楼拜干脆把她当成男人，戏称：“我要认识她，正如我已经认识了她那样，以便了解在这个大男人身上所具有的女性。”她第一次听肖邦弹钢琴，边听边抽烟，使肖邦惊愕不已。巴尔扎克到诺昂去拜访她，两人在壁炉前闲聊，她也是一边聊天一边抽烟。1838年，巴尔扎克写信给韩斯卡夫人说：“这是个男人，尤其是她想做一个男人，摒弃女人的角色。”
说乔治桑摒弃女人的角色，不完全中肯。正因为她的女人角色演得太入戏，将周围的男性尽管变成她的情人，才招致社会上的谣诼纷纭。她曾经结婚，婚后有情人，跟情人一起住在丈夫隔壁房间里。后来为独立，为自由，为她本人应有的权利，在二十六岁年纪上头离婚。而在那个年代，离婚是禁止的。她那个Sand字，是从他的情人Sandeau
而来。成了作家之后，从缪塞开始，直到肖邦、李斯特、梅里美……情人一大串，根据统计，大约在二十个上下，几乎将同时代的著名文化人一网打尽。最近为她写传记的布沙尔杜（H。Bouchardeau）认为，乔治桑热情如火，但开始时候情多于性，性是后来的事。她总是细心照顾她周围的男人，尤其体弱的肖邦。在她的诺昂故居里，设有肖邦的工作室、睡房，有为李斯特准备的钢琴。德拉克瓦洛数度造访诺昂，他为她儿子画的肖像，就跟手稿、绘画、漫画、照片、初版作品等，大约一百五十件文献陈列在一起。先后到访的著名文化人当中，包括巴尔扎克、小仲马、屠格涅夫、画家卢梭等在内，总共二十八个。
然而，在那个时代的人眼里，所谓才华、灵魂、艺术、艺术生命，只合男人拥有，乔治桑成为作家，已经不是好女人；何况“所有人都见识过她的‘屁股’”；又何况，她是十九世纪女权运动的中心人物。她要求妇女的自由平等，要求家庭范围中妇女的合法地位。她要思想、写作、言论、生活、工作的自由，要经济独立，指出问题不在于两性的差别，而在于妇女所处身的状况。这点我们可以从乔治桑本身的处境来理解。比如，诺昂古堡原是她祖母遗给她的产业，但按照当时法律，结婚后就成了她丈夫的物业。而这位丈夫的资质又那么平庸，当乔治桑高声朗读古典作品时，他竟蹲在火边打瞌睡。两人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和兴趣，是一场不对等的婚姻。她从自身经验得出妇女有必要争取离婚、受教育和性平等的权利，是可以想像的。乔治桑现象所引起的震动，冲击着整个欧洲，一直波及到美国。后来的西蒙·德·波伏娃，只能算是她的师妹。她反对女性进入法兰西学院，理由是：“法兰西学院是一无用处的伟大，从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开始，就像一盏即将熄灭的灯。”雨果对她十分尊重：
在这个以完成法国革命，并开始人类革命为天数的世纪，性的平等是人类平等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女人是需要的。
不过，并非所有文人都有这种雅量，什么“哗众取宠”、“女鬼”、“公厕”等污言秽语纷纷拋向那个女人。而那个女人，有着很高的写作天分，工作十分勤恳。她家宾客如云，客人来到，总是先让他们自己去活动，她继续写作，到工作完毕才出来见客。她落笔轻易快捷，缪塞说：
我工作了一整天，到晚上才写了十行诗，喝了一瓶酒；她喝了一公升牛奶，写了半部书。
乔治桑一生写了二十四部小说，几大部头戏剧，文学评论，政治评论，大量的通讯集。龚古尔兄弟对乔治桑的工作能力表示钦佩，却不掩饰他们习惯性的对女性的鄙视：“天才应该属于雄性，斯达叶尔夫人和桑夫人的解剖是奇怪的，她们的结构有点雌雄同体。”对《魔沼》的评价是：“假天才，天才的作假，女人都是些假天才。”福楼拜有一天问她：“你对女人的看法怎样？啊，你是第三性么？”诗人拉马丁说她“在天才的混战中丢失了她的性别”。
然而乔治桑这个长脸大眼，鼻子又高又长，脸庞俊秀而不娇媚的女人，可是个又勇敢胆子又大的女作家。她顶住一切风浪，以意志和魅力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化腐朽为神奇，使那些攻击她的男士，最后变成她的朋友，比如龚古尔兄弟。她要在男性的神庙中占一席位，真是谈何容易。然而她的创作天分，不但使她占得应有的一席，且给文坛开创了新视野。逝世一百多年以来，名声依然响亮，被誉为田园作家。她擅长描写生活在田园中的人的故事，他们的爱情，周围的大自然。作为女作家，她介入社会生活，主张共和，反对公社的暴力，尤其关心妇女，描写她们的生活、婚姻、幸福或者不幸。她的爱情故事，均带着理想主义色彩，不单是男欢女爱，且提到更高层次：向时代叩问。
要说魅力，乔治桑的魅力在于她的超时代。作为女人，作为女作家的超时代。法兰西学院院士戴高（Alain
Decaux）认为：“女权主义始于乔治桑。”她一早红杏出墙，最后从一场不如意的婚姻中挣扎出来。进入文学世界的同时，也一头栽倒在性自由当中。龚古尔兄弟尤其觉得可怕的是，“她以一种冷血的姿态来描写她的情人们，而他们几乎都跟她上过床。”1833年出版的《雷利亚》，堆积了所有的污浊：颓墙败瓦，暴雨狂风，被欲念折磨的教士，被悔恨齿噬的妓女。作者还透露，这是她个人的经验。德·费依德（Capo
de
Feuillide）劝告读者：“你打开《雷利亚》的时候，最好将自己关在书房，以免让污秽流到外边。”这部著作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部反潮流的作品，一如法国眼下的德邦特现象，中国的卫慧现象。这些闯禁区的女作家，有她们的继往开来，一脉相承。性是人的最隐私，藏在人的最深处。没有性就没有生活。性可以使人变成魔鬼。细数那些大作家、名作家们，不论男女，又有多少人不疯狂，不乐于跟魔鬼打交道？女作家闯性禁区，早已不单只是我们的时代。当中国人被卫慧现象弄得一脸通红一额汗的时候，且看看乔治桑的一番表白，这是她给文学评论家圣·伯夫的一封信中写的：
活着，真令人陶醉！爱，被爱！这是幸福！这是一片天！噢，毫无疑问，过艺术家的生活，我们的座右铭是自由！
自由的生活，自由的选择，自由的表达，这是乔治桑所渴望的，也是所有艺术家所渴望的。但是，写性爱是求名的快捷方式，最容易一炮而红。作家的声音，像在真空中的呼叫，一旦涉及性爱，就像站在回音壁前，回声从四面八方来。大家对这种现象的煞有介事，反而成了一片滋生的土壤。这点作家本人明白，也是需要天下人明白的。
巴尔扎克在萨塞
为寻找巴尔扎克博物馆，我们在图雷纳区迷了路，入夜后才找到勒蒙尼耶古堡投宿。经过一夜庸人自扰的古堡惊魂，次日晨早睡眼惺忪下楼，向堡主问路，她说我们要去的巴尔扎克博物馆，名称是“萨塞博物馆”，距离这里只有五公里，车子驶出大门向左转，几分钟路程就到了。迷路也像走进迷宫，当你以为出口很近的时候，它离你很远；以为很远的时候，原来就在你身边。
巴尔扎克出生于图尔城，距离萨塞只有二十三公里。图尔城的故居在1940年的战火中被彻底摧毁，没法重建。萨塞博物馆成了巴尔扎克四个博物馆中最重要的一个。难得的是，偌大天下，萨塞是他最喜欢的地方。
在萨塞，我自由幸福得像一个修士在他的修道院里。那里的天空多清明，橡树多美丽，静穆得无边无际……
萨塞古堡并不属于巴尔扎克。这座建于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四层建筑，是他母亲的情人德·马尔戈纳的物业。这位贵族爷儿爱屋及乌，在古堡里给情人的儿子开辟了一间长住的房间，窗户开向一望无际的树林，巴尔扎克称之为“静寂之谷”。1837年他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
我的房间向着一片森林，都是些两三百年的古树。安德河的风景可以一览无遗。还可以看到我称之为“古尔德钟”的小古堡。静穆得真奇妙。
从1813年直到1848年的三十五年当中，巴尔扎克经常到萨塞，大多不请自来。一旦德·马尔戈纳没有派马车去接他，为节省几个钱，他安步当车，从图尔城一直步行到萨塞。走路过程中，他足履大地，切切深入其境，观察了图雷纳区的平野开阔，绿树水边的迤逦人家，其中盛开着一千种花儿，有“七个山谷流着水和酒”。绿草如茵的谷地，斜坡上的葡萄园和牧场，零星地散布在绿树丛中，或滨水而筑的古堡华厦，塔尖直指蓝天的教堂，围成方阵的坐落在田畴间的庄园农舍……皆笼罩在一种冲不破的宁静当中。
他看到了故乡美丽，真实，使人动情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