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街墨巷 作者:卢岚-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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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我给你寄上一朵花，是昨天夕阳西下时分，我从夏多勃里昂的墓地采来的。海洋美丽，天空玫瑰色，空气温和，这是色彩缤纷的夏天一个傍晚，它是如此富丽堂皇，以致显得凄凉。一个又热烈又忧郁的傍晚，一如初恋。
墓地的花岗岩盖上，放着几朵已经脱水的红玫瑰，我这才想起不曾带“手信”来。随手在山坡上采了一把小黄菊献上。八月的和风在海面上吹过。彩云在天空飘浮。浪涛在山下拍打着岩石。海鸥在头顶上盘旋。几个游人在小岛上漫步。日头西斜了。潮水又涨了。通向陆地的石路开始被淹没。工作人员前来通知我们尽快离开，已经要涉水而过了。时间就这样过去。人生就这样过着。夏多勃里昂出生的房子在后边，他的墓地在眼前，生死两处地方距离很近，每时每刻打着照面。然而，从生到死这个距离之间，他马不停蹄地走路。作为冒险家，他到过美洲，跟移民一起打过仗，受过伤，成为他青年时代的一件大事；作为作家，他是浪漫派的始祖，开创了一个时代一个流派的风气，从《阿达拉》一直写到《墓畔回忆录》；作为政治人物，他多次成为驻外使节，直到官拜外交部长；他曾经跟拿破仑做过冤家，敢于指着他的鼻子骂，却有本事使拿破仑对他处处眷顾；他与一代美人雷加米耶夫人相恋数十年，最后死在她家里，死在她身边。生和死原来是人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在这两件大事之间，尽管做些事情。这就是夏多勃里昂的人生。不也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么？
骆驼背上的学者
如果你相信撒哈拉沙漠是一个空寂无人的世界，你就错了。你作为旅客到那里，也有机会看到骆驼队在地平线上缓缓而过，这是沙漠中的游牧民族在贩运货物，转移营地或者放牧。一个沙丘后面，也可能突然出现一个蓝人（爱穿蓝袍的柏柏尔人），一个游牧家庭的帐篷。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有七十年时间，还有一位学者经常在里面游荡。他有时步行，有时骑在单峰驼背上，在沙漠中纵向横向走着千里万里路程，为的是进行他的科学考察。这个人就是游牧学者莫诺（Théodore
Monod 1902—2000），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大学者，一个罕见的传奇人物。
从利比亚到埃及，一直伸展到尼罗河畔那片面积广阔的东方撒哈拉沙漠，从1923年开始，大半个世纪以来，沙漠上的贝都因人（Bédouin）、蓝人、图亚雷克人（Touareg），当他们进行放牧或走经沙漠时，会看见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他头戴鸭舌帽，架上一副墨镜，满脸髭须，脸庞晒成古铜色，一身一脸的尘封土熏，像一个沙漠圣人。他一手拿铁锤，一手拿鹤嘴锄，眼睛永远盯着地面，永远在寻找着什么。数十年下来，他们眼看着他胡子逐渐花白，身子越来越脆弱，背项也慢慢弯曲了，但依然精神矍铄，步履稳健。于是，他们相信这个人越是活下去，前面的日子越长，死亡离他越远，他将永远在撒哈拉待下去。
莫诺原来是一个鱼类和甲壳类动物专家。1922
年，他从学校毕业出来后，为写一篇关于甲壳类动物的论文，专程到毛里塔尼亚海岸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但就在毛里塔尼亚海岸上，他一下子遇上两个大洋：一个是大西洋，一个是沙漠之海。千秋万世只此一时，他对撒哈拉一见倾心，没有一分钟的犹疑，马上决定改变一生的航向。就在船只离岸返回法国的时候，他没有登船，而是登上“沙漠之舟”。他骑上一只单峰驼，跟一队摩尔人穿过毛里塔尼亚的沙漠，一直走到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卡，开始了第一次沙漠远征，给他的游牧学者生涯揭开了序幕。以后的七十年，他就不断在沙海中航行。
撒哈拉这片相当于非洲三分之一面积，接近九百万平方公里的沙海，曾经是一个有生命的地方。从沙漠中挖掘出来的化石证明，两亿或三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海洋；十五万年前，还是一片绿洲，地上森林密布，林中有犀牛、大象，水中有河马，这就是从前的撒哈拉历史。几年前，笔者游览摩洛哥境内的撒哈拉时，在一些露出地面的石块中，就可以看到各种海洋生物的化石。当地的蓝人，冬天做游客生意，酷热的夏季就去开采化石。开采的方法是挖一条隧道通向地底或石山。沙漠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开采，那里化石之多匪夷所思，不但旅游点的礼物店、小铺子，都充斥着化石制品，就连酒店接待处的巨型柜台，镶嵌洗脸盆、浴缸的石台，放厕所擦的匣子，都是用满是海洋生物化石的石块打成的，使你感到一种过分的奢侈，近乎暴殄天物。这样一个埋葬了所有海洋生物的巨坟，对一个研究鱼类和甲壳类的专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阿里巴巴宝藏。
都说沙漠是一个空空如也的世界，除了黄沙还是黄沙；都说沙漠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太阳是统治一切的暴君，酷烈的光线使人失去方向，将动植物的水分抽干。一旦黑夜来临，气温又可以降到零度以下。沙漠的冷酷，原是要将文明世界的人赶绝的。但它赶不走莫诺，因为莫诺有一颗好奇心。他说：“我纯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好奇者。我喜欢奥斯卡·王尔德这句话：‘我可以抗拒一切，除了诱惑。’对我来说，诱惑就是要认识，要在知识这座建筑物身上加上我的一块石头。”好奇心把撒哈拉这个空荡荡的世界，变成他寻求知识的天地。他以一个鱼类学者的身份进入沙漠，七十年后从里面出来，到2000年11月22日，以九十八岁的高龄在凡尔赛逝世，这位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法国自然科学馆鱼类实验室主任，已经是著名的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种学家，一个罕见的全能学者，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大学者。是撒哈拉把他变成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如果要问，为什么沙漠这样的大空世界，竟可以造就一个人。回答是，因为这个人热中于沙漠，付出了他的热忱和孜孜不倦。1925年，他到非洲喀麦隆，给喀麦隆河的水中动物作了全面统计；1927年，在苏丹，即现在的马里境内，和W。贝尔纳一起发现了“阿塞拉人”的人体骨殖化石，这种极少有的珍贵发现，可以回溯到人类的新石器时代，给考古学、人种学立下了一个里程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在毛里塔尼亚发现了1916年掉下来的一块陨石。进入非洲和沙漠以来，他的植物标本图的收集，达四千八百种。他的拉丁化的名字monodi，跟三十多种植物，三十多种昆虫，五十多种甲壳动物的名字连结起来，还未曾将无数的鱼类、甲壳类、被囊类、两栖类、多足类等动物计算在内。1940年，他在利比亚的Tibesti沙漠发现了一个植物的新品种，后来这个品种的植物就以他的拉丁化的名字，命名为Monodiella
Flexuosa。
沙漠远征的过程，就是他的科学考察的过程。这种远征，他进行过无数次，其中一次从瓦丹到阿鲁安，全程九百公里。两个水源之间的距离也是九百公里。他以步行或骑在单峰驼上，来走完这段极长的沙漠之路。他一路收集动植物标本，收集石块，作为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的研究。积数十年沙漠生活的经验，写下了十部有关海洋生物，非洲地区和撒哈拉的地质、地理、生物等学术著作。关于沙漠长征的故事也有几部，如：《利比亚沙漠》（Désert
libyque）、《天主的剑》（Le fer de Dieu）、《深海潜水》（Plongées
profondes）等。他在沙漠上东奔西跑，为的是扩大人类的知识面。“有些人认为，科学和植物学的世界已被全部认识，这是错误的，事实上不断有新品种发现。我们这些自然主义者，要做的就是寻找，再寻找。”他说。
他羡慕沙漠中的游牧民族，称他们为“最后的自由人”。他喜欢独自出发，去承受沙漠中严峻的考验：风沙、烈日、严寒以及最低限度的食水和粮食。一旦远征，就让偶然来引路。他说沙漠是教人谦逊的学校，课程是无边的静寂，使人走向内心世界。
只是，在二十世纪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无论哪一门科学，探索方法都十分现代化，使用的都是科学仪器。莫诺却以一个十八世纪手工业者的方式，以一个冒险家的精神来进行他的科学活动，难免使人好奇，只觉得他的传奇后面，可能隐藏着另一个秘密。他个性孤独，深沉，克制，喜欢宁静，渴望空阔的空间，沙漠成了他的心灵呼唤。一旦进入沙漠，就像进入了宗教，以对沙漠的热忱来点燃自己的灵魂。撒哈拉就这样成了他最理想的遁隐地方。“在撒哈拉的旅途中，碎石和骨殖的发现，总是使我陷入一种绝对当中。”绝对这个字眼使人心里一震。直到那时候，你仿如明白莫诺果然是一个绝对的追求者。绝对的贫乏，绝对的空间，绝对的孤独，绝对的静寂，绝对的人生。他祖上五代都是新教传教士，他的人生轨道，原来早已明白地摆着。但据他自己说，由于不善言辞，不善跟人打交道，才放弃教士生涯，选择沙漠作为他的天地。他戏称沙漠是他的教区，沙丘和石山是教堂。他的宗教本质使他反战，反暴力，反核武器，反狩猎，反虐畜，要求社会平等，为无证件的黑市移民和无居屋者呼吁。在他眼里，眼下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它充满暴力，谎言，不公道。他要逃避现实世界的干扰，一直逃到沙漠中去。进入沙漠实际是他的精神追求，是对绝对的追求。在他的著作《地与天》中，他说：“沙漠美丽，因为它干净而不撒谎。”沙漠既满足了他的精神世界，也造就了他的科研事业。
1994年10月，年届九十二岁高龄，他才最后一次从骆驼背上下来，结束了他的1993—1994年度最后一次沙漠远征，为他那有过七十一年历史的远征画上一个句号。到1997年，他以九十五岁的古稀之年，为再找一棵他所发现的那种植物，再次返回利比亚沙漠。因为当初那棵已经制成标本，研究工作又需要另一棵。他带着五十七年前那股热忱回到Tibesti
沙漠去，依然怀着强烈的探索欲望。原来他的生命之源，正好是他的好奇心和孜孜不倦。但经过半个世纪以后，沙漠的地理环境完全改变了，曾经存在过的一道水源亦已消失。那时候，莫诺已经严重失明，却像一个年轻人，兴奋得搓揉着双掌，向他的同伴讲述沙漠的故事。他手拿一根拐杖，在沙漠上长久地徘徊踯躅，眼睛依然盯着地面。他寻找的是什么？是那棵Monodiella
Flexuosa，他的人生的重要标记，还是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中国博物馆里的意识流
每次陪同朋友参观枫丹白露皇宫，如果时间充裕，总要看看里面的“中国博物馆”。中国是文明古国，所有国家都有理由收藏她的艺术品。但是，一个深藏在中华帝国深宫的景泰蓝麒麟，不一定有理由成为拿破仑三世的皇后的私藏物品，也不一定有理由藏在枫丹白露皇宫里。这个乾隆时代的虚构动物，嘴巴半张，双角下长鬃披垂，尾巴散开，一副恐吓状。它的天职是辟邪，给人带来好运。没有麒麟，中国人会丢失一个古老的梦。但曾几何时，它自身难保，让人放在布袋里，从东到西，去到另一国度，从一座皇宫去到另一座皇宫。
跟这个麒麟陈列在一起的玉器、景泰蓝、瓷器、木塑、壁画、盔甲等，即使你第一次看见，也觉得熟悉；即使混在万千艺术品中，你也会第一眼认出，因为是绝对的Made
in
China。尽管有的已改头换面，如景泰蓝卒塔婆和花瓶上，焊接上西洋烛台，有的改为吊灯。在这些古器面前，虽说心里平和，却很难不在历史的烟尘，战火的飞灰中意识流一下……
首先，它们将你带回到中华帝国的辉煌时代中去，因为每一件艺术品都是它闪出的星火。试想十七世纪中至十八世纪末的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开辟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广阔无边的中国统治着亚洲。在这一百五十年间，法国是路易十四皇朝，俄国是卡德琳一世女皇，英国是乔治三世，这些国家都处于上升状态，但在领土上和经济上，都无法与这个处于中原的帝国匹敌。圆明园的开辟，是国家经济政治稳定的反映，所收藏的珍品的丰富，可想而知。
康熙曾经赠给雍正一座别墅，地点在北京城外八公里。1723年雍正即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