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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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王》和《爸爸爸》“文化寻根派”作家群中，北京的阿城和湖南的韩少功是很有代表性的两位。他们的小说《棋王》2和《爸爸爸》3分别体现出了不同类型的文化寻根意识：前者以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认同而呈现出一种文化的人格魅力，后者则站在现代意识的角度，对民族文化形态表达了一种理性批判，探询了在这种文化形态下的生命本体意识。阿城原是一位画家，在1984年首次发表文学作品，处女作就是被誉为“寻根文学”扛鼎之作的中篇小说《棋王》。这部作品和阿城随后一气写下的《孩子王》、《树王》皆取材于他本人亲历的知青生活，但无论在主题意旨还是表现形式上都与通常的知青小说有很大不同。阿城无意去描绘一种悲剧性的历史遭遇和个人经验，也避免了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风格模式，他在日常化的平和叙说中，传达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认同。《棋王》的主要魅力来自于主人公王一生。这是一个在历史旋涡中具有独立生活方式和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他的整个人格中投射着久远的、富有无限生机的文化精神，这使他虽以一己的单薄存在，却显现出了无可比拟的顽强精神和文化魅力。小说中写王一生天性柔弱，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中，像他这种小人物好比狂风中的沙粒，要在不能自主的命运中获得意义和价值，唯一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内心，寻求自身精神的平衡和充实。小说从知青离城的送别写起，首先就以“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之句来映衬王一生独坐一旁的内心宁静，而后通过写他对于“吃”的高度重视，暗示了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在他那种处世不惊、怡然自得的性格刻画中，已经悄悄拉开了这个人物与时代规范下的知青形象的距离，成为知青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的艺术典型。小说最精彩的地方还在于对他痴迷于棋道的描绘。王一生从小竿迷恋下象棋，但把棋道与传统文化沟通，还是起因于一位神秘的拾垃圾的老头传授给他道家文化的精髓要义，这便是阴阳之气相游相交，“若对手盛，则以柔化之。可要在化的同时，造成克势。柔不是弱，是容，是收，是含。含而化之，让对手入你的势。这势要你造，需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即是道……”这里讲的都是下棋的要领，但同时也是讲万事万物的造化之道，王一生以生命的本能领悟了这些道理，把棋道和人格融为一体，此后他的人生变成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体现。他不囿于外物的控制，却能以“吸纳百川”的姿态，在无为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提升着自己的人生境界。小说中对王一生独特个性的描绘便集中在这个方面：他看似阴柔孱弱，其实是在无所作为中静静地积蓄了内在的力量，一旦需要他有所作为时，内力鹊起，阴极而阳复，他便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能量。这仍体现在他的棋艺上，最突出的表现是王一生在同九个高手之间的“车轮大战”中，把全部潜能都发挥出来，取得大胜，作品中对这一场赴的描绘是极动人的：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在这九局连环大战中，王一生的生命之光和盘托出，与茫茫宇宙气息相贯通，实现了人格力量的充分展示，也完成了传统文化精神在个体身上的再造和复活。阿城在塑造王一生这个人物形象、写出他的无为的人生态度与有为的创造力时，力图表现古代道家文化思想。贯穿在小说里的是有为与无为、阴柔和阳刚的相互转化，生命归于自然、得宇宙之大而获得无限自由的所谓“道理”，并进而把这种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人生联系起来，赋予其进取的现代意义。但作家没有直接讲述这些“道理”，而是将其隐没于饶有风趣的故事和生动的艺术描写里而不彰。这正是《棋王》作为“寻根文学”作品的独特的价值取向。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以一种富于想象力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通过描写在湘山鄂水之间一个原始部落的历史变迁，把祭祀打冤、迷信掌故、乡规土语揉合在一起，刻画出了一幅具有象征色彩的民俗画，其中隐喻着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小说体现出强烈的主体理性批判精神，对这种文化状态的各种劣根性内容给予深刻的揭露，《爸爸爸》里的文化批判精神特别体现在小说对于民族文化形态中理性迷失的可怕揭示。作家从现代意识的角度出发，在对鸡头寨的原始生存方式的审视中，发掘出其文化构成的巨大缺陷，这就是在其“文化之根”中缺少着理性的自觉，并且这一缺陷延伸至今天的生活现实。这个文化批判的主题是通过对“丙崽”这一形象的描绘完成的，丙崽是个只会嘟哝“爸爸爸”和“Ⅹ妈妈”这两句话的白痴小涪，他的存在无疑是象征了人类生存中的丑恶、顽固和浑浑噩噩的一面。但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厌恶的人物竟然得到了鸡头寨全体村民的顶礼膜拜，尊称其为“丙大爷”，成为指点迷津的神灵。在此，缺少正常理性的丙崽恰该也揭示出其他人的精神病态：理性迷失之后的愚昧与残忍。这也就难怪村人们为什么祭告神灵要杀人，且与鸡尾寨发生了你死我活的争战，做出种种从现代文明角度看来是毫无人性的事情。让人惊奇的是部落里经过一次生死劫难之后，独独丙崽不死，依然喊着“爸爸爸爸爸”，依然顽固地生存下去。丙崽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形象，显然还意味着传统与当代现实之间的某种联系，丙崽死不了，也就表明了那些古老文化的丑陋之处是难以根除掉的。除了文化批判的内容之外，《爸爸爸》还有一些非常引人入胜的地方。作家在小说中把笔触探向了生命的本体存在，探索着生命的起源、生存的艰难及生命存在的方式和意义。比如丙崽的那两句谶语般的口头禅，包括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这也正是他受到村民礼拜的原因所在；又如丙崽的母亲用“剪鞋样、剪酸菜、剪指甲”的剪刀去为人接生，剪出了山寨里的整整一代人，这无疑也是隐喻着生命延续的顽强和无理性；还有那个裁缝仲满，因为不满世风日下，深感愧对先人，便熬了毒药与村民一起面向东方而坐饮，祖先是从那里来的，他们也要回到那里去，这殉死的场赴显然与原始部落的某种风俗有关，但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却似乎含有个体生命和种族生命之间息息相通的神秘意味。这样的描写打破了小说情节所依赖的因果关系，出现了以意象为主体、以感应为联系环节的新的审美思维形态。由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这部小说的内涵不可能拘泥于具体时空中的意义，而能产生出种种神奇的联想：由具象到抽象、由经验到超验，在漫天浓雾、闭塞幽暗、山水禽兽皆有灵气的神秘氛围中，在丙崽和他娘、祠堂、仁宝和父亲仲满、谷神、姜凉与刑天等奇奇怪怪的人物背后，联想到久远的历史和今天之间的关系，将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与思考。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三节 来自民间的美好诗情：《商州初录》
贾平凹的《商州初录》4写于1983年。他在此前和此后的很多小说如《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天狗》、《小月前本》、《浮躁》等，都主要描写农村社会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描写随着改革开放而进入农村的商品意识和现代生活方式对古老民风民俗的冲击，以及所引起的价值观念的转变，他由此来探索人性在时代变革中的内涵，写出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各种生动气象。但贾平凹更为突出的创作特色，还在于他通过描绘秦汉文化环境中特有的生存方式和风土人情，展现出来自民间的美好人情，以一种清新、纯朴的笔调营造出了一个特别具有诗意美感的艺术世界。这种倾向在《商州初录》中表现得最为显明。这部作品由一段“引言”和十四个相对独立的短章组成，作者在引言中自述了写作的起因：随着现代文明的发达，“商州便愈是显得古老，落后，撵不上时代的步伐。但亦正如此，这块地方因此而保持了自己特有的神秘。今日世界，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以人的需要来进行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但这种人工化的发展往往使人又失去了单纯，清静，而这块地方便显出它的难得处了。”作者感慨于这种难得，感受到商州古老文化的存在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他的写作意图便在于对这种文化加以全面、深入的描述，努力展现出它的种种美好。与其他寻根派作家有些不同的是，由于商州还是他成长的故乡，贾平凹对于自己的“文化之根”怀有着特殊的亲近，这使得他在一种多情、诗化的描述中，自觉过滤掉了那些可能同时存在的愚昧、丑陋、恶的成分，更加突现出了商州文化中的风情和人情之美，那些民族文化的优秀内涵在他的情感表达中犹如一颗颗耀眼的珍珠，闪烁着无穷的魅力。《商州初录》首先展示出商州的自然之美，在贾平凹看来，自然之美无疑正是孕育着风情与人情之美的理想土壤。作品中深情地把商州称作是“这块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这里的树细而高长，向着天空拥挤，炊烟也被拉成一条直线，山的悬崖险峻处则树木皆怪、枝叶错综，白云忽聚忽散、幽幽冥冥，有水则如晶莹似玻璃，清澈见底，这美丽的自然风光如诗如画，这里的人文风情当然也更是温馨动人。作者同样深情地把商州人称作“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兄弟”，对来客他们都尽心相待，把好酒给你喝，把好菜给你吃，天冷路滑，他们扶你，背你，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宁叫人亏我，不叫我亏人”是这里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在淳朴民风的陶冶下，人人都有着一颗纯洁无邪的美好心灵。《商州初录》里的各种小故事几乎都是在表现这种人情的美，写出了商州民风的质朴、善良、大胆、真诚、正义和宽容。像《黑龙口》中，主人夫妇请客人和自己同床过夜，坦坦荡荡，并不感到不便或尴尬；《莽岭一条沟》里的老汉身怀接骨绝技，不知医好过多少病人，但在被迫替狼治病阁，却感到了自己的罪恶，便在内疚中跳崖自杀；《一对情人》中的姑娘为了爱情，勇敢地反抗贪财的父亲；《摸鱼捉鳖的人》中，那个丑陋的中年汉子每天都把求爱信装在玻璃瓶里，让河水带着它去寻找心上人，对纯真爱情的向往真诚而又执着；《小白菜》里的女演员虽然受到大家的不公对待，但当她得知造反派要去抓那些“走资派”时，便不惜委身于造反司令，换得一纸手令，赶去为“走资派”们通风报信；《桃冲》中摆渡老汉的儿子，并不因父亲曾受到别人嫉恨就反过来再嫉恨人家，结果过去的恩怨全都无影无踪……等等。这一个个善良可爱的人物，心灵中无不包容着民间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精神，而这来自民间世界的美好情愫，被作者有意地加以与现代社会人情日益淡漠、人心日益荒芜的对比，便愈加使人觉得弥足珍贵，也更加令人神往了。无可否认，贾平凹在《商州初录》里对商州文化的描述和赞颂含有着极大的理想色彩（包括作品结尾处所写的：“城里的好处在这里越来越多，这里的好处在城里却越来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