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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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眨绕涫桥┟竦闹势臃绺瘢刮颐强吹皆诟母锎蟪钡暮浜淞伊冶澈蟾倩骸⒏暇⒁哺┐蟮奈幕诤Ｖ�1981年底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问世，改革文学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创作剖示了改革进程的繁难与艰辛，透射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特别是思想、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变化。影响较大的有长篇小说《故土》（苏叔阳）、《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男人的风格》（张贤亮）、《新星》（柯云路）及中篇小说《老人仓》（矫健）、《鲁班的子孙》（王润滋）、《秋天的愤怒》（张炜）、《腊月。正月》（贾平凹）等。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就是着重表现了处于变革中的农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的变化，以农村知青高加林的视角作深层的探索和思考。高加林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事业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对爱情的选择，都可以从中看出商品经济观念和现代意识观念对传统农村文化生活的冲击，他的痛苦、迷茫和选择，给处于同样处境中的人们以启示。到1985年之后，作家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表现一部分人的改革热情或铁腕行动，改革精神也更多地成为普通劳动者的自觉要求，存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情态之中，这些作品在题材的开拓上，更趋于生活化和多视角，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写改革与人心世态、风俗习惯的变化，与前两个时期相比，描写改革已经很少那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是交织着多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更加强烈的悲剧性。其实从文学发展的整体来看，“改革文学”已无法涵盖许多新的现象，或者说，对社会改革敏感和表现已经融入作家们的一般人生观念和艺术想象之中，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则已经结束。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二节 呼唤理想的人民公仆：
《假如我是真的》六场拱剧《假如我是真的》1写作于1979年夏。当时，上海曾发生过一起骗子冒充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的事件，骗子归案后，其行径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并转化为社会上对干部阶层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的愤慨。剧作家沙叶新等便以这一事件为创作触发点，在艺术虚构和加工的基础上编出了这个剧本，并发表在《戏剧艺术》杂志上，同时进行多次内部排演，听取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内部上演”，即在有选择的观众中演出，不久就在全国的许多城市相继演出，同时又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如此直到1981年停演为止，在观众和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剧基本剧情是这样的。农场知青李小璋本可以按政策上调回城，但他的名额却被一些干部子弟挤占。李的女友已回城当工人，且已有孕，但他们的婚事却因李的不能回城而遭女方父母的反对。李在焦急无奈间偶尔在剧场门口听到话剧团赵团长、文化局孙局长和组织部钱处长的谈话，便冒充中纪委“张老”的儿子张小理，并很快取得了上述三位的信任。因钱处长之夫市委书记吴某与“张老”是老战友，“张小理”便住进了吴家。由于赵、钱、孙、吴都有求于这位张公子，故对他提出的要把“好友李小璋”从农场调回的事十分热心，在吴书记违反“暂停上调”的规定亲自批条后，农场郑场长向中纪委举报了此事，“张老”亲往调查，揭穿了李的骗局。李在法庭上说：我错就错在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都会是合法的。这是一个相当精彩的社会讽刺剧，剧作者巧妙地通过李小璋的行骗和被戳穿的过程，对干部中存在的特权现象予以无情的剖析和辛辣的嘲笑，体现了剧作者出色的喜剧才能。作家通过一系列的情节安排、戏剧手段和人物语言来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比如，一开始李小璋虽然有意行骗，却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甚至也没有立即想到要通过诈骗来达到从农场调回城里的目的，他起初只是为了骗得两张戏票。但一旦开始行动，他的骗局却会连连成功，而且看来简直是轻而易举，更多的不是精心谋划，只要顺水推舟就行了，关键是他已经掌握了特权阶层的弱点和他们的交往原则、交往语言，这不仅反映了现实社会存在的特权特行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尖锐地揭示了以权谋私、相互利用的党内腐败之风的危害性。作者还设计了一些精彩的细节增强讽刺和喜剧效果，一瓶由李小璋灌制的假茅台酒，在这个特权圈子里几经转辗，最后竟又回到了他的手中。这一细节的设计，既符合现实主义戏剧道具设置的经典规范，即一个道具应该贯彻剧情的始终，又赋予道具巧妙的象征意味，可以说这瓶假酒就是特权人群的交往规范、交往语言和交往实质的集中体现，其中浓缩了丰富的喜剧因素和讽刺意味。另外，剧本还让李小璋在骗局被揭穿后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的一句辩护辞“假如我是真的”，道出了那种社会特权现象的实质，它的“无可否认”更增加了剧本的讽刺效果。《假如我是真的》一剧，虽然是一出社会讽刺剧，它只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剧作者的用意显然不仅于此。剧本开头引用的一段话，很可以表明作者在此剧中的用意，它引自俄国讽刺剧作家果戈理在《剧院门前》的话：“难道正面的和反面的不能为同一个目的服务？难道喜剧和悲剧不能表达同样的崇高思想？难道剖析无耻之徒的心灵不有助于勾画仁人志士的形象？难道所有这一切违法乱纪、丑行秽迹不能告诉我们法律、职责和正义该是何物？”这段话表明，作者提供的这面现实社会的哈哈镜，不仅为了照出可笑和丑恶，还是为了反衬出崇高。在《假》剧中，作者显然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一类的人物，虽然其中的“张老”和郑场长是剧中仅有的两个“正剧人物”，但作者显然并未在他们身上赋予多少“崇高”因素。但如果把此剧和作者在不久后发表的《陈毅市长》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借剖析无耻之徒的心灵”以“勾画仁人志士的形象”的用意，他是要从英雄的缺失中呼唤英雄，在对一些陷身于特权和私利的干部形象的揭露和批判中，呼唤理想的人民公仆。与那些直接塑造理想的改革者形象的文学作品相比，作者的用意可谓别出心裁。在戏剧手法上，剧作者也进行了富于新意的尝试。作者巧妙地设计了“戏中戏”的开场，既把舞台和观众、剧情和现实作出乎意料的沟通，给人以形式上的新颖感，同时又与剧情巧妙地相吻合。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三节 小人物命运的悲喜剧：《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是专注于当代农民生活的一个作家。他在1979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后，又以陈奂生为主人公连续写了《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2、《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和《陈奂生出国》五篇小说，人称“陈奂生系列”，后被结集出版为《陈奂生上城出国记》。作者的用意是在历史发展的纵向上，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历程作系统剖析。作者积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和观察，对中国农民的性格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们善良而正直，无锋无芒，无所专长，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似乎无有足以称道者。他们是一些善于动手而不善于动口的人，勇于劳动而不善思索的人；他们老实得受了损失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了欺骗会无所察觉；他们甘于付出高额的代价换取极低的生活条件，能够忍受超人的苦难，去争得少有的欢乐；他们很少幻想，他们最善务实。他们活着，始终抱着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但是，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会出皇帝的。”（《且说陈奂生》）这种认识，体现了他描写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刻画农民性格时所特有的眼光，而刻画富于典型意义的中国农民形象，正是高晓声的一个重要特点。要说明陈奂生的性格，最好是把“陈奂生系列”作为一个整体。陈奂生是一个勤劳、憨实、质朴的农民，在《漏斗户主》中，他长期被饥饿所纠缠着，并不懒惰却无法摆脱困境，对现实失望却又并不放弃努力，到了《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这个形象获得了特殊的艺术生命。《陈奂生上城》发表于1980年，是这一“系列”中最为精彩的一篇。这里的陈奂生已不再为饥饿所累了，小说通过主人公上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及其微妙的心理变化，写出了背负历史重荷的农民，在跨入新时期变革门槛时的精神状态。尤其精彩的是在招待所的一幕，他在病中被路过的县委书记送来，第二天结帐时听了大吃一惊。对刚刚摆脱饥饿的他来说，五元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作者对陈奂生付出房钱前后的心理变化作了细致的开掘。在付出五元钱之前，陈奂生是那么自卑、纯朴，他发现自己住在那么好的房间里，感到了父母官的关怀，心里暖洋洋的，眼泪热辣辣的，盖着里外三层新的绸被子，不自觉地缩成一团，怕自己的脚弄脏了被子，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怕把地板弄脏，连沙发椅子也不敢坐，惟恐瘪下去起不来。而在付出五元钱之后，他心中完全相反的一些因素，一种破坏欲，一种损人不利己的心理便发作起来，他用脚踏沙发，不脱鞋就钻进被窝，并算计着要睡足时间。但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对人物心理作进一步的挖掘，写尽了这个农民的各个心理侧面。陈奂生的心理又从破坏欲的发泄转变成自我安慰：既然一夜就住了五元钱，那么索性就去买个新帽子戴戴，在五元钱的刺激下，他长期养成的俭节被轻易放弃了。但当他想到，如此那五元的住宿费还是无法向老婆交帐时，便只好用“精神胜利法”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认为由县书记送去花五元钱住一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荣耀，于是他“仅仅用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在通常只有一个层次的激发点上，作者发掘出了好几倍的心理内涵，充分的喜剧风格使陈奂生的形象达到了作者从未达到的高度。每一个层次的挖掘，都体现了规定人物，规定情景中的规定心理，都体现了现实主义典型塑造的独特性，但同时都是以其独特性展示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民所共有的心理倾向，即作为小农生产者性格心理的两个侧面的并存交错：善良与软弱、纯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追求生活的韧性和容易满足的浅薄、讲究实际和狭隘自私等等。陈奂生的精神，典型的表现了中国广大的农民阶层身上存在的复杂的精神现象。他的形象是一幅处于软弱地位的没有自主权的小生产者的画像，包容着丰富的内容，具有现实感和历史感，是历史传统和现实变革相交融的社会现象的文学典型。作者陈奂生既抱有同情，又对他的精神重荷予以善意的嘲讽，发出沉重的慨叹，这种对农民性格心理的辨证态度，颇具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传统。《陈奂生上城》体现了典型的高晓声式的叙事风格。他惯于运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以叙述为主，尤其擅长概括性叙述，很少采用直接呈现的方式，让人物直接说话和行动，作品的语言基本上都出自叙述人之口。其语言简练明快，幽默犀利，意蕴含蓄，富有情绪感和节奏感。所以，他虽然采用传统的讲故事的语气，但又不是讲故事，既不围绕一个具体的事件结构故事，也不组织矛盾冲突步步发展的戏剧情节，而是将人物几十年的普通生活压缩进某一个生活焦点上反映出来，通过人物心理深入开掘，揭示人物性格和作品的题蕴，这又很有点现代小说的味道，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小说叙述方式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四节 人生道路的选择与思考：《人生》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3在一个爱情故事的框架里，凝集了丰富的人生内容和社会生活变动的诸多信息。农村青年高加林高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大学，回到乡里当了一个民办教师。不久又被人挤回家里当了农民。在他心灰意冷之时，农村姑娘巧珍炽热的爱情使他振足起来。一个偶尔的机会，他又来到县城广播站工作，当他抵挡不住中学同学的城市姑娘黄亚萍的追求，断绝了与巧珍的爱情后不久，组织上查明他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进城的，于是取消了公职，重又打发他回到农村；这时，即将迁居南方城市的黄亚萍也与他分手，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