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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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包括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遭受打击的“七月派”诗人胡风、曾卓、绿原、牛汉、彭燕郊等，因艺术观念的分歧而被迫离开诗坛的“中国新诗派”诗人杜运y、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杭约赫、袁可嘉，以及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艾青、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等等。这些老诗人重返诗坛后，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对“五四”精神的自觉承续，一方面继续保持了原有的创作个性，另一方面他们以或激情或冷峻的方式，对几十年来的社会历史悲剧给予了深刻的批判，揭露出刻写在个人及民族精神上的巨大创伤。艾青的创作尤其在文坛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从1978年起重新发表诗歌，久被压抑的诗情澎湃高涨，在此后不到五年时间里，写下了上百首激情饱满的新作。如写于“天安门事件”公开平反后第二天的长诗《在浪尖上》，正面歌颂了“四。五运动”的英雄，又如哲理性的长诗《光的赞歌》以颂诗的宏大气魄写出了对任何形态的专制社会的诅咒，以及对文明和“为真理而斗争”的自由精神的歌颂，再如广为传诵的《鱼化石》，以隐喻的方式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心灵悲剧，诗中通过对鱼化石“失去了自由，/被埋进了灰尘”，“连叹息也没有，/鳞和鳍都完整，/却不能动弹”的状态描绘，生动地传达出一代有着自由思想和崇高信仰的受难者在被禁锢中的窒息感，使“鱼化石”这一形象成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灵创伤的象征。使“伤痕文学”得以命名的小说《伤痕》则代表了更为年轻的“知青”一代人的写作。“知青”是指文革中的下乡的知识青年，即文革时期大批中学生毕业后被直接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他们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经历了理想与信仰的失落，内心深处对整个时代存有着巨大的怀疑，而当文革结束以后，这种无法弥补的心灵“伤痕”，伴随着“已逝的青春”的感伤，给他们的创作笼上了一层阴郁和绝望的色调，同时也使他们磨练出了对于现实的异常敏感。除了卢新华的《伤痕》以外，这类小说还有郑义的《枫》、孔捷生的《在小赣那边》、阿蔷的《网》、曹冠龙的《锁》、《猫》、《火》三部曲等。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首先体现在对文革的批判及揭露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戕害上，在艺术上则都采用了能明确剖析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手法，如《伤痕》写少女王晓华受到文革思潮的蒙蔽，与被打倒的母亲决裂，最终才发现永远也无法再抹去被戳在心上的“伤痕”；又如《枫》真实再现了文革中血腥的武斗场面，但更为震撼人心的还在于其中通过卢丹枫、李红钢这对青年恋人由于派系不同而不得不置对方于死地的近于怪诞的悲剧，揭示出了时代本身的残忍的欺骗性。正是由这些富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批判精神的青年作家的创作，开拓了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的现实主义倾向，而在文革后文学最初的繁荣局面中，为数最多也反响最大的就是对社会问题不断深入开掘下去的、暴露文革和极左路线的罪恶性的“伤痕文学”。特别是在1979年又出现了一些更有针对性的作品，作家的阵容也不限于知青，如白桦、彭宁的电影剧本《苦恋》、王靖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李克威的电影剧本《女贼》、沙叶新等的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徐明旭的中篇小说《调动》等。其中《飞天》和《在社会的档案里》都十分大胆而尖锐地把批判锋芒指向了深藏于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尽管两部作品都有意把悲剧的背景设置在文革期间，但那种饱含在行文之中的激情与愤懑还是会很明显地促使人以批判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社会现实中的各种问题。《苦恋》则以诗意的笔法真实展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同样也对社会体制的弊病提出了泣血的追问。这些作品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过程中引起争论甚至批判是必然的，但它们显然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激活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干预现实的批判精神。当时的作家们胸中涌动着知识分子新生的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与自信，他们在揭露社会弊病的同时，把希望寄托于批判的社会效果，在这种希望之中正滋生着已经消失了近三十年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70年代末中国文学的另外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是“朦胧诗”的崛起5。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文革”期间知青诗人食指和“白洋淀诗派”的创作，当北岛、芒克等自办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7月共出九期6）创刊以后，这一具有全新的审美精神的诗歌倾向在诗坛上开始发生重大影响。但“朦胧诗”并不是一个具有一致性的诗歌群体，7后来通常所说的“朦胧”诗人包括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芒克、多多、梁小斌等，他们的作品确实较多地运用了隐喻和象征的手法，而这种诗艺上的探索与诗人怀疑和反抗的精神取向是合而为一的，其中真正孕育了中国诗歌的现代主义。而在文革后的时代背景下来看“朦胧诗”，可以发现它们在对现实的批判性上正应合了“伤痕文学”，充满了一种把个人与民族的使命紧紧相连的理想主义，并且有着明显的自主性的自我意识和探索精神。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北岛的《回答》，诗人以愤怒的情绪来反叛现实世界中的既定秩序：“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同时他以一种强烈的主体精神向世界发出挑战，诗行之中填满了激情的色彩，由此展露出来的精英意识无疑是达到了当时文学中最高昂的顶点。但是正如上文中所说的，文革后文学中政治权力与文学精神互为声援的局面只维持了很短暂的一个阶段。当“五四”新文学传统得到复苏、文学创作中渐渐滋生出了批判性的现实战斗精神和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时，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磨擦也就在所难免了。从1979年到1981年，“伤痕文学”和大量反映社会阴暗面的作品陆续引起广泛争鸣，“伤痕文学”随即终结，那种知识分子自发的现实批判激情也慢慢开始减退了。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二节 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随想录》
巴金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1978年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一百五十篇《怀念胡风》（陆续以每三十篇编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为《随想录》第一集、《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8，其间历时八年。写完这部全长四十二万字的散文巨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不仅意味着工作的艰辛，它还更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巴金写《随想录》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就是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个人的反省，正如他在后来所写的《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说的：“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釜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他在《随想录》中真实地记录了文革给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带来的身心摧残（如那几篇非常感人的著名篇章《怀念萧珊》、《怀念老舍同志》等），揭示出“文革”的恶性威力和影响并未随着它的结束而消失（如《“毒草病”》等），他以噩梦中与鬼怪搏斗的场赴不断向自己加以警醒，或者反复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文革”博物馆》），来为世人留下这一民族灾难的见证。事实上整整一部《随想录》也正可以看作是巴金用纸和笔建立的一座个人的“文革”博物馆。《随想录》的独特与深入之处，是其中对文革的反省从一开始就与巴金向内心追问的“忏悔意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革的受害者那样，简单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四人帮”，因而认为粉碎“四人帮”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巴金的反省则是包容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更大的忧虑。这一反省在《随想录》中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最初是在《一颗桃核的喜剧》中，巴金这样责问自己：“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接着，他又说起了令他一生都为之困扰的一件事，这就是他小时候在父亲的衙门里看到犯人挨了打还要向知县老爷谢恩的情景，这个儿时印象最早曾出现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中，此时它再次浮现出来，成为贯穿《随想录》全书的总体意象。在以下篇章里，巴金不断反省自己的文革经历与奴隶意识的联系，他发现在文革初期他也曾像奴隶似的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梦》中，他痛苦地喊出了这样的自谴：“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由这一痛苦的自白使《随想录》中的反省进一步深化下去，巴金以巨大的勇气来重新认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于是在《怀念非英兄》中又有了一次这样的自我发现：“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接下来的《怀念胡风》是他最后的也是最动感情的一篇随想，文中他详细剖析了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为了明哲保身而不惜任意上纲写表态文章时的痛苦心情，此时的忏悔之情给他造成的内心伤痛已经无以排解，而使他感到恶心、耻辱。很显然，巴金在这里所忏悔的，已不仅是奴隶意识。所谓奴隶意识还是以相信自己有罪为前提，把自救的希望寄托于救世主，本质上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但巴金对他在50年代的一些行为的反思，则是挖掘到一个更深的思想层次上了：即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他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牺牲正义和朋友，这就在事实上为专制主义作了帮凶，而在这行为的背后，他原是明白是非的，所以他的良心也要为此而受到煎熬，结果就在愈加绝望的生存环境和身心交困的巨大痛苦中，他最终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经奉作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这也正是他何以会在文革中变成精神奴隶的心理基础。这不禁令人想到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塑造的“觉新性格”：一种在环境的压力下主动放弃个性和自我意识的不断妥协的性格。这原本是巴金站在“五四”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立场上加以鞭挞的内容，他曾经是一个以“五四”精神为人生探索起点的现代知识分子，但经过了一场钙劫之后，才发现在自己身上也有着可怕的“觉新性格”，这是令他真正痛心疾首的事情。由此从《随想录》第七篇《“遵命文学”》中对自己在1965年参与批判柯灵的剧本《不夜城》的反省，到最后关于反胡风运动的忏悔，巴金艰难地完成了漫长的由浅及深的自我发现与清算。它的意义应该不仅在于巴金个人的反思，因为他所揭示的自己的心路历程，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般所经历过的文化心态。特别是在50年代以后，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悲剧的成因中，无疑是包含着他们逐步地在环境压力之下放弃了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和对“五四”精神传统的捍卫，这一放弃行为及随之而来的不断妥协、屈服于强势压力，最终在一代人的精神世界里打上了“觉新性格”的可耻的烙印。当巴金以割裂伤口的勇气揭示出这一切潜隐在个人和民族灾难之下的深在内容时，他其实也完成了对自己和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而《随想录》真正给人以力量和鼓舞的所在，便是它由作为知识分子的忏悔而重新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良知和责任，重新倡导了对“五四”精神的回归。比如巴金起初通过谈论创作自由的问题，反反复复地证明独立思想对于作家的重要性（如《“遵命文学”》、《“长官意志”》、《文学的作用》、《要不要制订“文艺法”》等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