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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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页。12邓拓写作该文时《燕山夜话》已经停止，但《三家村札记》还在继续，该文未收入上二书，引文据李辉《书生累》转引，同上书239页。13引自《燕山夜话》81页。14引自《三家村札记》7－8页。15引自《燕山夜话》92页。16引自《王道和霸道》，引文见同上书321页。17转引自李辉《书生累》，收入《李辉文集。沧桑看云》，第239页。18《无梦楼随笔》初版于陈思和、李辉所策划的《火凤凰文库》丛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对文学的摧残及〃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活动“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空前的政治运动，它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历时整整十年，其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极其深远的破坏性影响，文学当然在此之列，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为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以文学艺术作为其主要批判领域，虽然在它的背后有着更为险恶的政治权力斗争作为枢纽。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但它的“导火索”则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约创作的。1961年初在北京上演。吴晗写海瑞原是为了响应1959年毛泽东提出要宣传和学习海瑞的主张，但庐山会议以后，因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就“大跃进”政策及其后果向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激烈的批评性意见，被免去国防部长等领导职务，毛泽东又把彭德怀看作是海瑞式的人物，康生和江青有意把历史剧中的海瑞与现实生活中的彭德怀联在一起，促使毛泽东认可了此剧具有影射意味。姚文元的这篇批判文章正是江青和张春桥的直接授意策划而成，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后发表的。同年11月29日后，全国主要报纸均予转载，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66年2月，江青得到林彪的支持，并以林彪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一份纪要，经江青、张春桥、陈伯达修改，毛泽东在审阅时又亲自修改了三次。纪要共十条内容，包括“文艺黑线专政论”、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破除对30年代文艺的迷信、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等，并且点名批判了一大批文艺作品。其中关于“文艺黑线专政论”是这样解释的：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表示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1它与另一条“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相配合，从文艺路线和文艺组织两个方面全盘否定了新文艺的历史和现状，并以此作为洗劫文艺界的依据，给以后的文艺造成了极大的祸害。同年4月，这个会议纪要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题，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全党。这就与中共中央此前签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形成了完全的对立，并且否定了后者。当时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在《二月提纲》中，强调吴晗的《海瑞罢官》问题是学术问题。《纪要》的出台同时也表明江青在文艺界领导地位的确立。自60年代初期以后，江青在文艺领域地位的提高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这也表明中国的文化和文艺格局的新变动。因为50年代初对胡适派文人的批判否定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使知识分子基本上失去了基于“五四”自由主义立场批判现实的能力和权利；1955年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又将来自30年代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的反对派清除出文坛；1957年的“反右”运动又剥夺了一大批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权利；直到这时为止，周扬一直是以解放区以来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传统的阐释者和捍卫者自居，但周扬地位的被替代，使文艺界割断了自“五四”到1949年的所有传统，在这一联串的批判运动之后，新中国的文艺传统成了一片空白。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陆定一与罗瑞卿、杨尚昆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二月提纲》被撤消，原“文革五人小组”也被解散，并通过了由康生、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黑线专政论”被正式写入其中，而且扩大到文艺以外的其他所有系统，《通知》与三个月之后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起，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一场钙劫迅速蔓延全国。8月23日，著名作家老舍与北京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在成贤街孔庙被红卫兵暴徒挂牌批斗，施以皮带、拳头、皮靴、唾沫等殴辱，会后红卫兵们又尾随押解的汽车赶到当地派出所，将老人轮番毒打至深夜。第二天，老舍自尽于北城太平湖。文革开始后，文艺界遭到灭顶之灾，先后殉难的有理论家叶以群、邵荃麟、侯金镜、冯雪峰、巴人、邓拓，翻译家傅雷，艺术家马连良、严凤英、蔡楚生、郑君里，作家赵树理、田汉、吴晗、杨朔、闻捷、魏金枝、陈翔鹤、肖也牧、海默等。随着文革的展开，除了少数紧跟当权权者外，几乎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斗、打击、劳改和迫害，幸存者也都遭受了巨大的身心摧残，给当代中国文艺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难。即便像周扬等身名显赫的文艺界当权者也受到残酷打击，和过去被他们整过的“反动作家”一起，被关进了监狱。在将政治上的异己力量和文化思想上的传统因素全部清除之后，江青等人宣布“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开始，并极力推行一系列为其政治斗争服务的高度政治化、概念化的文艺创作，使整个“文革”期间公开出版的文学在总体上呈现荒芜、枯竭和畸形发展的局面，只是期间也有一个阶段性的变化过程，而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文学演变，当然与政治事件密切相关。自“文革”开始到70年代初，“革命样板戏”是官方提倡最力、影响最大的文艺作品。其实，京剧现代戏的提倡开始于“文革”前的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起更多地与所谓“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关联，便在江青的直接干预下开始了样板化的过程，1964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汇集了全国19个省市28个剧团的37个剧目，其中好些戏就是后来“革命样板戏”依据改编的原本。“革命样板戏”的正式命名是发表于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的文章，它首次将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现代样板作品”。之后又出现了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等第二批“样板戏”，到1975“文革”接近尾声时，“样板戏”的数目增加到18个，其中京剧11个。在这个打倒了所有中外传统的时代里，它们便是数量不多的公开文学作品中的“样板”，它们以舞台表演、电影播放、电台广播和语言文字等国家控制的传播渠道，被强行在全民中推行，至少在公开的层面上，它们已经成为文革时代精神生活的象征。在样板戏的推行过程中，还形成了“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创作观念，这些“理论”的强行推行给文革期间和文革后很长时间内的中国文学创作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自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叛逃坠机事件发生至1974年底，可以看作“文革”时期公开文学的第二个阶段。随着领导层的变动，国家对文艺政策有了相应的变化。一方面，文艺书刊的出版得到有限度的恢复，1971年12月，由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原《北京文艺》以《北京新文艺》为名率先复刊，随后，《广西文艺》、《广东文艺》和《革命文艺》（内蒙）等文艺杂志相继复刊，到1973年夏季为止，全国大部分省市文联（或作协）的机关刊物都已复（创）刊2，同时，文艺书籍出版也有一定程度恢复，如鲁迅作品集的单行本24本到1973年底全部出齐，根据1938年版重排的20卷《鲁迅全集》也在1974年发行，到1975年，《三国演义》、《儒林外史》、《水浒传》等古典作品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与文革高潮时期相比，读者毕竟有了一些被官方认可的公开出版物可供阅读，在政治许可范围内的创作也有了发表的园地。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公开创作继续受到政治权力的严密控制，仍旧在《纪要》所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其时还出版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二卷）3和《虹南作战史》4等典型体现这套创作原则的文本。浩然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是文革时期唯一可以公开出售的文革前的文艺作品（起先还有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不久因作者的问题也遭禁），在阅读环境异常恶劣的条件下，它竟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浩然也因此成为当时能够继续公开写作的少数作家之一。《金光大道》虽然是个人创作，但完全失去了作家的个体性话语，作品从主题、人物到情节结构，都成为时代共名演绎。《虹南作战史》则是当时文学作品“集体创作”的一个典型怪胎，这个由“土记者和农村干部相结合”的“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直接听命于“上海市委写作组”，其写作方式完全按照《纪要》所规定的“三结合”进行，所有的艺术手段包括情节设置、人物刻画、结构和语言，都紧紧围绕、服务于“两条路线斗争”主题。但因为有了文艺创作，就必然会涉及到是否按照艺术规律来表现生活的不同态度，官方内部围绕文艺创作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又日益激烈起来，1973年的湘剧《园丁之歌》事件5就是一个例子。也正是在这一年，受“四人帮”及上海市委控制的《朝霞》丛刊和《学习与批判》杂志先后在上海创刊。1975年1月，全国人大四届会议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会议还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这就使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即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事实上在努力纠正“文革”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政策的调整又一次侧重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建设，但同时，毛泽东虽然具体地肯定了这些调整，但不允许也不可能对“文化大革命”做丝毫的否定，这样，周、邓等同以江青集团为代表的极左政治势力间的斗争就势必更趋于激烈。这在文艺领域的表现也十分明显，虽然事实上斗争双方都赋予文艺以许多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客观效果却是完全对立的。它突出表现在围绕电影《创业》和《海霞》展开的政治斗争上，尤其是对《创业》批判时，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相当激烈。当时邓小平已经主持中央工作，（这时候，毛泽东对文艺现状和文艺政策也有明显的不满）在邓小平等人的直接推动下，毛泽东在7月间先后作出了有关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从而不仅使这些影片最终得以问世，也使《人民文学》、《诗刊》等六家文学杂志在不久后得以复刊。在此前后，叶辛、张抗抗、王小鹰、贾平凹等一些下乡知识青年开始在各地文艺刊物上以个人署名发表作品，尽管这些作品还不可能摆脱时代共名的规范，但他们毕竟将自己的生活感受带入了写作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品是文革后“知青文学”的发端。不过，极左势力出于政治目的对文艺的绞杀并没有终止，“四人帮”先后策划了一批写“与走资派斗争”的电影和戏剧，如《春苗》、《决裂》、《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梁河》等，这些作品在政治上完全沦为替帮派阴谋制造舆论的“影射文艺”。1976年《人民文学》复刊，第1期发表蒋子龙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描写了老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