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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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柿斓�74师是蒋介石用全副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嫡系王牌部队，国民党五大主力部队的第一主力，号称“天之骄子”，所以张灵甫攻占了涟水城之后显得不可一世，甚至在他已经陷入了解放军的包围之中的时候，仍在盘算着全歼中共华东野战军，一举解决山东战场。但作家在描写他刚愎自用，骄横狂妄的同时，也写出他对作战中孤军突出，无人接应的内心恐慌，还写出了他作为高级将领的沉着干练的一面，。另外，小说还通过张灵甫与张小甫的对比，写出了不同类型国民党军官的形象，张小甫投降并力劝张灵甫放弃孟良崮的情节也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而是在体现中共政治攻势的威力时，也显示了大势所趋的压力和其对上司、对军人职责的忠诚的一面。在战争小说中，把敌方的形象作为一个有独立地位的艺术形象来描写，在客观上是对战争文化规范下“二元对立”艺术模式的偏离，使作品的人物较为丰富、生动、可信，在当代的战争小说中具有着特别的意义。第三，小说在战争与和平场赴的相互对照、转换的描写中，既在叙述上体现了适度的节奏感，又在战争观念上隐含了对时代共名的某些偏离。小说中用大量的篇幅反映非战争的现实场赴，如医院、后方生活的场赴，爱情生活的场赴等，以此来衬托现代战争，使对战争的叙述更加丰富生动。这一方面使小说叙述有张有弛，快慢协调，使读者获得一种阅读上的快感；另一方面，这些舒缓明朗的非战争场赴和细腻感人的爱情画面，本身就是对战争暴力的一种对照，它的叙述行为就是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美好人性的呼唤，客观上是对当时的战争观念的一种偏离。这也可以从《红日》在60年代的遭遇中看出，与《保卫延安》一样，《红日》也遭到了残酷的批判，而且原因复杂得多，其中“歪曲我军官兵形象”、过多和不恰当的爱情描写和“美化国民党反动派的形象”是三条最主要的“罪名”，其背后隐含的正是与时代共名状态下的战争观念的抵触和背离。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三节 战争小说的传奇性：《林海雪原》
与吴强创作《红日》一样，长篇小说《林海雪原》5也是作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作家曲波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团指挥员，指挥过解放军的一个小分队在东北牡丹江地区的林海雪原的剿匪战斗。《林海雪原》反映了作家的这段生活经历，即描写一支由36位侦察兵组成的解放军小分队，在东北长白山林区和绥芬草原追剿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的故事，在叙事上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和传奇性。书中以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大战四方台等剿匪战斗为主要线索，穿插各种出人意料、趣味横生的小故事，产生了曲里有曲，险中有险的阅读效果。所以，它一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成为当时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流行读物。50年代以后，原来盘据在通俗文学领域的言情、武侠、鬼怪等小说均被取缔，真正能填补这一阅读空间的，正是《林海雪原》一类读物。它的一些情节和片断被改编成电影、京剧以及其它戏曲后，杨子荣、少剑波、座山雕等艺术形象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继《铁道游击队》以后，《林海雪原》同样是一部利用传统的民间文化因素来表现战争的成功之作。这当然不是说，它已经摆脱、或者突破了当时战争小说的一般审美模式，相反，它正是以塑造出一批流传广泛的英雄人物形象为成功标志，以截然分明的“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来构造布局，以宣扬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为创作基调。这也不是说，它在利用传统的民间文化因素方面获得了完全成功，相反，小说有许多缺点都与它的民间叙事特点与生俱来，比如过于夸张和煽情的描写，过于陈旧的表现英雄人物的模式，特别是对小分队的指挥员少剑波的描写，作家浪漫得过了头，竟按照旧小说的“儒将”形象来刻画：少剑波不仅会指挥打仗，还会写浪漫主义的诗歌，而且在诗歌里自称“少帅”，为了成全“英雄美人”的传统理想模式，作家还特地配置了一个美丽多情的女卫生员。故事当然很好看，但从“五四”新文学发展而来的现代审美理想来衡量，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林海雪原》仍然给普通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阅读快感，它在浪漫传奇的审美趣味上统一了战争小说的一般艺术特点，使原来比较刻板、僵硬的创作模式融化在民间的趣味下。如对英雄人物的塑造是《林海雪原》的一大特色，但与一般的战争小说相比，虽然作家在表现剿匪小分队战士的英雄特征时也注意到了所谓“阶级本质”等程式，但在人物性格配置上又受到了民间传统小说的“五虎将”模式这一隐形结构的支配。自从传统小说《三国演义》首设“五虎将”模式6以后，五种性格构成的主要英雄人物常常是古典武侠小说的基本人物模式，《林海雪原》也不自觉地套用了这“五虎将”的结构。“五虎”之首当然是忠诚（政治方面）勇毅（个性方面）双全的少剑波；依次是骁勇威猛、谋略不足的刘勋苍，胆识过人、百战百胜的杨子荣，身怀绝技、粗俗诙谐的栾超家，忠厚老实、刻苦耐劳的“长腿”孙达得。“五虎将”当然都是英雄人物，每个人物身上突出一种主要性格，有的是忠，有的是勇，有的是谋，有的是技（才），有的是德，等等，有主有次，互为衬照。那时还没有流行文化大革命中“样板戏”的所谓“三突出”创作原则，“五虎将”模式往往使每个人物都有独立的经历和故事。如刘勋苍猛擒刁占一，袭击虎狼窝，活捉许大马棒等一系列故事，突出了他的“勇猛”；杨子荣从智捉小炉匠到化装土匪里应外合智取威虎山，突出了他的“智勇”；而栾超家作为攀山能手，则在飞越绝壁，出奇制胜上突出了“绝技”……英雄个个性格鲜明，传奇经历也不重复，以致读者读罢掩卷，脑子里留下了个个鲜活的印象。因为是明显借鉴了民间小说的传奇手法，所以读者也不会在真实性上过于苛求，完全能够接受这样的艺术处理。在结构布局上，《林海雪原》也带有比较明显的“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而且在传奇的意义上更加夸张了所谓“好人特别的好，坏人特别的坏”的模式，恰如小说里漂亮多情的女卫生员白茹与丑陋淫乱的女土匪蝴蝶迷的对照。但由于传奇作品本身所追求情节的曲折生动与故事的浪漫夸张的传统，正反两方的强烈对比反而强化了这种艺术效果。如围绕着奇袭奶头山的战斗一波三折：作品一开始通过渲染土匪许大马棒血洗杉岚站的悲剧，使作品沉浸在压抑悲痛的气氛之中。紧接着杨子荣智捉小炉匠，刘勋苍猛擒刁占一，虽给急于报仇的小分队带来了希望，可奶头山险恶的山势却又使大家一愁莫展，而久居深山的蘑菇老人的指点和林业工人出身的栾超家的攀援本领，使故事情节急转直下，小分队犹如从天而降的天兵，战斗激烈而痛快。围绕着智取威虎山的战斗，情节发展则更加扑朔迷离：从刘勋苍活捉“一撮毛”，杨子荣冒充许大马棒的饲马副官，以缴获的联络图为见面礼，单枪匹马闯进威虎山，到少剑波率领小分队在夹皮沟发动群众，一切都有惊无险。但天有不测风云，由于火车遭到伏击，小炉匠乘乱逃走，情况万分危急。杨子荣却临危不惧，处惊不变，巧施离间计，终于化险为夷。作品这种节外生枝，险象环生的故事处理方法，与民间说书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故事大起大落，情节大开大阖，人物大忠大奸，情绪大悲大喜，把艺术各种要素都推向极致，反而产生了引人入胜的魅力。《林海雪原》虽然也暴露了土匪极其残忍的本性和描写了解放军战士的英勇牺牲精神，但在描写主要英雄人物时始终洋溢着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基调。作家所运用的手法也相当有意思。如小说中的主要英雄人物杨子荣的塑造，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同名英雄为原型的，真实生活中的杨子荣牺牲与一次剿匪战斗。作家自己也说过，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让杨子荣等同志的事迹永垂不朽，传给劳动人民，传给子孙万代。”7在小说里，杨子荣是智勇双全的英雄，是理想人物。按当时文学创作标准，这样的英雄人物是不能有任何“缺点”或不符合“理想”的私人癖好，所以杨子荣不能在战斗中误中敌人的无声手枪子弹而死，更不能写他在乔装土匪时本身具有的草莽习气。但在小说里杨子荣几度化装匪徒深入敌巢，又必须沾染一定的匪气和流气，不具备这些特点就无法取信于土匪。作家除了描写杨子荣在外形上和行为上故意作土匪状以外，不可能写他性格本身的草莽气，于是在杨子荣身边，就出现了栾超家，在艺术结构上这个人物与杨子荣形成一种补充和合一的关系。栾超家身上带有更多的农民旧习气，粗俗鲁莽、素质不雅、说话爱开玩笑，有时喜在女人面前说一些与性有关的口头禅等等，这种来自民间的粗放性格与他作为一个山里攀登能手的身份相符合。栾超家之所以是杨子荣的性格补充，是因为这些性格本来同样为杨子荣所有，但杨子荣苦于在作品中担当了理想人物，从而不能更丰富地表现其性格，于是作者只能转借了栾超家的形象来完成，因此栾超家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杨子荣性格的外延。甚至在最后一次战斗中，作家让栾超家冒失轻敌误中敌人子弹，在一旁的杨子荣替他击毙匪酋。很显然，栾超家挨的这颗子弹，正是真实生活里的杨子荣的不幸结局。所以，如果没有栾超家的存在，杨子荣也就变得不真实。由于栾超家的存在，有人曾批评《林海雪原》带有农民文学的色彩8。但正是这种“农民文学的色彩”，使这些人物形象具有了感人的力量。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四节 战争小说与人性美：《百合花》
茹志鹃是50年代少数几个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来描写战争的作家之一。短小斧致的结构与细腻独特的视角浑然而一体，体现出这位女性作家独有的明朗秀丽风格。这位在1943年参加新四军部队文工团的女作家，对战争的关怀和理解都别具一格，她似乎并不在意战场上敌我双方的进退胜败，而专注于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碰撞与交流。短篇小说《百合花》9写作于1958年初春，正是“反右”斗争的高潮时期，许多作家知识分子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作家本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抑，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相比之下，战争硝烟之中的淳朴真挚的人际关系则更加令人怀恋。“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10作者的写作动机是想借对战争年代圣洁的人际情感的回忆和赞美，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慨。它显然是一篇不合时宜的作品，由此它在问世前的曲折遭遇也就可以理解了，当茹志鹃把《百合花》寄给许多刊物时，一再遭到退稿，其理由是“感情阴暗，不能发表”。这样几经周折，终于发表在《延河》杂志上，后经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的赞扬，才开始受到评论界的重视。《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丽，在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作家的创作目的很明确也很坚定，那就是表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因此，作品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战争的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通过生活的侧面写生活中的普通人，写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儿女情”，这是茹志鹃一生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百合花》是她早期作品，虽然写的是战争，却已经包含了刻画普通人的感情世界的美学追求。那两个连名字也没有的小通讯员和农村新媳妇都是这样的普通人。在当时提倡写“英雄人物”的战争文化背景下，茹志鹃有意识地不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写成“英雄”，或者说是不把他们当作“英雄人物”来写，这是与她对“英雄”艺术形象的认识直接相关。在她的眼里，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