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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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票是7日上午的，6日下午，与杨师麟、吴文娟共同处理了校样的问题，准时到了虹桥机场。候机室里遇见一位自信心之强使我五体投地的，是距规定的起飞时间还有十几分钟，这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坐在我旁边）站起来跟我说：“劳驾给我看着包，我上去吃点东西（楼上有餐厅）。”我说快起飞了，劝他不要动，他说：“没有准时起飞的。”还是不慌不忙地上楼了。过了不短的时间，他不慌不忙地走回来，谢过我之后，仍坐在我旁边。果然，又过些时候飞机才起飞。路上，我不能见景物，就想这位的“坚信”，一是坚信我不会拐走他的包，二是坚信飞机不会例外，准时起飞。可是他胜利了，伴我一生的怀疑主义，其价值就成问题了吧？
《流年碎影》 有关文言的工作（1）
以下说近些年的编写，安排的原则想兼顾时间先后和内容之所近。我回社工作，开卷第一回是编注文言散文，又多年以来，用力最多也就耗时最多的是编写有关文言的读物，所以想先谈这一方面。
由以上两三篇可知，站在排头的应该是《古代散文选》下册。我1979年初回到社里，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却始于1978年。人，不只各有见，还各有自己的习性，先是三个人凑在一起，以后加上我，四个，断断续续在一起谈，编法，篇目，意见不少，决断不多，总有一年多吧，才大致定了局，其中一项是我总其成，定稿。起草的只有三个（王微一向是审而不作），其中隋树森于1979年10月患脑血栓，还休养了个时期，因而我的负担就很重。重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些篇目过去没有人注过，加注，有时就要查原始资料。原始资料，有些只见于大图书馆的善本，就不得不跑善本室。我住在北京大学，想利用近水楼台之便，找关系，办手续，领了图书馆的善本室阅览证，常常要提前回家，去照顾善本室。也确是解决了一些疑难，如选文第二篇元好问的《邓州新仓记》，开头一段说“漆水公之镇是邦也”，考出漆水公是韩琼，就是在北大图书馆的善本室翻检《嘉靖邓州志》，才查到的。一般篇目，没有这样的疑难，也是各种花样，标点，段落大意，题解，作者介绍，注解，还有全书的行文风格，都要面面照顾到，动笔处理。最后，九十四篇选文完成，还要写一篇《文言句法的一些特点》（上、中册谈字、词，也是我写的），作为全书的附录。书稿完成，记得已经是1980年的年末。排印也不快，所以处理清样，已经是1981年的9月底到10月初。
接着说编注《古代散文选》下册，费了力，也不无好处，是进一步了解，读文言作品会遇见什么疑难，想解决，应该用什么办法，又因为老习惯，心里有什么想法就想写出来，让有关的人看看，于是在编注的同时和稍后，还生产了一种副产品，即两三年之后印成书的《文言津逮》。这本书不是先有统一规划，然后依先后次序一篇一篇写成的，而是想到某一方面的疑难就写某一方面，最后排个次序，成为一本小书的。文由“文义之间”到“行文借鉴”共十篇，外加一篇附录“工具书举要”，总起来不过十万字。原想命名为《文言讲读举隅》，书稿送请吕叔湘先生看，吕先生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改了一点点，提了些意见，写了序文，还改书名为《文言津逮》。称为举隅是有几分客气，换为津逮就自己认为可充识途老马了。且不管能否真正识途，至于写，也确是费了不少精力，其中尤其“典故探原”一篇，问题多，难度大，又不能躲，简直伤透了脑筋。书稿将完成，就得福州程力夫先生之助，福建教育出版社接受出版。记得书稿是1982年后半年寄出去的，排印迟迟如老牛车，直到1984年的后半年才印成发行。
就是在《古代散文选》下册的编注工作即将结束的1980年后期，编辑室又布置了新的工作，是与编写教材有关的专家主张，为了学生真能学而有得，各科都应该编印一些课外读物，中学语文课遵照办理，决定编两种，文言、白话各一本，把文言的一本交给我编。我第一步是设计个编辑方案。编辑方案要为“目的”服务，目的是学生能读一般的（即不过于深奥的非专业性质的）文言作品，如《陶庵梦忆》《阅微草堂笔记》之类。我的想法，有两条路：一条是应付，就是照做，求上方能点头，完事；一条是认真，即如治病的处方，医生主观上要确信，只要照处方服药，病必能消除。多年以来，我坚信，想通文言，是只能用多读的办法。课内，文言的课文寥寥无几，要用课外读物的形式，让学生接触较多的文言作品。但求多就必致碰到一个难解决的问题，是这课外的读本，容量过小，不能起学会文言的作用；过大，比如厚厚的几本，无论从财力还是从时间方面看，学生都承受不了。在两难的夹缝中，我想了个守作为“饮食”、攻作为“引线”的办法，具体说是，初中、高中各编一本，选文都是六十课（有的课收文不只一篇），选文方面广，求精，而且篇幅不短。每一册选文都是从古代到现代，初中浅，高中加深到中等。估计有些学生喜欢文言，读完一、二两册，还想多读一些，以求再提高，又编了个第三册，收再加深的文章，书末尾还收了两篇附录，一篇是“古籍笺注举例”，一篇是“文言阅读参考书目”。总名为《文言文选读》。每一课，选文前有“解说”，目的有近，是介绍本篇的情况，有远，是介绍可读的古籍的情况。选文中间有“段落大意”，末尾有“研读参考”，都是为帮助深入理解。词句的注求详尽，为的是自学也不会有困难。这样编，主观愿望是：认真读完这三册，就会获得阅读一般文言作品的能力，这是发挥了饮食的作用；读完这三册，有了读文言典籍的兴趣，还想多读，就会知道读什么，如何读，这是发挥了引线的作用。设想成熟，领导编辑室工作的人没有不同意见，以后的工作就由我全权处理。先组班，约三个人参加：我的大学同班李耀宗（年岁略小于我，原在某中学教语文，已退休），我的知交张铁铮（小于我近二十岁，在北京师范学院教书），我的同事潘仲茗（女，小于我超过二十岁，曾助我编《古代散文选》下册，还在编高中语文课本）。人选定，编的工作开始。排在最前的是选篇目，原拟用民主的方式，都推荐，然后协商。试行，迟迟不能进展。不得已，改为我选定，由他们三位复核的办法。显然，这选定，之前就要翻大量的书。翻检，有难易，大致是习见（义为选本上常见）的人（如苏轼）和习见的书（如《论语》）容易，不习见的人（如李慈铭）和不习见的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容易，因为要到大海里去捞针。还想兼顾自己（对文章好坏）的看法和传统所谓名篇，比如选“笑话”是求选材面广，选诗话、词话、笔记之类是觉得比重气势、内容平庸的古文好，选王荆公的《读孟尝君传》，只因为它是传统的名篇，而在“解说”中点明，文章有严重的缺点。如此，我选定篇目，交他们三位复核，他们，也许是乐得坐享其成吧，很少表示修改意见。其后是分篇目去做。有编散文选的经验，“解说”，与其分别起草，交我统一整理，反而不如我一个人写省事，于是由我一个人包。不久，觉得“段落大意”和“研读参考”也以走这条路为好，于是也由我一个人包，结果他们三位就只管注解，注完交回来，由我修补定稿。工作程序上了轨道，按部就班往前走，计由1980年晚期上路，到1984年中期第三册完成，用了将近四年，这项工作才算结束。三本书，由效果方面看，应如何评价呢？内举不避亲，当仁不让，视同药方，自信开得不坏，是用作学习文言的课外读物，或扩大，用作学习文言的自学读本，至少在当时，是最合用的。但计算效果，又不能不管服用后的情况，而这后，之前，还有肯服用不肯服用的问题。有多少人，甚至有没有人，照方吃药，结果就治好了病呢？也许只有天知道。但不问天而问人，我是怀疑主义者加悲观主义者，自己推想，恐怕情况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吧？
《流年碎影》 有关文言的工作（2）
记得这《文言文选读》第三册完稿是1984年5月，我命定不能享清福，又没有兴趣加入编语文课本的行列，就想还是单干，对付文言，已编的散文选，选读，所供应都是感性的，无妨再编一种，供应理性的，即讲文言的字、词、句等方面的知识，以求化偏为全。有了设想，立即施行，先定名为《文言常识》，然后考虑包括哪些内容，某一项内容请什么人执笔。正在考虑，想举步而尚未举步的时候，即5月之后的一个月，吕叔湘先生来找我，问我手头有什么工作。我说《文言文选读》刚编完，还想编《文言常识》。他说选读完了就好，他有编书的打算，考虑的结果，以为我合适，希望我帮他先编这一本。以吕先生同我和社里的关系，只要力所能及，我只能照办。工作是编《文言读本续编》。很明显，称为“续”，是前面还有《文言读本》。而《文言读本》还有前身，是40年代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合编的《开明文言读本》。这读本，“原来计划编成六册一套，供高中三年教学之用，但是只编了三册，没有完成计划。”（《文言读本》前言）这三册，应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要求，于1978年改编为一册，名《文言读本》，于1980年出版。因为前言里提到原计划是六册，于是有人，以及出版社，就愿意把有名无实的后三册也合并为一册出版，以完成三十年前六册一套的计划。推想叶圣陶先生和吕叔湘先生（朱自清先生早已作古）是有兴趣完成开明书店的未竟之业的，“可是圣陶先生年高体弱，我（吕叔湘先生）又杂务缠身，踌躇许久，终于征得张中行同志的同意，担任这个续编的编辑工作。”（《文言读本续编》前言）我同意了，之后是着手编。规格照《文言读本》，有不少项目，如选文之外都包括什么花样，排印用繁体字，等等，就不必考虑。选篇目是大计，主要由吕先生决定。选编的目光与常见不同，比如选《大唐西域记》和《汉书·食货志》之类，以及有些篇不加标点，一般选本就决不会这样；连我这喜欢“攻乎异端”的也担心过于难，怕读者没兴趣。我向吕先生表示了我的担心，吕先生像是未思索，就说了一句使我深受教益、终身不忘的话：“学文言就不该怕难、只图兴趣。”所谓受教益，是这一句的“文言”可以换为“什么”，照做，就必不会一事无成。但吕先生还是尊重我的意见，把原定不加标点的篇目减去一些。以后就动手起草。考虑全书用繁体字，竖排，如果还要抄清，一则找人不容易（青壮年不行），二则还要校，费事，不如起草时谨慎一些，一次就成稿。这样一篇一篇往下写，选文一般要加标点，分段，其后有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