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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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但希望长夜漫漫终有时旦，那就也许若干年之后，还能坐在斗室，过翻看残书的生活。因为还怀有希望，对于已经住三十年以上的家就想保留着，以这个家为本位，走一个，万一不能回来，由妻和孩子支撑，仍旧过下去。主意已定，继而知道干校地点是明太祖的龙兴之地安徽凤阳，前往的时间是8月初，一切就照预想的准备。
其时，教育部已经取消（如此多的人口，不要管教育的部门，亦奇闻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出版社自然也要随着灭亡，所以，纵使人能放还，回出版社上班的机会总是没有了。于是准备离京的工作就由出版社之内做起。可以分为公私两个方面。私简单，是把属于自己的物品都拿回家。公复杂，有大小之分，如整理编辑室的书，装箱，送存某处，是小公；奉命捆办公桌椅，装车（运往干校），为罚劳动的继续，是大公。大致是7月的前一大半，仍须照常上班，名义，学习是绝顶重要的，所以还有各种内容的学习，开会，讨论新措施的意义、有无困难等，这是务虚；实是整理、搬运书籍、用具等的劳动。下班回家也不得闲，但只是我一个人走，需要整理的什物就不很多。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带走什么，要在够用与轻便间“允执厥中”。四季，白天穿什么、用什么，夜里上床梦周公，铺什么、盖什么，等等，家里有的带着，没有的买。带的东西，最难决定的是宝书之外的书，带不带，带多少，带什么，都包含不少问题。只说总括的，带，被发现，有判为反的危险，就说只是思想的，也不得了；不带呢，头脑饥肠辘辘，也不好受。千考虑万考虑，最后决定只带《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两种书合订的一本（世界书局印），是想“心”无事可做，难忍，就背唐诗宋词，以求变度日如年为度日如月。结果呢，正是怕什么有什么，有如俞平伯先生之偷看《水经注》，被积极人物发现，惹了祸，我也未能逃过搜寻阶级斗争新动向之眼，于是罪上又加一罪。但凭良心说，处罚还是轻的，只是批斗一次，书没收而已。另一类是整理存书。曾设想把可有可无的都清出来，以便可以使家里人减轻一些负担，可是及至动手清，比如拿出一本，看看扉页，上有昔年某月日买于何处的记载，扔，心不免于恻然，就还是请它安居原处。总之，记得费力不小，战绩却很可怜，不过十几种，就是这一点点，也是横一下心才让孩子送往废品站的。
需要添置的东西也有一些，因为不像旧时代，货上市也有个老谱儿，想买什么，到某街某商店，准能买到合用的。文化大革命也破坏了这个老谱儿，因而需要什么，就要到街头去碰。有碰巧的可能，但凭经验，还是以碰而不巧的时候为多。还记得为了一双劳动棉鞋，曾跑了很多地方，最后才买到一双橡胶底五眼的。买雨鞋，图轻便，选了一双矮筒的，裴世五大哥看见，说如果土质粘，穿短筒的就会拔不起脚，因为就要启行，把他的一双半高筒的给了我。总之，为添置一些必需的衣物，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不很少。
记得不只一个人说，人是社会动物，单说为了心情的安适，也难于忍受鲁滨逊式的生活。这是说，我们常人都有人情味，其表现的重要形式是愿意聚会，如果办不到，就退一步，变为通音问，用形象写法是：以己身为本位，对于一位“长毋相忘”的，愿意能够面对面吃炸酱面，不巧而他或她移住上海，面对面吃炸酱面办不到了，也愿意知道某时，他或她正坐在外滩吃阳春面。就本于这样的常人的生活常道，我离开家之前，要通知亲友我将到哪里去。通知有两种形式，书札和亲往，这亲往还有另一个名堂，曰辞行。大致是7月一个月，信写了不少，其中少数是本市的。关系深的来往多，就不必用笔墨，或者他来，或者我去。还是根据人之常情，随着辞行来的是送行，路远的用书札，路近的必亲自来。无论是书札还是面谈，关系浅的仅仅表惜别之意，关系深的就兼有（纵使不明说）是否能平安回来的忧虑。总之，情况是忙乱加凄凉。
说起人情味，也是凭良心说，就是天塌的大形势之下，由于事是人办的，人，或说有些人，也许如宋儒所设想，心中仍有天理吧，有些安排就还富于人情味。其中最明显的一种是宣布，往干校之前可以到外地探亲。我家在北京，没有资格说回家看看，只得降一级，说到张家口看看在那里成家立业的大女儿，主要目的是看看塞外风光以及久闻其名尚未到过的张家口。先写信通知大女儿，然后于7月19日出发。往返的经历，彼时的日记记得详实，不想另起炉灶，照抄：
（1969年7月19日）晨六时起，早点毕，收拾带往张家口杂物。九时前出发，乘七路无轨至西直门，买西瓜、桃、面包等。乘10时37分往大同车北行。途中见马池口（今注：村名，在昌平县南偏西八里，通县师范同学梁政平故乡，我昔年住过，政平1951年病故，葬于此）、龙山（县城南五里一圆形小山）、三堡车站（在青龙桥南，50年代末我往南口劳动，曾往车站教课）中人。过青龙桥已午，举目见土薄，禾稼低矮，有塞外荒凉气象。下午近四时至张家口南站，即新站，乘郊区列车至北站。张静（长女）携小耘（外孙）来接。乘汽车西行再北行，至蒙古营站，抵其家。在院中东北角一高基上（原注：下为地下室），坐东向西，但有东窗，可见山色。不久，汉鹏（今注：长婿）亦返。晚饭饮龙潭煮酒。造年（王造年，北京大学同学，多年在张家口工作）大嫂来，云造年在沙岭子（在张家口以东一站）五七干校，本周不回家。即往王大嫂家小坐，在张静家房后略北。夜，睡不安席。
《流年碎影》 准备离家（2）
二十日为星期日，晨起，待汉鹏查病房毕（彼在医专附属医院工作），九时许有微雨，着雨衣出门。乘车南行两站，至新华街青年商店，买围巾一。南行转西，至张家口旧城，当地呼为堡（读bǔ）子，登东门南城墙遗址西望，见城内房屋皆宽大如庙宇，街道则窄而低湿。北城墙较完整，中心高处有玉皇阁，巍峨如在云中。西南行至鼓楼。东行至展览馆（在城东）。在新华街一饭馆午饭，饺子不佳。饭后东行，过洋河上大桥，游百货公司。返桥西，北行，游人民公园（在洋河西岸）。可看者仅少数动物及宣化牛奶葡萄。出公园，北行即附属医院、医专（长女在此工作）、幼儿园，皆坐东向西。返家，略休息，由长女等相伴，骑车北行，看大境门，北向，门额为“大好河山”。入门，南行转西，地势渐高，约行十许里，至水母宫。宫在山麓上，倚山，坐西向东，不大，有泉水，因内已住人，未入。返途为下行，甚速。晚饭后，为造年留一信，送往其家，见其子及子妇、孙等。
21日，晨七时，独自骑车出游。再至大境门外，北望，见所谓口外风光。入门，寻上堡，乃路东一小城，仅存西门曰永顺门。南行不远，路西有朝阳洞，亦张家口一景，不能入看。再南行，沿旧城北墙外西行，至西北隅，南行转东至南关。北行不远即鼓楼。再北行，至城根，长阶上为玉皇阁，登，见已为民居，未入。下，东行，再登东门旁城遗址，徘徊片时，不知何日能重见也。北行返家。午饭毕尚未及午，乘公共汽车往南站。长女一家往送，乘下午一时零六分自大同至北京火车返京。约六时半至西直门，甚热。七时过抵家，颇累。
出发前辞行，还有个性质非一般的，也想说说。这是听说，拆除西直门，竟发现瓮城城墙内还包着一个元朝的和义门。当然想去看看，其时已是8月3日（5日起程），人总是不能抗爱好的感情，百忙中偷闲，还是骑车去了。门比明朝的小一些，已经打扫干净，砖淡青色，整齐光洁，简直像新建的。拱形门洞上无楼（估计是明初筑城时拆去），成为平台，由两旁可以上去。我上去看看，记得还有记建门时间的刻石。穿门洞走一个来回，发思古之幽情，也许珠帘秀、谢天香以至马哥·波罗（新考证，马氏并未来中国）都走过吧？由好古敏求的人看，这是天外飞来的宝贝，如何保存、利用呢？后来听说，也拆了！我想，至少由今日醉心于发掘旅游资源的人看，总是革得太过了。
看完，想起久病的友人李佐陶近在咫尺（住西直门内南小街六个门），决定再去看看他（已辞过行）。李君小于我十几岁，京东丰润县人，中国大学国文系毕业。家中小有资产，从小好古董，十几岁就跑琉璃厂，买书画、墨砚之类，越玩眼（非眼力）越高，也就常常处理一些他认为不值得存的。我敝箧中的一些长物，有几件就是他清出来的。他在西城区房管局工作，不幸于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心脏出了毛病，休养，治疗，还是抗不了自然规律，逐渐加重。这次去看他，见他的面部明显地胖（读阴平，浮肿）了。但精神还好，拿一个红木制的砚盒给我看，问我是哪里制的。我看看，红木整挖，形式古雅，磨光细腻，说，推想是出于南方制砚盒的名手。他笑了笑，说是他养病无聊，练习试制的。我大吃一惊，想不到他重病，还有这样的闲情和耐心；还有，外行，摸索着做，能有这样高的成就，也太希奇了。这是惊。是一年之后，知道他其时已经走近生命的终点，仍在为想象的美好的来日兢兢业业，心就不能平静，先是想到泛泛的人生，继而想到自己，就不禁有一切苦乐、爱恶、荣辱、得失都只是梦幻泡影之叹。与李君告别，几天之后我就到了凤阳。我担心他的病，曾写信慰问，信里大概提到凤阳的风土，他回信说他到过阜阳（在凤阳之西），那里风景如何好云云。不久我又写给他一封信问病，未接到回信。一年之后我回北京探亲，才知道我第二封信寄到，他已经作了古。谢谢元朝的和义门，我离京前能够多见他一次，辞行就兼给他送行了。
《流年碎影》 南徙从戎
我由1931年暑后到北京上学，以各种因缘，“心情上”竟觉得这住得不很久的古城是个定居之地。然后，以这种心情为依据，1935年暑后到1936年暑前往天津，1936年暑后到1937年暑前往保定，1945年夏往上海，都多多少少有一些飘泊之感。1937年七七事变，形势成为欲飘泊而不得，之后就，说安居也好，说困守也好，一直住在这个古城之内，如果有兴趣自我陶醉，还可以夸夸其谈，说住在风景佳丽之地，因为与名刹广化寺为邻，面对后海，朝夕可以听梵呗声，南行几十米即可近看烟波、远看西山。也商业化，打算盘，是在这个风景佳丽之地已经连续住了三十年出头。浮屠三宿桑下，尚且生恩爱，况三十年以上乎？当然舍不得离开。可是在上者只关心改造，不管在下者舍得舍不得；或者说，惟其舍不得，就更要改造。若干年来，是非是决定于权力大小的，在上者有权有力，说到干校改造必要，在下者就只能在讨论会上说“是是是”之后，回家整理行装，准备出发。
准备，麻烦不少，总的说，是多带东西，累赘，少带东西，怕用而未备。推想俞平伯先生和金禹民先生是宁偏于多带的，因为物之外还带了夫人。我单身前往，带物的原则是“允执厥中”。但就是这样，损之又损，也是装捆之后，大大小小好几件。箱子和被卷是大件，8月5日起程，已于3日送到社里，统一运。其余零零碎碎，出发之前，孩子帮助收拾，计又集为三件，手提包，网兜，书包。东西不少，看着也心烦，不由得因感慨而想入非非。先想到比丘的云游，规定或习惯，是三衣一钵，我则大大小小，总不少于百八十种吧，真是惭愧。接着由出世间回到世间，想到唐朝陆象先的名言：“天下本自无事，只是庸人扰之，始为繁耳。”庸人扰之，又岂止干校，扩而大之，至于文化大革命又何独不然？还是“君子思不出其位”，只说干校，一阵风，都下去了，像是热气冲天，又一个百年大计，事实呢，只是两三年，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无限，都无声无息地扔了。说是庸人自扰吗？至少前一半不对，因为如果是庸（用平常义）人，他就不能不负胡来的法律责任，早就走入牢狱了吧？
还是少想入非非，说离家往干校。入8月，1日、2日、3日，很快到了5日，黎明即起，不洒扫庭除而收拾行装。记得是十时半起身，不言而与妻及住房作别。走出大门口，见同院不少人相送，面容都客气而带些无可奈何。这也是一种“得意忘言”，意是“不得已，只好去受，何时能回来呢？当然谁也不知道”。想不到这忘言的意竟成为预兆，是百日之后，又一个形势所迫，不得不扔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