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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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之后想说说人。我是戴着贪污分子的帽子走入小红楼的，新时代，推行的处世之道是两极分化，对有加冠之权的是绝对服从加歌颂，对被加冠的是划清界限，哪怕关系是父子、夫妻之类的，因而我就除公事之外，几乎同任何人没有来往。那么，这写人的部分如何才能完篇呢？用挤之法，想到三个人，也无妨说说。第一位是部长杨秀峰。说他，还有点远的因缘，那是我上通县师范时期，听说时间略靠前，他在女师范教历史，教得好，为人正派，思想开明先进。果然，三十年之后，升了高官，还有不少书呆子气。重要的表现是严于律己，说所见或所闻的三件事。一件，也因为住得不远吧，上班，总是步行，后面一个人提着书包，跟着他。另一件，是什么小运动，领导要带头检查，他挖空心思，说出去，住宾馆，曾凭证由小卖部买几包纸烟，惹得台下听的人都破颜为笑。还有一件，是听说，部里来一批剩余物资，职工可以看单子，先圈后买，他出去了，家里人圈个大件，是冰箱吧，他回来，坚决退了，说：“这种高级用品，要尽人家买，咱们不能买。”我见了听了这些，想到通县的一点点同住之雅，心里感到安慰。第二位是黄秀芬。是个女的，其时二十岁上下，在小学语文编辑室工作。大概就是为小学语文的事，我初次和她交谈。人小个头儿，略丰满，可以算是漂亮。更突出的特点是和气，表现为唯恐人家不高兴。我受到意外的优遇，就愿意多说几句，没话找话，问她：“你是北京人吧？”她说不是，是福建人。问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她说不到一年。我大吃一惊，因为闽粤一带人，改说普通话，时间不长，让我这半老北京听不出是外地人，确是个奇迹。其后我们交往很多，直到在干校挨整，一同和泥抹墙，我才知道，在语言的天赋方面，上帝给她的，不知道超过一般人多少倍。例如福建话若干种，她几乎都会，凡是她到过的地方，只要住三个月，就说当地话，当地人听不出不是本地人。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竟局促于一个出版社，编大狗叫、小狗跳之类终其身。这有时使我想到社会问题的一种，是如何才能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来于人人有机会自由发展，而说起“自由”，在尾部会加上“主义”的时代，又有谁敢想呢！再说个第三位是李克俊。是总编室的一个普通职工吧，三十多岁，身材偏于高，枯瘦。好活动，尤其书方面的，记得曾组织卖书的事，还求马叙伦部长写个牌子。没有视我为贱民，同我来往，像对故交一样。我知恩思报，记得曾送他一本钱玄同先生著的《说文部首今读》，他立即由西单商场淘一本辜鸿铭的《清流传》（用英文写的）作为回报。万没想到，1955年6月下旬出版社迁景山东街之后不到十天，他自杀了，据说是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胡风问题吧。人生百年，终于不免一死，但在人的观感中，自然动手（用不治之症）与自己动手（用数尺白绫）终归不能等同。分别在于前者不可免而后者可免。由治于人的绝大多数人看，还不只是“可”免，而且是“应”免。如何免？就理说很简单，不过是不“使民战栗”而已。胡风问题使一些人战栗，但其中有“强”者，可以用自打自骂加忍之法保住命；李克俊走了数尺白绫的路，可证是弱者。我更弱，是直到现在才有胆量写这么几句，以表示还没有忘记他而已。
《流年碎影》 小红楼（2）
人说完，还可以说点杂事。语云，自求多福，挑挑拣拣，想只收赏心悦目的。这也有一些，是因为到小红楼上班，经常出入大木仓口，近水楼台，也就有所得。所得也许不少，可惜绝大部分由记忆库里溜走，只能说两件还记得的。先远后近。大木仓东口过大街的东面是西单商场，还有些旧书店和旧书摊，旧习难改，有机会就去看看。以常情推之，零零星星的，总会买一些。其中一种是戚本《红楼梦》有正书局印的大字本，只有上函（脂批都在上函），价才一元，买了。其后几年我又买到全套的小字本，库存新书，一部三元，有个学生也爱（乾隆年的）红书，就送她了。另一种是书画之书，迷恋文物的人会视为珍品的，清嘉道年间金石家张廷济写的一件手迹。先说来路。大木仓东口外偏北路西第一家是个私营小书铺，一间门面，铺主姓刘，健壮，面黑，人称黑刘。货来路杂，有旧书，间或还有旧书画，像我这样的人当然就愿意过门而入，看看有没有可要的。是一次入内，问有什么新货，他拿出个裱好的卷，打开看，横幅，藏经纸色洒金笺，朱丝阑，先是张廷济赠瑞少梅（名元，铁保之子）的两首七律，字作行楷，很精，后有三个人的和诗，其中一人是张的长子张庆荣，诗都规矩，字工整。我多年浏览法书，喜欢张廷济的金石气，收了几件，这一件写自作诗，更有特点，当然愿意收，问价，才一元，收了。到执笔的现在，四十年过去，其间还经过文化大革命，箧中的长物损失不少，这一件却还保存着，就算作出入小红楼三年的纪念吧。
最后还要说一件可以称为“士冠礼”之尾声的事，是1953年的夏季，仍是在小红楼，宣布解除管制，依运动法之法，我又成为“人民”。其实实质性的变动并不很大，只是少写几次汇报、多参加一些会而已。但就是这一点也来之不易，因为，也是依运动之法，先要面对稿纸，表示有罪，而且服罪，然后面对群众，表示有罪，而且服罪。显然，这仍是帝王在上，赐死也要谢恩的旧套，只要翻过史书，就不会感到新奇。但究竟是一次灾难，过去了，如果不掐头去尾，则应该说是起于1952年2月的受命交代与大众书店以及《语文教学》的关系，终于1953年8月的当众宣布我复位为“同志”，时间恰好是一年有半。《论语·阳货》篇记宰我问三年之丧的事，说“期（读jī，一整年）已久矣”，所以接着说“期可已矣”，我会不会追随这位“朽木不可雕”的人物，说一年有半过于长了呢？曰不然，因为四五年之后，大批的士加右派之冠，有不少是经历了二十年才复位为同志的，则采纳李笠翁的退一步法为养生秘诀，我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流年碎影》 旧二院
上一篇说我供职的出版社于1955年6月迁到景山东街。依“昔孟母，择邻处”的三字之经，就我个人说是三迁，也就成为最后之迁。不再迁，住的时间就会长，计到目前执笔时为止，已经超过四十年。“人生七十古来稀”，八十必更稀，在一个处所过了一半，就是平平静静，由壮及老，也当有不少可记的吧，何况自1956年以后，更大的暴风雨纷至沓来，难得平静呢。但是，仍由己身下笔，我是借了内，无名无位兼谨言慎行，外，有幸碰到个比较温和的环境（热爱扬鞭甚至扬刀的小英雄很少）之光，虽然未能得平静，却实实在在得了平安。昔人一饭之恩终身不忘，况水深火热之后今日仍能安坐寒斋写些回忆之文乎？所以我回顾这景山东街的断续四十年，心情的主流是安慰，是感谢。心情好，就愿意多唠叨几句。也确是应该多说几句，因为这第三次之迁，已经不再是飘流，而是有回家之感。何以言之？是因为这新迁入之地乃母校的一部分，北京大学第二院（理学院及校办公处）。
恕我不能减少恋母之情，介绍新环境，愿意从旧状貌说起。我是文学院学生，在第一院（通常说的红楼）上课，可是与第二院的关系不少，——还应该加上更早。开始上课听讲之前，投考报名，录取看榜，报到交费，都是在第二院。上课之后，普修课，听讲演，以及不时的集会，在大讲堂，也是在第二院。直到见识见识学术界名流，如地质学家葛利普，数学家奥斯古，以及校长蒋梦麟的夫人、公认的江南佳丽陶曾榖，都要到第二院。如果从新风，查三代，第二院还有独占的光荣历史，是清末维新，立京师大学堂，拨乾隆四女儿和硕和嘉公主府为校址，就是这个地方。地在景山之东，街名马神庙（确有庙，推测原在路北，建公主府时移东口外），民国年间改景山东街，大革命后改沙滩后街。出版社迁入时，院里的格局同于旧二院，只是变清爽为杂乱。因为房子多，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挤进来，占东路靠南的方形两层楼（原北大数学系）和西路一部分宿舍。出版社部门和职工多，房也多，就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大致是，编辑部用东路偏北的工字形楼（原北大生物馆），出版部用大门内、大讲堂外由东到西的筒子平房（原北大物理、化学实验室），图书馆用西路最后一层房，食堂用大门内的西房，其他用作职工宿舍（带家属或单身）。
仍改为由己身下笔。工字楼上下两层，大门向南，后面向西有角门。检查科占大门内楼下偏东一间，门向北。中学语文编辑室占楼上西北部，文学人多，占偏南的大屋，汉语人少，占偏北的小屋。我的固定座位在检查科，为兼编汉语，有时要上去，到汉语室打游击。在楼下坐了差不多两年，不知道为什么，这为了提高产品质量的检查科撤消了，科之长隋树森先生转文学室，我变游击战为阵地战，入汉语室，即楼上西北小屋。其后约半年，汉语课也停了，人并入语文室，座位依然，不记得过多长时候，座位也移到大屋。在这个大屋，坐到1969年8月，工作早停了，终于教育部连带出版社，也撤了，人都到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凤阳干校去“学习”。我不得不与这母校的二院告别，而一别就是十年以上。
总是在女霸江青等人倒台之后，长期抽疯不得不变为清醒，白卷英雄过时了，又启用教育。孩子们需要上学读书，就仍要有人编书。人民教育出版社复活了，干校结业，早已处理的职工陆续回社。我是1979年初回社，真成为废物利用。其时虽尚未改革开放，却已是走向发展，以前的乾隆加清末民初的建筑落伍了，要改为与天兼与空地争地盘，靠外的房屋都拆掉，改为楼，人入内工作的五层，书入内立或卧的七层。还有人入内过柴米油盐日子的，后部两座，都是五层，前部偏右两座，都是三层。中路最后的公主楼（公主住西路大房，所以应理解为公主府的楼，十间两层，楠木骨架）拆了，改为加宽向东伸展到府墙的两层红砖楼。岔出一笔，这公主楼院，是大革命“斯文扫地”时期我受勒令之命清扫的，想不到十几年之后，楼和院都化为空无，闭目想想往昔，心里也不免热乎乎的。且说我废物得利用之时，新楼还没交工，我就随着语文编辑室，先在香山饭店，继在西苑饭店，上班，直到1979年的接近年终才回到旧二院，据说是照顾老朽，分配在二楼，而且是阳面。在这座楼里也曾三迁。一迁到同层的斜对面，自然有北窗而无南窗，所以曾效辛稼轩《永遇乐》词“北固亭”之颦，自封为北顾楼。再迁降了级，到一楼，仍只可北顾，但有大优点，是入室之前可以免去登楼，所以曾得到许多来客的称颂。可惜好景不常，大概是为了调整或交换房屋，又须三迁，而且是连升三级，到了四层的阳面，也有优点，是除了多有上下楼锻炼的机会之外，住在社里，侵晨入其内，东南望，想象霞光之下即出生之县，可以温若干旧梦是也。
适才说住在社里，就还要说说，在旧二院，除了工作有个座位之外，由1981年5月起，还多了个可以卧治的地方。这是在工字楼大门内以西转南有两个南窗的一间，先是安置由辽宁借调的两位女士住，两位女士工作结束，回辽宁，为了照顾我和孙玄翁二老，就把这一间给了我们。从有了这个白天可以休息、夜里可以梦见周公的地方，我就不日日挤公交车，早晚就可以多干许多事。大致过了两年，玄翁回晋南运城，我就成为单干户。这样住到1988年4月，工字楼改造，成为高级的办公室，我迁现3号楼地下室的招待所，住了差不多两年，迁到靠府北墙的5号楼楼上，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由公主楼扩大的红色砖楼，因为是红色，也就可以在那个“几度红楼”的闲章中占一席之地。
最后总的说说，这曾是公主府、曾是京师大学堂的一个院落，自1955年起我故地重游，前前后后，出出入入，竟延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