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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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不能插嘴了。剩下中间两个，二和三。三的“佚我以老”，几年以前我还真想过，并写了一篇《无题》（收入《负暄续话》），说是这想法也不能普遍适用，比如说，泛论，就会有的人如此，有的人不如此，特指，大致是就身说常常如此，就心说常常不如此。四减去三个，只剩下一个“劳我以生”，至少是在一般小民的眼里，可以称为普遍真理了吧。因为普遍，用作文题，单说在我回忆的“碎影”中，就像是戴在哪一篇头上都可以。不过如人之有赵大、钱二、孙三、李四，总不当都称为赵大，所以量体裁衣，还是决定划归这一篇专用；其他篇，内容也可称为劳我以生，甚至更宜于称为劳我以生，也就只好戴另外一顶了。
劳我以生，生用世俗义，指生活，或精简，指活。是因为想活，才不得不劳。这说的是常态，我是常人，就安于常态。推想还不至有人瞧不起，因为如果发瞧不起的高论，就必须在发之前，拿出自己偏偏不想活的铁证。还可以顺着常态，加细说下去，是活有内涵多端，古人举其大者，曰饮食男女。饮食和男女有复杂而错综的关系，比如说，由饮食开篇，可以说，一定要食后不饥，饮后不渴，才能顾及男女。可是男女之后，男女双方都活着，而且不免要生小的或男或女，就又不能不回到饮食。以上这些看似空话，却有不小的功用，是可以证明我之劳，轻说是不得已也，重说是理所当然。且说50年代初，我由面对学生变为面对书稿，生活的负担情况是，家门之内，上有岳母，六十多岁，妻，年甫逾不惑，女四，长念初中，幼刚入小学，家门之外有母亲，年过古稀，七名，清一色的女性，成年的没有职业，未成年的没有工作能力，而也是都想活，也就要我一个人供应饮食。一个人的有限收入支持八个人活，几岁的儿童也知道必办不到。但想活却不能打折扣，因而办不到也得办。怎么办？显然，唯一的路是我多劳，一个人做两三个人的工作。这情况就成为话归本题，劳我以生。
上面已经表明，这劳的情况并不是自50年代始，但一只脚不能踩两只船，这里就只说50年代初走入出版社这一段。到出版社工作，坐在办公桌前，面对书稿，优点很多。最大的一个是可以不再面对群众，其次还有，不像上课、改文那样实砍、紧张，有事有病请假，用不着补课，等等。但有个大缺点，是坐班，比如上午八点上，下午五点下，加上来往路上奔波，几乎是，除了星期日以外，所有整天的时间都不能灵活运用，或说干自己的。不幸的是，要八口之家能活，必须有些时间干自己的，挣些工资以外的钱。就是说，不得不劳上加劳；具体说是下班之后要上另一种折跟头打把式的班，必更累。
日出日入之间在班上，兼课的路不通了。多写稿多卖稿，这条路基本上堵死了，因为鼎革之后，报刊的百花或百草争荣现象没有了，变为车同轨、书同文字，我既无渊源，又无能力。可怜的是，除了白纸上写黑字，卖与恰有此需要的什么人或什么单位以外，我一无所能。形势是只能靠也就必须找这样的门路。幸而还认识一些也惯于率尔操觚的，物以类聚，居然就找到一些写成黑字可以换来些微钞票的机会。计有三宗，都非性之所好，但饥不择食，也就不能不有如演戏，明知是戏，还要尽全力去唱，去念，去做。记得一宗是为某种课文作注解，另一宗是选编旧小说的读本，谁组织的，都有什么人参加，主顾是什么单位，都恍恍惚惚了。总之是费的时间和精力（包括路上跑）不少，所求只是换一些柴米油盐，而自知必没有传世价值。
以上两宗都是短工性质，照计划做，做完交工，结束。还有一宗不然，是照设想，可以绵延下去，而且，如果顺利，还会或大或小地发展。这是什么？因为还有意外的下文，这里就不得不有话即长。还是40年代初，我以写些杂文出卖的因缘，认识其时编《中国公论》的张域宁和马秋英。谈得来，交往渐多，成为可以称为相知的朋友。张有创业的兴趣和魄力；马是张的忠实助手，还忙里偷闲写小说。对我都很厚，知道我穷困，总是想些办法关照我。1945年迎来抗战胜利，他们到天津（张是天津人），创办了《新生晚报》。可以算作互相利用，他们为我开辟了每周刊一次的专栏，先是名《周末闲谈》，以后改为《一夕话》。我有胡思乱想和乱说乱道的习惯，小报，地盘有限，写来不费力，而积少成多，变为稿酬，也就可以补贴一些日用。总有两年以上或三年吧，政局又大变，报纸不能办了，他们又不得不改行，外考虑环境，内考虑能力，决定并实行，在北京，与人合伙，开个大众书店；并作为书店事业的一部分，在天津办个《语文教学》月刊。对于语文，对于语文界的人士，他们生疏，又是互相利用，他们希望我多出主意，并在约稿、审稿方面给予帮助。月刊聘有几位编委，推想我是既有名又多有实的。我也就一如他们过去的编《中国公论》和《新生晚报》，凡是我能做的，就都担起来，劳而不怨。记得还应他们之约，去了几次天津。繁重的工作是在北京，主要是约稿，要各处跑；稿到手，有些要动笔；稿刊出，有些人还要登门送稿酬。总之，为他们这本《语文教学》，我费的时间和精力简直难以数计。而所得呢，不过是（写文换酬不计）编辑费每月三十元而已。但我不能辞其劳，因为：一、对于友人，能尽力总是以不推卸为是；二、如果没有这项收入，也许孩子上学，中午带的一块小米面丝糕都无着落，所以纵使疲于奔命，也就只好忍了。
上班之外的劳，还有个不疲于奔命的，是参与编《现代佛学》月刊。这件事也是说来话长。解放以后，北京成为政治中心，许多旧时代的名流陆续到北京来，其中有些是亲近佛教的，人总是难于放弃其所好，于是在信教自由的大帽子之下，就想到振兴佛教。如何振兴？容易想到的，也是容易做的，是印个定期出版的本本，让有兴致信受的人在上面吆喝几句。学新风，先要开会。记得第一次是在东单新开路陈铭枢家里，我因为编过《世间解》，周叔迦先生约我参加了。以后经过商讨、筹备，不很久，《现代佛学》月刊就问世了。编委不少，既有名又有实的，主编巨赞法师之外，我也辅助做些工作。其间巨赞法师曾南行，我就代主编。没有占用过多的时间，却有获得。其一是见到一些名流，如叶恭绰、李济深、唐生智、吴贻芳等。其二是也可以小有收入，即除了写稿得稿酬以外，每月还送编辑费二十元。二十，数目甚微，但在三反五反中挨整停发工资（详情以后谈）的时候，就力大可以救命。也就因为可以救命，这一项业余工作，我说不准算犯法不算犯法，内心一直忐忑不安，而终于藏在心里，未自我举报，直到1954年，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月刊由协会接办，编委会解散为止。总之，现在回想，仍是伤哉贫也。
《流年碎影》 劳我以生（2）
语云，越渴越吃盐，就在这时期，我还经历了两次丧事。一次是1951年的5月29日，我到出版社不到四个月，我一生最亲近的通县师范同班同学梁政平因肺结核病死了。这位同学，我前面写过，比我小两岁，为人柔弱，加上内向，郁闷而少表现，小家庭一妻一女，虽比我负担轻却收入更少，穷困，还经历过失恋之痛，多因结一果，就成为日渐沉重之症。由20年代后期相识，我们一直亲如手足，他关心我胜过关心他自己，记得最后一面，我到东直门内去看他，他不提他自己的病，只是说：“你住在后海边，要常去水边转转，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他知道我身不由己，也许还担心传染，让我快些走，我们就这样永别了。重病的时候，他女儿来借过几次钱，我当然要尽力，实际只能是家里人再少吃几口，让给他。现在是他走了，其时还通行入棺土葬，我只得第一次向单位开口，借工资，给他买了贱价的棺木，算作送行。他是第二天清晨被送回昌平县马池口村茔地入土的，要经过鼓楼西大街我住房的后身，新社会，学习一个连一个，我自顾不暇，晨起，只能面对北墙，心里说一声：“平弟，安息吧！”
另一次是1952年的1月1日，父亲在故乡病故。1947年夏日土改，全家逃来北京，住将及两年，于1949年春回去，前面已经谈过。回去，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状态，当然都非复昔日。但人同样是善于适应的动物，比如家徒四壁，看惯了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善。总之，就我的所闻和所见下断语，父母、嫂、侄等回去，共炊共食变为分炊分食，日子像是过得也不坏。是1951年12月下旬吧，家乡来人，说父亲病了，自己说恐怕熬不过去，让我回去。我问什么病，说只是不想吃东西。我推想，既不是急病，延迟几天必关系不大。其实推迟回去，是想：一、安排一下手头的杂事；二、回去可能要办大事，那就不能袋内空空，自己没有，只好乞诸其邻，绕道天津，找张、马二君。说时迟，那时快，到由天津乘长途汽车奔向家乡的时候，已经是1952年1月1日的侵晨四点多。路不佳，车慢，到村边下车已经是七点多。未入村就遇见村里人，告诉我：“来晚了，五点多就咽气了。”入家门，看父亲的遗体已经放在北房东屋的木板上。母亲坐在西屋，面容冷静，并且说：“死了也好，省得我老是担着心。我一个眼泪也没掉。”问有没有遗言，母亲说：“总盼着你来，说有话跟你说，问他有什么话，他不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总难免有遗憾，带着到地下也就罢了。接着是商酌如何葬死者，通知近亲友，买木料做棺材，等等，除多处花钱以外，还要从旧俗，着孝服，见亲长等就下跪。忙乱了三五天，死者入土了，还有大问题，是如何养生者。幸而还有农村的可取的旧，生活质朴，晚辈服其劳而心情安然愉快，母亲还愿意住在故居，我经常往家里带些钱，能够换些柴米就可以了。父亲为人直率刚正，只是有大缺点，嗜赌博如命，自知多伤财而不能改。母亲生活整饬，安静寡言，对人厚，能忍让，几乎全身都是优点。她舍不得故居，我只好争取多回去看她。这样延续了几年，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来了，在家乡不再有饭吃，她才忍痛离开家，到我这里住。但她没有忘记那个家，幻想有那么一天还能回去。可惜她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日下，终于在北京的后海北岸，带着离乡背井的遗恨，于1963年春离开人世。
《流年碎影》 既往咎之
《论语》有“既往不咎”的话，那是古道，或圣道，今道则不然。我改旧语为题，是想说说鼎革之后，一再清查旧经历的情况。我生于1909年，到1949年走入社会主义，在所谓旧时代整整过了四十年，其间还有八年之久的异族（挂傀儡政权的牌子）统治。泛论，人由呱呱坠地到盖棺（今日火化），人人都有一本经历的账，所不同者，一、如刘、项争宝座，事多兼大，本本厚，乡里小儿女或锅台转，或地头蹲，本本薄；二、其中所记之事，价值、影响等有大异或小异，如是而已。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影响，问题不简单。这里想说个更复杂的，是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价值。说复杂，是因为所谓价值，貌似有定，而实际则难定。何以故？是因为有关价值的判断，浅说，是人头脑里想的，或兼说出来的，而所想和所说，就不能不受时、地、位以及传统和时风等等的影响。还可以深说，是价值判断都离不开标准（纵使判断的本人并未觉得），而标准的对错，其分辨就还要有更深一层的标准。这条路不容易走，只好躲开，举个简单的例以明之。是很多人念过的李密《陈情表》，一唱三叹，总不会不同情李密吧？可是转为站到司马氏那一边，看法还会是这样吗？
他人瓦上霜，难扫；自己门前雪呢，像是也不好办，因为也躲不开标准和站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仍是问题过于复杂，只好说说有关的杂想，而不求一言定案。一种想法，评旧，就置身于旧，看看自己的所想和所行，广则朝野，狭则街头巷尾，多数人，或绝大多数人，是不是认为完美无缺，至少是大致可以通过。用这个尺度，只要自己的言行没有违（旧）法，败（旧）德，大致通过是容易的。但评论，标准也可能不这样平庸，就是说，会插进来“理想”，即要求不仅仅是不违法，不败德。姑且算作举例，一种常见而有力的理想是隐士思想，魏阙是不干净的，活动于其中的权臣甚至奸佞是可厌恶的，没有避到山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