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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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常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这次的损失也是这样。限于同一编辑室的人，上是张志公，东西多，连毁也来不及，只好坐待来抄，结果是红卫英雄竟未入门。下是蔡超尘，看到勒令，急如星火，把所谓四旧的书画之类，装入儿童坐的车，两次，都送往红卫英雄的据点。我呢，用李笠翁的（其实也是祖传的）“退一步法”，只看蔡超尘而不看张志公，有时想到玩赏一类事，就还可以“独坐小楼成一统”。这种心情也未尝不可以分而具体描画之。比如坐斗室，无意中，在某处，碰到一块旧寿山石，拿到手里，摩挲摩挲，由起初的柔滑感而终于有温暖感，也可以说是一种不亚于喝人头马的享受吧。级别还可以更高，比如过眼的是归懋仪的小楷扇面，由干支纪年想到嘉庆晚年江南的种种，神暂时游于近两个世纪前的两千里之外，较之迈出家门，奔入长街的卡拉OK，究竟孰上孰下呢？人各有所好，我，如果有闲，或有闷，是宁愿坐在屋里，与长物相对的。这或者有违晋王恭的“作人无长物”之训，但也未尝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找到个辩解的理由，那是张宗子在《五异人传》中说的：“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情也。”
《流年碎影》 开明旧人
题目“开明”有二义，一是开明书店，二是不在人背后搞小动作。这是想谈我离开贝满女中，最先接触的两三位，都是开明书店的人。第一位是叶圣陶先生，是他来北京，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以后，有编教材的任务，托人推荐人，贝满女中校长陈哲文才介绍我到出版总署的。记得是1951年1月底，我拿着陈哲文先生的介绍信，到东单稍北路东的东总布胡同路北的出版总署去谒见叶先生。对于叶先生，我是在通县师范读新文学作品时期就有所知，其时他用本名叶绍钧，所写多为小说和童话。读后的印象是，与郁达夫比，像是规矩有余而才华不足。见面之后，谈了一会儿，有新的印象，是不怎么像写小说和童话的文人，而是儒门的躬行长者，律己严而待人厚。当时都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只记得告知职位是编辑，任务是编中学语文教材，并定于2月1日上班。上班之后的工作情况，留待下一篇说，这里单说与叶圣陶先生的交往。想择要说一点点，因为近些年来，关于叶先生，包括介绍他的诗词作品在内，我已经写了三四篇。叶先生担任副署长，分工可能是领导编辑教材，或一部分是领导编辑教材。他通文史，又有凡事都亲自动手的习惯，记得语文、历史方面的书稿，他都细心审读，有不妥的地方就动笔改。我感到荣幸，编或修订，出于我之手的，就文笔说，他表示满意。其后，由他挂帅，非正式地组织修改书稿的班子，他就让我参加。先是多用共同讨论、共同修改的方式；这费时间，他忙，后来就由我先动笔，他复阅。那是50年代初，提倡推广普通话，他认为很对，可是担心自己的南腔北调不够格，写成文章，就送给我看，要求不妥善的地方都改成普通话。修改文字的合作还有个劳而无功的大举，是有些人感到，很多公文写得太蹩脚，不能简而明，想编一本书，先选各类型的毛病多的公文若干篇，修改，并说明修改的理由，印成书，供做文书工作的人学习。策划的经过不清楚，单说实行，是齐燕铭先生委托叶圣陶先生组织一些人承办此事，中间由北京电教馆的杨超女士联系。叶先生决定由他挂帅，让朱文叔先生、隋树森先生和我参加，并由我兼负管理的责任。待修改的公文是杨超女士送来的，之后就常来电话催。记得我们改了一部分，尚待交换意见，忽然不催了。不知道叶先生曾否收到改变计划的通知，总之就停顿下来。一包原文、改稿等一直放在我手里，保存到文化大革命中我由城内迁往西郊，房屋减少，不得不清除一些可无之物，才当做废品处理了。
以上说的是50年代初期，以修润文稿为中心，我同叶先生的交往。这是近于私的。还有公的，是听他讲话，在各种大会中或什么讨论会中。接触多了，对于他的为人和学识就更多有所知。为人，我私下想，古人称造诣最高者为圣贤，其实叶先生就是圣贤。可是居今代而称某人为圣贤，听者会感到不习惯，所以我著文介绍他，说是孔子叹息而言“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的躬行君子。行多方面，最突出的是对人厚，不只是待人如己，而是待人胜己。这用儒家的话说是“仁者爱人”；用佛家的话说是“具众生缘慈（与乐曰慈）悲（拔苦曰悲）心”。仁，慈悲，是过时之物，至于我，是一直高山仰止，叹为希有的。关于学识，也想说一点点。他读书多，古今中外，各方面都理解得深，而且为求真而当仁不让。写至此，想起一件事，可以说说以助谈资。编语文教材的某公注《诗经·伐檀》的“不素餐兮”，说素餐是不吃肉，不素餐就成为非肉不饱。其时我在总编室检查科，检查书稿，提出修改意见，某公不改，理由是如此解有教育意义。检查科只有提意见之权，只好上呈，到叶先生那里，批曰“永远没听说过有这样的讲法”，才没有印出去，闹笑话。再说一件大事，是行文用什么语言的问题，叶先生一贯主张“写话”，并身体而力行之。理论上是否有坚决反对的，不知道，但看实际，也身体而力行之的却不多。认识乎？能力乎？且不管，我是觉得，在语文方面，这是叶先生施与大众的一盏指路明灯，其功德真是胜造七级浮屠。我多年来涂涂抹抹，在用语方面总是以叶先生的主张为指针，可惜是目力勉强而脚步跟不上，真是愧对叶先生了。
谈叶先生，时间拉长，会碰到一个问题，我过去没谈过，或者没想过，是像叶先生这样的为人，如何适应历次的运动？以1957年的整风为例，也是来于开明书店的卢芷芬先生（在出版社任总编室主任），人很好，不知道说了什么大逆耳或小逆耳的话，戴了右派帽子，发往北大荒，以生长于姑苏的人而被迫到冰天雪地劳动，其困苦可想而知，不幸他未能忍过来，惨死在那里。对于这样的现实，叶先生不会不动心吧？又如大炼钢铁与大革命的二大，以叶先生之通达，总不会不以为非吧？可是除了大革命中见一次咒骂他的大字报以外，他都可以闭门家中坐，平安过来了，其中有没有什么奥秘？难得知其详，有时我想到也同我熟的张东荪先生，始建国，他高升为政府委员，时间不很长就跌下来，到大革命时期，由海淀成府的平房小院迁往监狱，终于在那里见了上帝。张先生心直口快，惯于或者喜欢露锋芒，因而就失之世故太少，以致不能适应新形势，坎坎坷坷离开人世。叶先生呢，得人间视为重的“晚晴”，除本性温和谦退以外，也许还有世故之助吧？
第二位是宋云彬先生。我开始到出版总署上班，分配做编中学语文课本的工作，他是这部分工作的领导。人也温厚，与叶先生比，还要加上潇洒。仍保留旧社会的名士风度，记得在编辑室，常常叼着烟斗走来走去，做沉思的样子。只是很奇怪，我们的接触不多，只记得有一次，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是叶恭绰老先生写来的，当然用毛笔，当时都看做小鬼的刘德珍（女）看见，仍沿用她的乱喊乱叫之习，说：“这是什么人写的？这么难看！”其时正好宋先生踱步走到这里，我就递给他，说：“请宋先生看看，难看吗？”他接过去，眼一扫就说“很好”，这也可见，对于旧学的各方面，他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关于他的为人，我理解得不像对叶先生那样多，但是有一件事，我每一想到，就不由得泛起感激之情。那是我上班之后几个月，来了名为学习的小运动（详情另一篇谈），审查历史，我的，由宋云彬先生和另一位党内人负责，审查的结论告诉我，我认为通情达理，推想其中不会没有宋先生的意见吧。其后，不记得什么时候，总是不很久，宋先生离开出版社，从此我就没有再看见他，连消息也很少听到。是大革命中或稍后，听说他在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生活很坎坷，患了什么病，终于不治，作古了。如果我的所闻兼所记不错，那就“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只能在这里祝祷一句：“安息吧！”
第三位是卢芷芬先生，籍贯同于叶先生，苏州人，估计在开明书店是负责出版发行的，所以来出版社任总编室主任。我到出版社一年之后调检查科做检查书稿工作，检查科属总编室，他就成为我的高一级的上司（科长是隋树森先生）。也许就是因为高一级，我们的接触不多，只记得有一次，他写了一篇什么，准备发表，交给我，希望我给看看。他写作能力不行，我给他大改，发表了。他长得比较丰满，对人客气，说话总是面带微笑。我对他印象深，是因为三反五反运动我挨整（详情另一篇谈），被判定为贪污分子的时候，有时碰到他，说什么，他更加客气，目光中还带一些怜悯，像是用无声的话说：“我相信你是好人。”机遇可怕，1957年的整风来了，我有挨整的经验，日日如临深履薄，幸而未加冠，他还没有这宝贵的经验，不知说了什么心里话，逆耳，就被加上右派之冠。发往北大荒之前，我们有时在社的大院内遇见，他面目凄惨，低着头，不看人，我很想小声说一句“我相信你是好人”，可是怕一言定案，所以直到今天还藏在心里。不久他如宋之徽钦二帝，北行了，并受不了寒冷和劳改的折磨，死在那里。我有时想到他，不能不联想到藏在心里的那句话，因懦弱而没有说，总是既遗憾又惭愧的。
还想附带说两位，也来自开明书店的丁晓先先生和刘薰宇先生。都跟我没有什么交往，可是都不少开明书店的开明气，也就给我留下相当深的印象。丁先生是编历史教材的，性格是开放型，大庭广众之间，喜欢用洪亮的嗓音谈天说地。只记得一次，是谈他多次受了姓丁的累，比如闹学潮，签名，印成名单，以笔画多少为序，他总是排第一，抓为首的，他就跑不了。丁先生还有个修饰（或应说不修饰）方面的特点，是留胡子，颏下总是垂着一长绺，所以通称丁胡子。刘先生是编数学教材的，性格与丁先生相反，是闭关型，向来不夸夸其谈，需要说话，也是沉静而低声。且夫人，都是内有蓄积要找个出口放出来的，刘先生的出口是吸烟和喝酒。在社的大院里，吸烟之勤，他必可以考第一吧，至少是据我所见，他的两唇间总夹着一支纸烟。据说酒瘾也不小，饭间必喝，而且喝得不少。总的说这二位，都个性鲜明，这好不好？问题不简单，而且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于我，就同意吾家宗子的想法，是这样的人可交。而自新风之盛行也，许多先进人物以充当驯服工具为荣，就个性渐减，其极也就不再有自己，对照丁先生的胡子和刘先生的烟酒，我不禁兴起“前不见古人”之叹。孙俊美录入
《流年碎影》 语文教育（1）
本来想说说到出版社以后编语文教材的事，继而想，说这方面的教材，难免碰到一些问题，索性把圈子画大些，说说与自己一生经历有密切关系的语文教育。说一生经历，说密切关系，是指先则在小学和中学，有语文（用通用之名）课，“受”教，后则在数处中学教语文，1951年起到出版社，断断续续四十多年，主要是编语文教材，“施”教，总之，都没有离开语文。受教，施教，所求主要是受教之人学会用笔表情达意，这所求是否已经如愿？如果未能如愿，问题在哪里？千头万绪，还是由编教材说起。
记得上班之后，最初接受的工作是编高中语文课本，共同担任此工作的是比我早来的蔡超尘先生，面容和体形都厚重，人呼为蔡公。他长我两岁，出身于辅仁大学，也教过中学，还编过《华北日报》副刊。他是山东高密人，外貌不轻逸而很有才，会唱京戏；围棋已经上段，某次比赛列入前六名；还通书法，推崇他的乡先辈高南阜，能用左手，据我看，若干年，社里职工过千，就书法的造诣说，他应该排名第一。新旧学都扎实，文笔不坏，还能写旧诗。人通达，有见识；记得80年代中期，他写了一篇有关红学的文章，说贾宝玉算不了叛逆，发表于山西某期刊，可见评价什么，他并不随风倒。处世，对人古道热肠，所以我们能一见如故。也就因此，工作，我们合作得很好，选文，修润，作注解等，向来没有什么争执。也就可以提高效率，记得时间不长就编完一本，呈上，审查一下就发了稿。后来人增多，层次增多，速度就大减，是不是慢工出巧匠，也如积薪，后来居上呢？我看也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