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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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解决，而又不能“安之若命”，于是想到退一步的路，用《苦闷的象征》之法发而泄之。斟酌体裁，诗和散文难于容纳，戏剧过于敞亮，可用的或说合用的是小说，而且宜于长篇。决定到有余裕之时动手写，题目就用“中年”。主旨明确，是“中年伤于哀乐”，这哀是有渺茫而强烈的希求，因注定不能得而彷徨，而怅惘。能得当然好，也许中年以后会有希望吧，那就再写一个长篇，曰“皈”。算盘打得很如意，并以为“行行重行行”，只要不早归天，总会走到有余裕之时。所谓有余裕，是大环境，容许私情和私见驰骋，小环境，安坐斗室编造各种情节，到饭时能够有饭吃。于是怀抱这样的理想或幻想，仍然往下过。一日日过去，一月月过去，一年年过去，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动笔。不动笔，有原因。增添了自知之明不能算，因为还没走上胡博士的路，“尝试”。什么原因呢？两本不一样。《皈》简单，是无中不能生有。无，是还没有找到所皈。有近年的所写为证，举两处为例。一处，或多处，触及人生之道，都奉《礼记·中庸》的“率性之谓道”为指针，而不问前面那一句“天命之谓性”是怎么回事，如此命有没有意义。“命”是根本，或上推，第一原理，“吾斯之未能信”，当然就谈不到安身立命，不能安身立命即无所“皈”。再说一处，是有时讲到自己的生活之道，也就因为不能树立玄学意义的所信，而又不愿意活得没意思，就不得不甘于“自欺”，比如手托一方不值大雅一笑的什么砚，要勉励自己觉得有意思，而不问究竟有没有意思。总之是无所皈，也就不能动笔写《皈》。未能写《中年》是另外一种情况，或说另外两种原因。一种原因力量较小，是身心不得不随着各种运动而运动，比如大炼钢铁时要到大街上去捡铁钉，大办干校时要到干校接受改造，此外还要高举小红书，大声喊万岁，直到弯腰低头，听批斗，因而就不能安坐斗室。另一种原因力量甚大，是时代新了，要求车同轨，书同文，你愿意动笔吗，欢迎，但不管写什么题材，用什么形式，都要走旧时代试帖诗的路子，始于破题，终于颂圣。显然，我幻想的《中年》就大不合时宜，明哲保身，是趁它还没有出生，就葬在佛家六根的末一根，“意”里。
这所葬为未成形的中年的苦。说苦，不由得想到佛家，太子游四门，所见之苦为生、老、病、死，其中没有中年。我的经验，老之为苦，主要是感到所失过多；中年呢，是有所求，虽强烈而渺茫，也就总是求而难得。失，或可用旷达这味药对治；求而不得，因为是在中年，想旷达就旷达不起来吧？若然，则中年之为苦，其程度也许超过老年。不比较也罢，还是总的看人生，纵使天心向善，人祸不来，表面看，饮食男女都没有什么困难，想取得心的安然终归是很难的，每念及此，不禁为之慨然。
《流年碎影》 佟府旧迹（1）
我教中学的经历，先后总有十年以上，1935年秋起天津南开一年，1936年秋起保定育德一年，1946年春起北京四中一年，1947年春起北京贝满女中四年，此外还有育英中学、土木学校等地。其时男女还不能混合，只有贝满，学生是女的。且说在这女校，时间长，自然经历的事情就多。也因为时间长，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可怀念的人和事也较多。自然，经历的事情多，其中也难免有不可意的，人生难得开口笑，还是以先说、多说可怀念的为是。
以三才的天地人为序，天无私覆，高高在上，没什么可说的。说地，前面说过，初中部在灯市口西口内，高中部在灯市口东口内。校内都清洁安静，能够使人暂时忘掉各种争夺。初中部院内有公理会的教堂，虽不很大，也是尖顶指向天空，可以引导人想到形而上。高中部还保留着旧（清初佟国维）府第的殿堂，至少我觉得，比现代化的楼房多有肃穆之气。总之，在我教过的几所中学中，就环境说，我最喜欢贝满女中。
以下说重点的人。人过多，只好挑一些常常萦回于头脑中的。学生，离校后有来往的不多，先说。初中教的时间不长，只记得一个，名孙亦林。是80年代前期，有一次我到复兴门外广播电台去干什么，她在电台作曲，听说我要去，在门口等我。见到以后，拉住我的手，往里走，过几道门还是不放。她说她在初中，喜欢音乐，我鼓励她顺着这条路努力，她的有今日（作曲得奖？），都是由于听了我的教导。她感恩的话显然说得过了分，但我另有所取，是我这个被许多人看做不前进的，还有昔年的小姑娘并没忘记我。我也感恩，或说深有所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别后就填了一首《浣溪沙》，上片云：“漫道萍踪聚会难，秋风斜日电台前。称名识面忆当年。”由初中的小姑娘就过渡到高中的大姑娘，这就多了，计有王德静、李爱冬、李迎祥、陈贞华、蒋雯、林如等人。来往最多的是王德静，她住东城演乐胡同，在鼓楼附近化工学院任课，离我城里的据点都不远，常骑车帮我办些零碎事。又连续几年，冬天，她约我和李爱冬、李迎祥，在她家吃饺子。她们三个人包，并买不少下酒菜，看着我一个人喝酒。屋里火不旺，可是人情的暖意还是能使人感到热乎乎的。是大前年吧，王德静去了法国巴黎，常来信，说想回来，因为心脏不好不允许上飞机，又家里人都在那里，未能如愿。我劝她不要回来，可是有时想到心目中的孩子们围着我，看着我喝酒的情况，也不免有些感伤。
转为说学校的工作人员，记忆犹新的不少。依编职教员录的通例，先说掌校政的人物。教会学校，代表教会的有个寇教士，应该坐首席吧？她是美国人，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大概是独身。人，看外表，丰满健壮，既有严谨的一面，又有和善的一面，住在佟府的后院，到前院活动的时候不多。我同她几乎没有交往，有一点点印象，是她回国之前，一次谈话会（也许应该称为质问会或批判会）上得到的。任何年岁不轻的人都知道，1949年是有大变动的一年，前半的2月，解放军开入北京城，后半的10月，建国，于是以这一年为界，仅是在佟府，寇教士的地位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据说，其前，有些人是勤出入佟府后院，满面笑容呼寇大妈的；其后，还是这些人，视寇教士为来华侵略的敌人，当然也就不再出入于佟府后院。这还不够，想进一步，让寇教士也改变观点，站到自己这一边来。办法是惯用的小组讨论，宣扬正确的，批判错误的。记得是在北海五龙亭，寇教士安坐，听发言，千篇一律，都是美国怎么坏。坏之一是不民主，如总统就不能代表人民。我记得很清，听到这里，寇教士说：“他代表我们，因为是我们选的。”这句话对不对可以另说，她在被围攻的逆境里还说己之所信，总是可敬的。其后，美国人不再吃香加不是“孺子可教”，寇教士处理了家当，回国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再一位是校长管叶（xｉé）羽，人瘦小，因为已经入老境，还有点驼背。严正，忠于事业，规规矩矩办学，以求学生都能成为有知识、有能力、品行端正的人才。他寡言笑，与教师和学生都接触不多，可是校内上上下下都敬重他。我敬重他，还因为有那么一件事，表现他有容忍的雅量。来校比我略晚的曹家琪与我有深交，也教国文，一次上课，忘记为了什么事，管校长进了课堂。曹误会，以为是查他，当时发了脾气。管校长平平静静退出来，还向曹表示了歉意。这是有道的长者之风，就是在当时也是罕见的，所以后来每一想到，就有得见今之古人的感慨。也是建国之后，大概他自己也感到原有的一套不能适应新环境，就把校长的职位让给陈哲文，其后不久我也离开佟府，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位有古风的长者。
接着说陈哲文，任校长之前我们已经很熟，而且谈得来。他中等身量偏高，不胖，如果是青年，就可以称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据目力特别明察的学生说，面部左右不匀称。我没看出来，只觉得透着和善，对话时总是面带微笑。身方面还有个特点，内脏的位置与常人相反，是某次透视发现的。这都关系不大，还是说为人，他是既正派又能不忘世故，于是表现为通达。这种美德，在今昔交替的时候也许再好不过，因为多方面都能接受，纵使一日千里的人物还会感到美中不足。至于我，就借了他的这种美德的光，离开佟府时没有多丢面子，而且得个远为容易端的饭碗。这是建国以后，我的脚步跟不上，又没有学会言不为心声，渐渐就引来堂上堂下的不满。眼看这碗饭不能吃了，哪里去呢？是他，先给我安排了立足之地，然后在举杯小饮的桌面上告诉我，“还是离开这里，去做编辑工作吧。”我不好问他，这样的安排，是碰巧有这样一个工作，还是认为我不宜于再面对学生讲话，上穷碧落下黄泉，才找到个可以只拿笔、不说话的位置的，如果是后者，那就如三国虞翻所说，“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他就是这样的“一人”。就说是机会使然吧，如果立足于今日，回头看看，四十余年，我得平安，甚至小名小利，应该说主要是他之赐。我离开佟府以后，他后来转任北京教育学院院长，忙，我经常自顾不暇，见面的时候不多。近年来他也退了，住在王府井街西大阮府胡同一个平房院里，设备不齐全，上厕所要走出院门。我应该去看他，因为忙，只是托他的儿妇岳女士（也在我们社的大院内工作）向他问候。是去岁（1995年）初冬，我在病中，不记得听谁说，他本无病，洗脚时忽然跌倒，急救无效，于9月下旬作了古。又是一次，应该见最后一面而未能做到，每一想到，就心不能安然。
《流年碎影》 佟府旧迹（2）
以下说直属校当局的办公人员。为首的是朱先生，其下有管事务的杨先生，管财务的耿先生，以及抄抄写写的叶迪元、金荣荫、张永钟等。重点说朱先生和杨先生。朱先生与我有特殊关系，因为他是我的师范同班同学朱仰秋（名润岑）的三叔父。同学，限于同班，关系也有远近的不同，我和朱仰秋的关系很近，俗话所谓可以称兄道弟的。他们是旗下人，住在西直门内北沟沿一带。朱仰秋早已丧父，叔父还有行四的，在育英中学工作，也是主持校办公室。就因为我与朱仰秋有这种关系，见面，随朱仰秋，呼在贝满的朱先生为三叔，在育英的朱先生为四叔。且说这位三叔，人很精干，也很宽厚，又因为我与朱仰秋有这种关系，对我，表面虽然客气，心里却看成子侄，需要指点的时候，趁屋里没别人，小声告诉我，应该如何如何。我当然很希望身边有这样一位长辈维护，也就既敬重他又亲近他，到学校，没课，愿意到他那里去坐坐。也为了表示敬重和亲近，每年新正，我总是与曹家琪结伴，到朱先生家去拜年。朱先生是旗下的小户人家，蓬门小院，可是室内一尘不染，用具都明亮如镜，婶母等也是温和大方，仍不少“王侯第宅”的雍容气象。我离开佟府以后，与朱先生会面少了，不记得是大革命中还是其前其后，听谁说，就在那蓬门小院里归了道山。再说为朱先生之左右手的杨先生。他是天津人，年岁与朱先生相仿，高个子，面干枯无须，酷似紫禁城内的太监。只有一个女儿，以及老伴，相伴过日子。为人也是古道热肠，以帮助人干点什么为乐，并且作而不述。他可以算作怪人，一身而兼有聪慧和拙笨的两面。聪慧是动手，他什么都会，而且不同凡响；拙笨是动口，尤其在新时代的小组讨论中，他一句也说不上来。举一点点事例为证。教会学校，周六下午不排课，上午课上完，学生散去，我们松一口气，几个常在朱先生屋里闲谈的男教师就想享受享受，朱先生出主意，一个人拿一点钱，交杨先生，让他做点什么，下课后在朱先生屋里聚餐。记得第一次是吃红烧肉，入盘上桌，肉块方方正正，看着像是不烂，及至下箸，才感到连夹起来也困难。入口，味道好得难以言传，只能用间接的办法，说有生以来吃红烧肉无限次，评比，还是以这一次为第一。我惊讶，问朱先生，杨先生的技艺是怎么学的。朱先生略过因，只说果，是“他什么都会做”。果然，其后就品尝了他做的许多种，其中一种是糖葫芦，单说外形，竟超过东安市场北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