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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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严既澄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书，如书名所示，是提倡怀疑，或者说，主张没有证据就不要轻信。书连导言在内共写了十七章，从各方面论证不可信的来源（人的本性以及政治和宗教的欺骗等）及其危害，所以对应之道应该是崇奉怀疑主义，只有合于科学道理、经过自己思考证明为可信的，才信为真实和好的。思想深刻，甚至只是由标题也可以看出来，如第四章是“人能是理性的吗？”，第九章是“好人行事的危害”，就会使富于理想的人大吃一惊。文笔也犀利，如说：
那些要赖热情来维持的意见，常常是那种并没有良好的理由存在着的意见；的确的，我们可以拿主张者的热情来量度他的缺乏理性的信心的程度。在政治和宗教中的意见，差不多常常是以热情去维持的。（第13页，用严既澄译文，下同）
每一国的大多数的人民都因为受尽种种的耳濡目染的影响，而深信一切的世界上的结婚的礼俗，除了他们自己的一种以外，都是不道德的；并且相信那些攻击他们自己的这种见解的人，都不过因为要自己文饰他们的纵恣的生活，才去如此做。换言之，就是世界上的一切的民族都把她自己的一种结婚的习俗认为最合理的，最不违背道德的。（第15页，译文有增加部分）
这是目中装有X光，因而隔着胸口能够洞见人心，虽然这人心中也有自己的心，读了仍是感到痛快。
我多次说，上大学时期，正赶上考古风刮得很猛的时候。考证是汉学，惯于在人皆认为不可疑的地方（古文献，传统信念）生疑，然后是考，无征不信。其实这方法就是科学方法，其精神也可以说是怀疑主义。只是与罗素相比，还嫌零碎，深度广度不够。所以读了罗素的著作，真如《桃花源记》所说，有“豁然开朗”的感受。豁然，都见到什么？只说距离最近并且个儿最大的，是史书本纪中所写，日报第一版所宣扬，什么圣王，什么领导，什么真理，什么主义，等等好听的名号和言辞，即使不好说是都意在骗人，总是与实况距离很远。显然，如此认识，其结果就很难成为信徒。所以几年以前，母校九十周年约我写纪念文章，我就写了《怀疑与信仰》，引培根“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之后，说自己惭愧，只是始于怀疑，而未能终于信仰。这情况，实事求是，应该说，在母校时期只是发了芽，至于开花结果，则是念了罗素之后。如此开花结果，有什么好处吗？可以说有，是多年在多种虚妄的压力下，包围中，并没有“真”（装作信可以不算）受骗，上当。自然，不能成为信徒也会带来坏处，是不能如有些我熟识的人，只是因为信之后万岁声喊得响亮，就换来位、名、利的实惠，可以招摇过市。这样说，我是有些悔意吗？也不然，因为，依照罗素，人总应该信任自己的理性；或依照孔老夫子，“安则为之”。怀疑的所得还有个儿小的，数目多到数不清，有病不找气功师、想知道来日如何如何不给什么瞎子、什么铁嘴之类送钱之类皆是也。
薛知微（1838—1900），英国哲学家，出身于剑桥大学，后来在剑桥大学任教，主要讲伦理学。他治学不像罗素那样方面广，名气没有罗素那样大。著作也少得多，我知道的不超过十种。我买到的有五六种，都没有中文译本。我最初知道他，是因为读伯劳德（C．D．Broad）的《伦理学说的五种类型》（有1932年庆泽彭的中文译本，名《近代五大家伦理学》，商务印书馆出版）。伯氏是薛知微的弟子，著名的哲学家，介绍五位伦理学大家，第四位是康德，第五位就是薛知微。薛氏伦理学方面的著作，我买到的有两种：《伦理学之方法》和《伦理学史纲要》（记得原是《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的一个条目，扩充［？］后单行）。重要的是前一种，1874年初版，我得到的一本是1922年第七版。书五百多页，总有四五十万字。称为方法，意思是在伦理学的领域内，我们想明白其中底蕴，应该怎样思索。他的弟子伯氏评介他的学说（也就是介绍这本书），也是着重他的思辨方法。这方法是：
不断地自己推演，讨论，提出驳论，予以答复，再又提出反驳。所有这些地方本身都是至可佩服的，深切证明了著者思想之精深和笃实。但是读他的书是很容易成为不耐烦的，极难把握得住他的理论的线索，一个人尝可以读了许多段节，止不住的赞美，而结局却甚至于记忆不了一点什么东西。……如果有人能够由兹文的介绍，而引起研究的兴趣，取《伦理学方法》而细读之，不至再感多大的困难，那便是本篇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大的目的了。（庆氏译本114页、115页）
推想是先看了庆氏译本的介绍，我果然就对薛氏这本著作有了兴趣，而凑巧，于1940年5月就买到它。何时开始看，不记得了；读完的时间书末尾有记载，是1941年6月25日。与伯氏的估计相反，我慢慢读，并没有感到不耐烦。甚至相反，而是感到作者态度的清明和平和，因而越深入越有滋味。思路确是如他的高足所说，细密到无孔不入，这还不新奇，新奇的是像是没有孔的地方，他还是看到孔。比如他用大量的篇幅解说快乐主义（伦理学上的一种学说，认为所谓“善”的行为，是因为这种行为能够与人以快乐），先说快乐主义有心理学意义的，有伦理学意义的；然后分伦理学意义的为两种：利己的快乐主义和普遍的快乐主义。再然后是研讨每一种，都是由某一方面看，说有成立的理由，由另一方面看，认为还有理论的困难，等等。他的“方法”是分析、分析、再分析，面面俱到之后，像是他自己并没有主见，而所有的看法相加，就恰好是人类理性所能想的事物的总和。所以仔细读完这本大著之后，我的感觉，所得就不只是广博的伦理学方面的知识，而且是求真知的智慧，以及求真知的正确态度。
《流年碎影》 尊师重道（2）
说起这种求知的方法和态度，貌似温和，却不是无力的。记得书中分析穆勒的快乐主义，说穆勒承认这是个“量”的原则，但穆勒又承认快乐有价值高低之分，于是就引进“质”的原则，而容纳质，就不能不放弃量的原则。又如这本书有个附录，题目是《论康德的自由意志概念》，说康德用“自由”这个词，在不同的地方表现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是理性的（人依照他的理性行动是自由的），一个是伦理的（人在善与恶之间有选择的自由），说“康德像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分别”。我们知道，穆勒是逻辑学的大师，康德是辨析理性的大师，而用薛氏的分析方法一分析，就都不免露出小疵。当仁不让，我说句狂妄的话，读了这本书之后，尤其是多年之后，其中的细节几乎都忘光了，可是分析的方法和精神则没有放弃。也就因为心里还存有这个，自己治学，直到看世事，就考虑的方面比较多，可以少武断；同时推重清明和平和，对于昏气霸气，如分人为好坏两种，说好的连祖先三代都香，坏的应该都加冠，批倒批臭云云，就觉得正是站在分析方法的对面，以致荒诞到使人齿冷。
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曾当选为议员）。世人也称他为小穆勒，因为他父亲（J．Mill，1773—1836）也是大学者，大名人。哲学方面，他是著名的逻辑学家，著《逻辑系统》（有严复译本，名《穆勒名学》，不全），重点讲归纳法，成为逻辑方面的经典著作。他的世俗之名，主要是由政治理论和伦理理论方面来的。他是边沁功利主义（即薛知微说的普遍的快乐主义，其实不如依孟子，称为众乐主义）的信徒，著《政治经济学》《论自由（权）》（有严复译本，名《群己权界论》，不全）《功利主义》等书，宣扬群体的组织和措施，个人的立身和处世，都应该以功利主义为指针。离开哲学的玄想，我也是边沁的信徒，因而对穆勒的著作就有兴趣，阅市，碰到就买，单说英文原本，也集了五六种。读了，印象也是头脑清明而心地平和。在伦理学方面，他是个人主义者（善，快乐，幸福，都要体现在个人的感受上），因而在政治方面就必成为自由主义者（承认自由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这自由同样包括己身以外的人的自由），就说是同声相应吧，听了他的议论，总觉得合乎事理人情，有说服力。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他作古前出版的一本书，《自传》。记得曾买到英文原本，不知是否还束之高阁。也买到周兆骏译本，名《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次记得清，是一个学生借去看，未还。手头没有书，只好乞援于可怜的记忆，或说模糊印象吧。其一是他幼年主要靠在家里读书，到十四岁，学会了希腊、拉丁、法、德几种外文，学通了哲学、科学、政治、经济等多种学问。他说他只是中才，只要学习得法，就也可以有成就。这使我有时想到我们的学校教育，总是惯于用多种框框拘束学生，而不容许自由发展，所以费时费力很多而成绩却少得可怜。其二是记他们父子在野外散步时的一次对话，父亲问他某报刊上有一篇文章，他是否看过，他说看过。父亲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反问父亲有什么意见，父亲说：“不要信我的，我的看法可能是错的。你要信你自己的。”看到此，想到我们的信条是“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父”，真禁不住要放声大哭。但幸而余生也不晚，有机会读了穆勒，才能够在钦定的多种教条的围攻之下，我（至少在心中）还是信我自己的。围攻而不疑虑，所靠是理性的力量，依宋儒，天理为人所固有，但能发力则要靠明师，明师不少，而穆勒总是显著的一个。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国心理学家，医生，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我最初接触他，是读他的《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不记得了，只记得其中讲潜意识，讲性本能，讲梦，都能挖掘到人性的深处，使我对于所谓万物之灵的人，能够有较深入较正确的认识。也就因为钦佩他的洞见人心的目光，阅市，遇见他著的书就买，他著的，或介绍他的，遇见就看。是50年代前期，我需要养的人多而收入少，不得不清理一部分书换柴米，碰巧有个单位收心理学方面的外文书，就把他著作的几种英译本，连同一些别的，让出去了。只有一种英译本，名《一种幻觉的将来》，一种中译本，名《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译者及出版处所同引论），直到现在还立在书柜里。
精神分析是一门新兴的学问，根基不深，枝干就难免不稳固。譬如弗氏的大弟子容博士，就因为不同意乃师夸大性本能的说法，另立门户了。那么，我仍旧承认弗氏为明师，亦有说乎？说来话长，我早期“究天人之际”，也想明白人是怎么回事。东土（包括佛家的融入东土）的贤哲看人，大多是理想主义者，如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佛家，承认人皆有佛性，所以保持自性清净就可以立地成佛。只有荀子唱点反调，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可是在另个地方，说“先王恶（ｗù）其乱也”，可见先王的性是不恶的，就又靠近了理想主义。弗氏则眼多看平常的人（包括住在病房的人），至少是叙述实况的前半段，就暂时扔开理想主义，说人同样是充满多种欲望的动物，或说具有“野”性，但人都要活，人人都野就难得活，所以又必须以“文”化之（也可以说是又引进理想主义）。野是本然的，如水之就下，很容易；文是人为的，如水之就上，很难，而且千年之功可以毁于一旦。我很欣赏对人的这种看法，——不只是欣赏，而且是信受奉行。信，我还由之演绎出纲领性的，是“不信任主义”。近取诸身，先是不信任自己，因为自己也是充满多种欲望的动物，不以文化之，同样是必致做损人（甚至也损己）的事。由己身推向外，比如我就不信，由传说的盘古氏起，小民坐在家里，会有圣帝明王，英明领导，把幸福送进门来。那么，要活，而且活得好，应该怎么办？只有乞援于不信任（任何人）。不信任而仍不得不“行”（或说过日子），只好变为人人都做主，所谓民主；共同定个规矩，任何人不得不遵守，所谓法治。主，守法，成为习惯，甚至变被动的“不得不”为主动的“心甘情愿”，就成为“德”。所谓以文化之，最高的要求是人人都有德。但这只是希望，希望与失望是近邻，因为追本溯源，人终归是充满多种欲望的动物。所以无论小，讲修齐，大，讲治平，都要稳稳抓住不信任主义。也就因为有这种认识，我前几年写《顺生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