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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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别人也如是，离开学校，却记得他。说来也巧，是8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到王府井大街买东西，出东安市场西门，在当年同济大药房以北不远，看见一个短小清瘦的老人站在路旁，大概是等车吧，确是郑大夫。我想过去打招呼，继而一想，分别整整半个世纪，凄风苦雨，都不免有多少坎坷，如何说起呢？人生多事，常常是不知比多知省心，装作没看见也罢。
写至此，回头看看，字数已经过万，未摄入镜头的人还是不少，怎么办？不好办的事不办也罢，就此打住。赵静静录入
《流年碎影》 同学点滴（1）
依照诌文之理，写了前辈，应该接着写同辈，即同学。同学有广义的，是同校出身的，那就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毕业的由云龙（整理《越缦堂日记》，抽编为《越缦堂读书记》）和伦明（版本学家，曾在北大讲目录学）也就成为同学。有狭义的，是同班上课的。这里想不偏不倚，也就不广不狭，指曾同时出入校门，在某课室中平起平坐的，说得再具体些，是1928年——1934年入学的都算。人多，附加两个条件，一，我熟悉；二，有些情况值得说说，这样一限制，就所余无几了吧？姑且走着瞧。次序用先男后女并由近及远法。
李耀宗。我和他关系深，新语有三同之说，我们的“同”大概加倍也不止。他是河北省满城县人，年龄略小于我，1931年由预科（最后一期）升入本科国文系，与我同班。宿舍也分在一处，第三院那个口字形二层楼楼上西面的三十号。四年毕业，他“回”保定（他是保定育德中学出身）教女子师范学校；我走投无路，最后才由学校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混饭吃。天津一年，教学成绩不佳，被学校辞退，回北京，只找到个代课的位置，由他介绍，到保定育德中学，得个较安稳的饭碗。语云，饱暖生闲事，其实只是安稳也生闲事。彼时我破一个家不久，就如一切俗人一样，又想有个家。天道远，人道迩，于是就迎来一位可与共朝夕者（详情当于“婚事”篇述之）。需要有个下榻处，其时耀宗有个如意佳人刘玉清女士共朝夕，租住中山北街（旧名灶君庙街）路西已故画家姚丹坡之半弓园。园在宅院之西偏，北房三楹，菜畦瓜架，有林下之趣。他本诸（论语）“与朋友共”之义，把西间让给我们。以后又共同迁往操场营房，变共吃共住为分吃共住。他天性温和，甚且近于懦弱，但情多，有时与刘女士小有不协调，饭时必面对饭碗落泪。七七事变，我们分散一个时期，以后都在北京靠教书活着，仍多有来往。刘女士不幸早逝，新共朝夕的是一位陈女士，他到昌黎教中学时结合的，人也朴厚，因为住得远，见面次数不多。解放以后，我改行做编辑工作，80年代前期，我主编《文言文选读》（三册），他一直帮助作注。这套书完成后不久，他因脑病突然去世，我由医院太平间外送他到八宝山。返途与他的两个女弟子同车，见这两位已是不惑以上，仍是一路啜泣，使我想到他为人的忠厚热情，以及走一个少一个，不禁为之惘然。
王造年。他是河北省安新县人，也是年岁比我略小，1932年考入北大，选史学系。毕业以后，30、40年代之间曾到日本镀金，也许仍是学历史吧，可是回国以后未升迁，仍是教中学。记不清以何因缘，我们交往很多。他为人，外和内都有风趣。两肩，左方总是比右方低一块，与人以不严肃整饬的感觉。说话声音细小，像是偷偷的，还故作郑重，里面却夹杂一个又一个笑料。嘲笑人，更多是嘲笑自己，其内心像是认为，一切冠冕的表皮，其下都是不雅驯的，看透了，一笑置之也罢。40年代，大概由同学介绍吧，到察哈尔去工作，不知怎么就改了行，进了财政厅。迎来解放，仍留在张家口。又回学校，不是普通中学，而是财经性质的进修学校。先是在大境门外以西，我有时在张家口长女处住，去看过他。其后学校移市内西北部，他在大境门内离我女儿不远处租了房，我们的见面机会就多了。记得曾同游大境门，写了诗，同到小酒铺喝酒，写了词。他的夫人乃少年时期结发，脚不大而本领大，所以他可以遂本性之初，不问家事，吃饱了，冷眼看世间。不幸是甫过古稀，夫人得了不治之症，先他归于泉下。他只好无山可靠，独立。但也不改旧家风，仍自得其乐。这期间，我们曾同游云冈石窟，住大同东门内起火老店，我曾记其事，编入《负暄续话》。这就想到近年的涂涂抹抹，他不忘同学之谊，每印一本必要一本。看没看呢？不知道，可知的是插架之后不久就不翼而飞，以致几年以来，我送去请正的不少，他那里却一本也没有。这是他的“一笑置之”的生活之道的现实化，所以虽然视我的名山之业如粪土，我还是自叹弗如的。他几年以前有一次不急而跳墙，摔了腿，走路不便，只好多闷在室中。估计一生迷之的围棋还能与他相依为命吧？在我认识的许多人中，旷达，敢于对镜嘲笑自己，他是第一位，所以可以断言，即使扔掉黑白，他还是能够坦坦然，每日三饱加一倒的。
杜文成。他是我的两级同学，通县师范，我在十二班，他在十三班，到北大，我1931年入国文系，他1932年入外国语文学系英文组。他是怀柔县人，结发之人比他小九岁，也是怀柔县人。他有才，好写，也能写，截止到40年代，已经印诗和散文的集子不少，计有《石像辞》《松堂集》《离失集》《甘雨胡同六号》《三月·四月·五月》等。也翻译英国散文和小说。喜用笔名，作署南星，译署林栖。因为手写多变为铅字，在同学的眼里就高人一等，吾从众，自惭形秽，也就不敢接近他。但可远观，形貌和风度都像郁达夫；内有小别，是总像心不在焉的样子。是40年代后期，我们都在北京，都为饭碗发愁，语云，同病相怜，交往就多起来，理解也就越来越深。正如我在《诗人南星》（收入《负暄续话》）那篇拙作中所说，他不只用手写诗，还用生活写诗。这是说，他居家过日子，眼不观菜市，足不入厨房，而经常在玉溪生的《无题》诗里睡大觉。如此这般，好不好？由我这俗人看，至少有一点我实在不敢恭维，是最容易丢书，丢他自己的，也丢由我的敝箧中借去的。解放以后，他未宣称焚笔砚而就不再写，推想是由护花恋月变为剑拔弩张，他无此能力。恕我尚可自吹有量材为用的世故，十年浩劫过去，我以鞭促之，介绍他译了三本书：温源宁的《一知半解》、奥维德的《女杰书简》和辜鸿铭的《清流传》。他小于我两岁，据他的夫人钟香芸女士说，近年来糊涂却在我之上，那么，以余年从事翻译也就困难了吧？这是遗憾。更大的遗憾是他不能再写一些30年代那样美的充满低回情调的诗和散文。
王森。他字森田，在北大与我同年级，入哲学系。与王造年是同乡，且同族，也是河北省安新县人。与他的同班何其芳不同，不只早年，是直到盖棺论定也没改行。所研究主要是佛教哲学，尤其因明，像是钻得比别人都深。为利用藏传佛教典籍，大概还是红楼时期吧，他就到沙滩以北不远的嵩祝寺去学藏文。解放以后，多年在民族学院做研究工作，推想“宗因喻”之类的佛教逻辑不合时宜了，就专治藏文，听说除研究什么史之外，还编藏文字典。他身体不健壮，而治学有献身精神，所以如其业师汤用彤先生，很早就白了少年头。入80年代，他身体更弱，但还是常常由他的女儿搀扶，到图书馆去查什么资料。在我认识的诸多友人里，讲学问，说得上“实在”两个字的，只有他，退一步说，也是只有他能够排在第一位。只是因为他专精的都是凡人不懂也就不会用到的，肚子里装得很多而很少拿出来。40年代，我们都住在鼓楼以西后海之滨，可以常常见面，其后这样的机会就少了。他为人沉静温厚，他的夫人是在家乡结合的，也是这样的性格，所以想起当年，到他家里坐一会儿，自己的暴躁虚浮之气就可以收敛一些，而今，他已经作古几年，还有谁能够使我自知不足，就是在小字辈面前也不敢夸夸其谈呢？
《流年碎影》 同学点滴（2）
邓广铭。他字恭三，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只有他，年级比我低而年岁长于我，而且是两岁。这是因为他1931年曾投考，未录取，入辅仁大学，仍醉心于北大这块牌子，再考，才如了愿。我很早就知道他，是因为看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的“小引”有云：“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这次讲演是其时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长的沈兼士先生组织的，时间是1932年的三四月间，邓先生在辅仁念一年级，也就真值得佩服了。在北大，我常听史学系的课，自然不少见到邓先生。他是地道山东人，身材高大，朴实可交。广为人知的是学问，精于宋辽金元史，著《稼轩词编年笺注》，宋以来，治辛稼轩词者不少，当推此为压卷之作。近些年在北大，任历史系主任多年，老了，告退，住朗润园，我在北大女儿处寄居时期，由我的前窗可以望见他的后窗。有时见面，大多是在路上，很少是在他家里。他仍健谈，一开口就推心置腹。正义感很强，也就间或有牢骚。耳已不聪，但记性好，有时追述几个时期的北大旧事，还是如数家珍。他有所作，常复印一份给我看。手头还有一篇复印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二期邓先生口述、苏敏整理的《胡适与北京大学》（解放前夕的一段胡先生任校长，邓先生任校长秘书），文章由1917年暑后胡先生入北大任教授起到1949年12月胡先生飞离北平止，大事小事讲了不少，我看了，印象是，邓先生确是不愧为史学家，一，旧事记得一清如水；二，间或寓褒贬，都本诸良心；三，未抄50年代的批判八股，挑拣一言一行，继以大骂。显然，这样的态度是不合时风的，也许会带来不利吧？忘利而不忘义，我深以有这样一位同学为荣幸。
周祖谟。他字燕孙，1932年考入北大国文系。他原籍是武清县河西务，我念通县师范时期由家乡往返必经之地，如果容许高攀，也可以算作小同乡吧。他专攻音韵学，七七事变以后，到辅仁大学去任教，得到余嘉锡先生的赏识，选为东床。解放以后回母校北大，在中文系任教。音韵方面著作不少，成为知名的学者。对于音韵，我一窍不通，但有那么一次，也借了他的光。是80年代中期，我为本单位主编《文言常识》，其中“字音”一节，当然以用他之学之名为上策，我登他的中关园平房之门，他没有退路，也就写了。此外，他还有音韵学之外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校释》，在多种本本中后来居上，也与我以很大的方便。是80年代晚期，他由中关园迁到朗润园，与我成为近邻，我去看他一次。他健康情况不佳，说有力下楼（住二楼）而无力上楼，寂寞，希望我常去谈谈。其后，我因为杂务多，又听说他飞越太平洋，到他女儿处去休养，就没有再去看他。而一晃就三几年过去，我也经过一次迁居，离远了。是1994年末，听说他继马珏之后，也作了古。我有时想到过去，他那清瘦而微笑的样子，以及其学问的纯厚，心里感到凄凉。幸而他后继有人，是周士琦世兄，也治古典，多有著述，如果死后真能有知，他那一贯的微笑就可以带到泉下了吧？
吴晓铃。他于1933年考入北大国文系，七七事变前几天毕业，如果只有在红楼坐完冷板凳才可以称为“老北大”，他就真成为强弩之末。半壁江山沦陷时期，他也奔赴西南，其间曾往印度国际大学，像是住了五年，学会了梵文，同我说，还见过尼赫鲁。胜利以后回北京，不记得以何因缘，我们就熟了。40年代后期，我主编一种佛学月刊，人少力微，就求他为一臂之助。他真就视人事如己事，不仅参与策划，写文译文，还介绍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教授等著文，以壮声势。他为人爽快，热情，与人交往，够得上肝胆照人。又精力旺盛，外向，学问，多方面，戏曲、小说、语言，都通，还熟悉版本；交往也是，几乎什么样的人都认识，如知名学者之外，还有戏剧演员，以至相声演员如侯宝林等。这样的性格和经历使他有获得，就我的所知说，是一，可以任意走入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之门；二，活动范围广，北京以内，各处跑，还有余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