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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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读书人,到县里挣钱,在农村就成为上等人。上等人有引诱力,所以在歧路徘徊之时,我就走上升学的路。其时读师范可以享受官费待遇,为了读书而所费有限,决定走长兄的熟路,投考师范学校。
其时,师范学校比普通中学数量少,原因大概是,一、走读书的路,入师范,毕业之后当孩子王,是下策;二、小学的数量也有限,不需要造就过多的人。考学校,当然愿意选离家近的,于是心目中就定了两处,校址在通县的京兆师范学校和校址在北京的北京师范学校。通县离家近,推想考期也靠前,所以决定先到通县。报名日期和考期都不记得了,总当是七月前半吧,于是由长兄决定,某日晨早起,到河西务,乘长途汽车赴通县。夏天,用不着多带衣物,记得直到出发前一天的过午才准备,只是不大的一个布包,包一点点替换衣服,放在北房东间的炕上。其时运河支流青龙湾正在涨水,附近村庄都在为护堤而奔忙。依照常多变少的习惯想法,水涨可以由它涨,我们还是准备次日起程。万没想到,这一次真就未能常,而是小包放在炕上之后一两个小时,坏消息传来,堤终于护不住,由村东八九里大口哨村略北决口了。河水冲出的声音如闷雷,吓得人人,借用旧小说的滥调形容,是面如土色,莫知所措。没办法,只得一面静候,一面希望水势不过大,比如说,不入村,不淹田地。然后是到村东村南看,水不久就到了,填满了南河,仍在涨。幸而到黄昏时分,涨势停了,可是到村头一望,远近都是水,路不见了,估计只有少数高地的庄稼可以幸免于难。起程投考的事,谁也不再提,因为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度荒年,升学不升学就成为无所谓,而且,路断了,出行自然只能作罢。
几年以前,我写过一篇命题为“机遇”的文章,因为我常常想到它,有时甚至有些怕。怕,是因为我们不断或说永远在受它的播弄,想抗也抗不了。即如这一次,如果起程日期定得早一天,或决口推迟一天,我的生活旅程就应该是另一种了吧?能一路顺风,甚至腾达?但也许比实际经历的更坎坷。遵圣哲的古训,不知为不知,不想它也罢。其时是决口的灾难压倒一切,全家,以及我,关于我未能投考怎么办,竟像是连想也没有想。不想,一切就安于照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饱加一倒,等等,其中也夹带着投考的设想,既然今年不成,那就推到明年吧。就这样,已经拿到小学毕业证书,不好仍出入药王庙,只得在家里,参加农事劳动之暇,看看课本,也看看闲书。再借用旧小说之句,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于是又到了暑假,又定了投考的起程日期。现在回想加推想,路线改为由香河县城出发,因为县立小学毕业生也有投考的,经过公定?也由长兄率领。一共是五六个人,至今还记得其中两个人,是李斌(后来交往不少)和彰庭春。
由香河县城往通县,取道哪里,怎么走,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到了之后,借长兄毕业于该校、又暑期学校多空房之光,我们就住在师范学校里。考三四门课,当然有国文(今曰语文)和算术。考国文,大概只是作文一篇,自信还可以通顺。也许真就得到阅卷老师的认可,考完之后不久,尚未发榜,长兄已经得到确信,我录取了。记得考生二百多,录取四十人,长兄带来的几个人,只收我一个。为公,长兄还要带着他们西上,到北京投考。我呢,由长兄决定,就在通县念师范,不再试北京师范学校;但也跟着进京,因为一个人回家,不放心,还可以借此机会,到都城见识见识。由通县到北京可以坐火车,通县南站(还有东站)上,北京东车站(在前门外以东,为京奉铁路起点,还有西车站,与东车站相对,为京汉铁路起点)下。我的心情会很兴奋吧?因为乘火车,进北京,都是平生第一次,何况投考已经录取,就是嘴里不说,心里也不免于飘飘然。其后就到了北京,住在前门大街以西粮食店(与前门大街平行的一条窄街)路西的北京客栈。我这是第一次住旅馆,有时回想就不免对比,也就不免产生一些怀旧之情。与现在的高高低低的旅馆相比,其时的旅馆,设备是简陋的,但也有现在绝无的优越性,总的说是所费不多而有安适感。安适有来源,我想主要是世风的不同,即以旅馆而论,彼时是取合情合理的利润,真心愿意宾至如归。现在不同了,是趋向高消费,希望旅客解开腰包,把钱都留下。专就这一点说,我也觉得,如果朴实与简陋(有人称为落后)有不解之缘,那就安于简陋也不无好处。就这样,我们在一间房(住两个人)一日八角的旅馆里住了几天,记得同来的几个人,有的考了中学,应办的事完毕,长兄不再回香河县城,只带着我,南行,取道河西务或杨村(乘火车),回了家。
还够不上衣锦还乡,但身份有了小的变化。一是到比县城大的城市考学校,居然录取了,这表示自己不是毫无所能。二是歧路徘徊的情况已成过去,尤其在家乡人的眼里,我脱离庄稼地,成为唯有读书高的读书人。三是就是在家里住,日出而作也成为临时的,因为绝大部分时间要到外面的学校去过。这变化使母亲高兴,接着就是忙碌,因为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出外上学,白天的衣服,入睡时的被褥,都不好用破旧的。时光铁面无私,一转眼就到了八九月之间,开学之前。路程是唯一的,走旱路到西北方向三十里的河西务,换乘长途汽车到通县新城南门外,然后走一段路,到新城北街中间,就到了学校。三十里旱路借用西邻王家的驴,大多由长工绰号傻韩的送。要整整三个小时,将到河西务还要渡运河(有渡船),汽车总是小而破,九十华里要用两个多小时,这样,晨六时前起程,也要中午才能到学校。但多次,劳累,也就终于进了校门,在人生的歧路上,走上某一确定的路。
《流年碎影》 通县
这是用新语说旧事,用旧语,应该说“通州”。称为州,是沿用清朝的旧名,旧也罢,既然称为州,在说者和听者的心目中,就像是比县地位高,场面大。由许多方面看,也确是高而且大。只说两个方面。其一,它是北运河的起点,旧时代是南粮北运卸粮的码头,民以食为天,惟天为大,所以地位就高了。其二,它距北京四十华里,于是自然成为京师左辅,一旦有事,求京师安全,要守住通州,所以地位就重要了。地位重要,必有建置方面的表现,本篇想说的就是这方面的表现,先要交代一句,是来于所见,不是来于所考。
旧时代,人的聚居之地,粗分为高低两类,高是城市,低是村庄。称为城市,因为不只有街市,四周还有城围着。通州是城市,自然要有城池(护城河)。且说城还不是简单的一个;正面说是有旧新两个。旧城大致是方形,原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大概是南粮北运,由运河码头卸粮(早期在城东南十几里的张家湾),在城西建了两个粮仓(东仓和西仓),为保护粮仓,修了新城。因为粮仓在旧城以西偏南,而且是东西两个,新城就成为东西一个长条,南城墙衔接旧城南城墙,北城墙在旧城西门略北。这样,新城东面就吞并了旧城西面偏南的三分之二。旧城西门没有了,一直向西成为新城北街,到尽头是新城西门。新城北街不是新城的中轴线,如果南北分为四份,到北城墙只占四分之一,到南城墙占四分之三。新城南面近东端开了个门洞,名新城南门。这样,通州城就有两个南门;西门像是受了发配的处置,走到远远的西方。
城外,北面是由北京流来的通惠河,昔年也曾船舶往来,到我上学时期已经是残灯末庙,水不多,有的地段生了芦苇。城东面,几乎紧贴城墙,是北运河,夏天,以及“秋水时至”的时候,水还不少,可是地位降到如老年之廉颇,虽然还有上马杀敌的能力,却没有人用。因为西风东渐,北京往南往东,既有了铁路,又有了土公路。我多次出东门看河道,没看见运货的大船;有小船,不多,是捕鱼的。城南面,早添了通北京的铁路;汽车,由北京通天津,走新城北街,出新城南门,往东南去。只有西面显得寂寞,要到八里以外才有个大名胜,八里桥,义和团以及清兵抗八国联军,“弃甲曳兵而走”的地方。
再说城内。旧城中心是繁华的闹市,与其他城市一样,但面积不大,只是北起鼓楼,南行不远过闸桥(其下是不流水的河道),地名牛市口的一段。吃的,穿的,用的,大字号、老字号大部分聚集在这里。闸桥以北西行,是个另一种性质的闹市,如北京之天桥,上海之城隍庙,卖小吃的,摆地摊的,卖艺的,都有,地名万寿宫,推想昔年是有个道教庙的,我上学时期已经看不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躲这河道,旧城的街道布局出现个反常规的,是东街和西街并不直对,东街在河之北,西街在河之南。闹市之外,东西南北,大部分是民居,掺杂一些小商店。只有西北部值得提一提,是北门内西行不远有个塔,十三级,与北京天宁寺塔为同一种形式,名燃灯(佛名)塔。塔西南有个池塘,不小,但荒凉,名西海子。以上是说旧城。新城是为护粮仓建的,城内景象当然要以东西两个仓为主,可是余生也晚,到我上学时期,粮仓已经是空空如也,成为大空场。西仓离学校近(在校门对面),至今印象还清楚。场地很大,很平,还有墙围着,只在西面正中有个豁口(当即原来运粮出入的门)。豁口没人管,场地更没人管,这是因为其时人口少,不拥挤,官方还兼用黄老之术。这情况给我们一种方便,是下午课之后、晚饭之前,可以凑几个人,到里面踢足球(校内有操场,太小)。仓豁口外还存有运粮的遗迹,是路为大长方石块铺的,而且在路的近北端有个红色木质的牌楼。
由说牌楼可以过渡到说学校,因为穿过牌楼北行,有我入学的那个师范学校,南行,穿过南城墙的一个小门,有潞河中学和富育女中。县城,如我的故乡香河,最高学府只是个完全小学和简易师范,通县就不同,中学男女两个,师范也是男女两个。潞河中学是教会学校,在新城南门外以西。背倚南城墙,墙外小河流水,环境幽雅。建筑是西式的,尤其西部的什么高层人士的住房,一所所分布在浓绿的草地上,很美,使人不由得想到人间天上。富育女中规模不大,只知道在潞河中学附近(北面?),却没有见过它的校门。我们学校在新城北街中间路北,校门先在东南角,后移到中间,出中间这个门,西行几十米,南望就是运粮石路和红色牌楼。其时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还占上风,中小学没有男女合校的,所以潞河中学之外还要有富育女中。师范学校也不能例外,于是男师范之外要有女师范。女师范在旧城内道署街,记得北行过鼓楼,还要往东走,学校坐东向西。物以稀为贵,其时女性上学的很少,记得曾从其门前过,向里望望,觉得很神秘,颇想入内看看,因为没有相识的机缘,六年之久,竟至没有进去一次。
通县,或通州,还有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曰有,可惜都是口腹之欲范围内的。牛市口有个清真糕点铺名大顺斋,糕点中的两种,蹲儿饽饽和糖火烧,用今日广告口吻说是天下闻名,不吹牛,也应该说远近闻名。有旅客的耳闻为证,即如我上学时期,乘长途汽车在新城南门外暂停,必围上一群小贩,口喊“蹲儿饽饽糖火烧,大顺斋的”,怂恿旅客买,往外地带。还有我们的馋涎为证,是很想常吃,可惜阮囊羞涩,只好多流馋涎而很少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大顺斋的字号还有,推想是由小手工业变为大工厂,连北京也有多处代销的。遗憾的是,两条腿走路变为一条,不再生产蹲儿饽饽;糖火烧呢,由精美变为普普通通,吃不吃也就无所谓了。蹲儿饽饽糖火烧之外,还有个至少近处闻名的,是小楼的烧鲇鱼,或烧鲇鱼和牛肉饼。小楼是俗名,正式店名是义和轩,在牛市口南口路东,因为店有上下两层,所以通称小楼。鲇鱼是运河产的,烧之后,肉洁白而外焦,也是很好吃。牛肉饼是普及食品,可是原料和工艺都细,在当年,也是口腹甚喜爱而不能常得。也要说说遗憾,是60年代及其后,我既吃过那里的牛肉饼,又吃过那里的烧鲇鱼。鱼变运河产为人工饲养,也许烹调技艺也有变吧,总之色香味都下降很多。牛肉饼也一样,粗糙,味也不佳。总括一句,是已非昔日了。
还是说我上学时期,在旧城北郊三四里发现一处古迹,明代晚期学者李卓吾的墓。记得我们凑几个人,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