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故事4-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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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斯丁格继续发展和出版（1957年）他的认知失谐理论。它立即成了社会心理学的中心问题，并在15年多的时间内一直是实验研究中主要的课题。1959年，他和一位同事，J·麦里尔·卡尔史密斯，进行了另一项研究，它后来经常作为古典认知失谐实验而被引用。他们巧妙地哄骗了志愿受试者，不让他们知道实验的真实目的，因为这些受试者如果知道研究者们想知道他们是否会改变其对某些话题的观点，以减少认知失谐的话，他们也许会因为太不好意思而不这么做。
弗斯丁格和卡尔史密斯让本科的男大学生受试者做一件极端烦人的工作：他们得把十几把汤匙装进一只盘子，然后再一把把拿出来，然后又放进去，一直重复半个小时。然后，他们得转动记分板上的48个木钉，每根都顺时针转动四分之一圈，再转达四分之一圈等等，一直工作半个小时。每个受试者都弄完以后，研究者之一会告诉他说，实验的目的，是要看看人对某件事情有多么有趣的想法，是否会影响到他完成这件事情的效率，还对他说，他是在“无期待组”里，而其他人会被告知说这工作很有兴趣。不幸的是，研究者继续说，本应该去把这个情况告诉下一个受试者的助手刚才却打来电话说他不干了。研究者说，他需要人来接替助手的工作，并要求受试者出来帮忙。有些受试者得到一美元来干这事，有些得20美元。
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把明显是说谎的内容告诉下一个受试者（而实际上，这人是串通好的。）他们这样做了之后，有人会问受试者说他们自己觉得这件事干得有没有意思。由于前面所提之事明显是一点意思都没有的，而对别人撒谎就形成了一种认知失谐（“我对别人撒谎了。可我并不是这样一种人。”）关键问题是，他们所得的钱数是否引导他们减少认知失谐，从而认为这些活是真正很有意思的。
从直觉上看，人们也许会想，那些得到20美元的人——在1959年这算得上是一份钱——会不会比那些得到1美元的人更倾向于改变其观点。可是，弗斯丁格和卡尔史密斯所预测的却与事实正好相反。得到20美元的受试者会有一个非常坚实的理由来为自己撒谎找到理由，可是，那些得到1美元的人所能为自己找借口的机会是很小的，他们仍然会感到失谐，他们减轻的办法就是，这些活一直是有趣的，他们也就没有真正的撒谎。而这就是实验结果真正显示出来的。
（实验的真正目的被说穿了之后，所有的学生都要求退还这笔钱。只有一个学生不肯还——他只得了1美元。）。
弗斯丁格和卡尔史密斯得到广泛赞扬；社会心理学家们觉得能发现某种并非如此明显或者与我们通常的印象相反的东西而特别高兴。如沙切特经常对其学生说的，学习老祖母心理学是对时间的浪费；就跟你回家对老奶奶说什么时，她会说：“还有什么新东西没有？他们就为这个给你付工资？”
认知失谐理论引起了好多敌对的批评。弗斯丁格毫不留情地骂这些批评是“垃圾”，还将这些批评归咎于一个事实，说这个理论提出了“并非非常现实的”人类图景。不管这些批评者的动机如何，大量的实验证明，认知失谐是最为坚实（彼此连贯）的发现。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丰富的理论。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龙森回忆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坐着不动，能在一个晚上的时间内想到十个假设……这类假设几年以前甚至连做梦都不会想到的。”这个理论还解释了一系列的社会行为，而用行为主义的理论是无法解释清楚这些东西的。下列是一些例子，都经过实验证明了的：
——在一个集团中越是很难成为成员（比如，需要经过令人厌烦的筛选或者糊弄过程），被接受的成员就越是觉得这个集团了不起。我们使自己相信，引起我们痛苦的东西我们就会去爱它，以使自己觉得这份痛苦是值得的。
——当人们以一种使自己看上去很蠢或者不道德的方式行事时，他们会改变看法，以使自己相信其行为是有道理和公平的。比如，吸烟者会说，抽烟与癌症之间的关系的证据是不完全的；作弊的学生会说，每个人都在作弊，因此，他们只好也去作弊，以免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
——一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倾向于以极不相同的办法来解释有关被争辩问题的同一个报告或者事实材料；他们会注意并记住对自己的观点有用的材料，掩盖或者忘记会引起失谐的东西。
——当一些认为自己有足够人性的人处于一种伤害别人的情形时，就比如士兵在战争当中经常要伤害平民一样，他们会以贬损受害者的方式来减少这种失谐（“那些婊子养的在帮助敌人。一有机会，他们会在背后捅你一刀。”）当人们从社会不公正当中得到好处而使其他人受难时，他们经常对自己说，这些受害人根本没有能力得到更好的东西，他们已经满足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很懒，又脏，没有道德感。
最后，还有一个“自然实验”的例子，可以看出人类通过理性化来减少认知失谐的情形：
——1983年加利福尼亚的一次地震后，圣塔克鲁茨市根据加利福尼亚一项新的法案，委派声望卓著的戴夫·斯迪夫思工程师去评估当地建筑的抗震情况。斯迪夫思认为有175栋建筑可能会在大地震中遭受严重损坏，而这些建筑有许多是在主要的商业购物区里。市政委员会被他的报告和暗含在里面的大量工作吓坏了，他们退回了他的报告，并一致通过要等待州立法律条款明确下来以后再说。斯迪夫思被称为一位大惊小怪的家伙，他的报告对全市人民的利益是有妨害的，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989年10月17日，圣塔克鲁茨市近郊发生7．1级地震。300栋民房被毁灭掉了，整个圣塔克鲁茨县有五千多民房受到严重损坏；市内商业区被夷为平地；3人在地震中殒命，2000人受伤。
认知理论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它很容易逃过各种攻击。弗斯丁格最早提出来这个理论的25年及他离开社会心理学转而研究感知的16年后，对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七十九的人认为他对这个领域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只有鲁温接近这个数字，即百分之七十。
然而，有一种对认知失谐理论的批评却不是可以轻易辩驳的。研究者们几乎总是哄骗志愿者去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比如为钱而撒谎），不经他们同意就要他们去做一些劳神费力或者荒诞不经的事情，或者把他们自己身上不好的一面呈现在他们面前，从而使他们的自尊心受损。调查者事后会“询问”受试者，解释实验的真实目的，说合理欺骗是必需的，他们的参与使科学受益无穷。这样做是为了恢复他们的有益感，可是，批评者坚持认为，把别人摆在这样的体验中而不告诉他们或者没有他们的同意是不道德的。’
这些道德问题在认知失谐研究当中并不是十分特别的；在其它更为严肃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当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形。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71年由菲律普·G·金巴多及三名助手做的一项实验，他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为了研究被囚禁的社会心理学，他们召收了本科生志愿者，让他们体验监狱生活，大家分别当看守或者犯人。所有志愿者都接受采访和性格测试；21位中产阶级白人经过评定被认为情绪稳定、成熟和守法，因而被挑选出来。根据扔币法，10人被派当犯人，11人当看守，共进行两周实验。
“犯人”们在一个静悄悄的星期天早晨被“逮捕了”，戴上手铐，在警局登上名册，然后带入“监狱”（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里设的一套房间），在那里脱衣、搜查、驱除虱子、配上囚衣。看守们配上警棍、手铐、警用哨子和囚室钥匙；他们被告知，其工作是要维持监狱的“法律和秩序”，可以自行设计控制囚犯的办法。典狱长（金巴多的一位同事）和看守设计了16条办法让囚犯遵守：他们在进餐、休息时和熄灯后得保持沉默；他们只准在进餐时进餐，别的时间不行；彼此称号只能叫号码，所有看守都称作管教“干部”，等等。触犯任何条例都将召至惩罚。
看守和囚犯的关系很快就进入老式的模样：看守们开始认为这些囚犯次人一等而且十分危险，囚犯开始觉得看守们都是流氓和施虐狂。有位看守这样报告：
我对自己感到惊奇……我让他们彼此对骂，并用光光的手去清洗便池。我实际上是把这些犯人当牲口看的，我不断地对自己说，得小心看守他们以免他们图谋不轨。
几天之后，囚犯们组织了一次反叛活动。他们把身份证号撕掉，用床顶住门不让看守进来。看守们用灭火器喷他们，让他们从门后退下去，撞入囚室，扒掉衣服，拿走床铺，总体来说让他们大大地受一顿惊吓。
这以后，看守们不断地增加新的管制条例，半夜三更经常唤醒犯人点名，迫使他们进行无聊和无用的劳动，因为“不守规定”而惩罚他们。受到羞辱的犯人开始对不公的处罚习以为常了。有些人慢慢感到头脑混乱；有个人完全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到第5天时实验者只得考虑不到实验结束就放他出来了。
看守思想中很快形成的施虐心理可以从他们中的一个人说的话中看出来。实验开始前，这人说他是位和平主义者，不喜欢进攻别人，他无法想象自己竟然会虐待别人。到第5天，他在日记中说：
我把这人（一个囚犯）挑选出来进行特别处罚，因为他极想受到这样的处罚，也因为我特别不喜欢他……新囚犯（416）不吃这种香肠……我决定强行让他吃，可他还是不吃。我让食物从他脸上流下来。我无法想象是我自己在干这样的事。我为逼迫他吃东西而感到内疚，可是，因为他不吃我感到更火。
金巴多及其同事没有预料到两个组都会如此迅速地发生转变，后来在报告中写道：
这次模拟监狱体验最令人吃惊的结果是，这些极为正常的年轻人身上竟会很轻松地激发起施虐行为，而在这些因为情绪稳定而严格挑选出来的人中间，竟会很快散布一种传染力极强的情绪病状。
到第5天，实验者突然宣布实验结束，以保全所有人。可是，他们感觉到，这次实验是极有价值的；它表明，“正常的、健康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监狱环境’的团体压力下如此迅速地发生转变”是多么轻易的一件事。
这项发现可能很重要，可是，在许多伦理学家们看来，这项实验是极为不合道德的。它在志愿者身上施加了生理和情绪上的压力，而这些是受试者没有预料到，也没有同意的。这样做的话，他们就违反了1914年最高法院强调的一项原则，即“任何有正常头脑的成年人类都有权决定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干什么”。因为道德问题，监狱实验不准重复；它已经成了定案。
可是，与另一项同样也有很高价值，现在同样也是一件定案的实验比较起来，这还真是小巫见大巫。让我们打开卷宗，看看学习到了什么，是以何等超常的方法来进行该项实验的。
服从
大屠杀之后，许多行为主义科学家都在寻找办法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正常的、受过文明教化的德国人竟会对别的人类实施如此不可理喻的暴行。1950年发表的一项巨型研究报告描述了由一个多学科研究组进行的心理分析方向的实验，它将偏见和种族仇恨归因于“强权人格”，这是某种特别的为父之道和儿童体验的自然生长。可是，社会心理学家们发现这个解释太过狭窄；他们认为，答案可能更多地要牵涉到一种特别的社会情形，它引起正常人产生与性格不符的残暴行为。
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1960年早期，纽黑文市的一张报纸上发表了一则广告，寻求志愿者来耶鲁大学进行记忆力和学习方法的研究。任何不是大中学在校生的成年男性都可以报名申请，参加者可获每小时4美元（约相当今天的20美元）外加交通费的报酬。
选择了40名20－50岁的男子，各自分配了不同的见面时间。在一间很大的实验室里，大家都去见一位打扮整齐、身着灰色实验制服的小个子年轻人。同时见面的还有另一位“志愿者”，一位长得像爱尔兰美国人的中年人，看上去样子不错。穿实验制服的人，即明显的研究者，实际上是31岁的中学生物学教师，而中年人是一位职业会计师。两人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