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故事4-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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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先提到过的相面，却是另外一种号称能挖掘隐藏性格的假把戏。跟占星术不一样的是，脸部特征是人的内心线索这个说法，在心理学上是有一些根据的，我们的长相与我们对自己的感觉当然是起一种作用的。可是，希波克拉底、毕达哥拉斯，还有其它一些外貌学家都没有想到这层关系，反过来，他们编辑了一大堆资料，在某种特别的面相特征与性格特征之间拼凑了许多奇妙的联系。哪怕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先生也强调说：“前额大的人偏呆滞，前额小的人用情不专；天庭横阔者易于激动，突出者好发脾气。”
跟占星术一样，相面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机敏的罗马人很相信外貌学：西塞罗曾说：“面相乃心灵的图象。”朱力斯·凯撒认为：“我并不害怕这些肥头大耳的家伙，可那些面容苍白的瘦家伙着实让人操心。”（凯撒的观点照莎士比亚的话来看是最明显不过的：“让我的身边围满肥仔；／天庭滑润的男人可安度良霄；／那位加西阿斯生相瘦弱，面露饥容；／他心机多端：这样的人危险难缠。／”）耶酥实际的面容一直无人知晓（罗马陵寝里最早的“画像”也是在他死后二三百年才画出来的），可是，从公元2世纪到目前，他的画像一直是面容详和、瑞相非凡的。面相的传统生生不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遇到生人时，总喜欢根据其面相来猜测他的性格。
另一种根据可见的特征来区分性格的方法是骨相学，就是摸头骨形状的伪科学，19世纪风行一时。虽然骨相学在20世纪消声匿迹了，许多人仍然相信，一个天庭饱满突出的人是位“足智多谋之士”和敏感的人，而天庭扁平窄小的人多半是头蠢驴，而且铁面寡情。
古代把性格与生理特征联系起来的最有名的理论，是加伦的气质体液说——他认为，粘液过多的人冷静镇定；黄胆过多的人性急易燥；多黑胆的沉湎于忧郁；血旺的乐观自信。这一教条一直统治到了18世纪。其后继的门人弄起了营养新潮、蒸汽浴和其它一些准科学的把戏来较正体内化学循环，以期增强身心健康。
与此相对的是，听起来非常现代的一种方法，却是三个世纪以前由一位德国哲学家名叫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1655－1728）的法学家提出的，他还是赫尔大学的奠基人。托马西亚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通过给不同的性格特征用数字打分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他的方法虽然粗浅一些，可在很大的程度上却给现代叫做“定级表”的性格评估技术理下了伏笔。他为自己的书取的名字也耐人寻味：《一种实在科学的新发现：对于公众，对于从日常谈话中哪怕背离其愿望地洞悉别人内心的秘密来说都极有必要》。根据现代人的品味，这书名是长了点，这毫无疑问；可是，就其精神实质来说，这与现代教人如何成功的畅销书来说却是同样新潮的。
多少世纪以来，有关性格的讨论经常是围绕着心理学中最基本，也是争辩最多的一个话题展开的：人性是由内抑或由外决定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倒底是内心力量的产物，还是环境刺激导致的结果？
柏拉图及其弟子们坚持认为，思想的内容在人出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只需要记住就可以了；而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特却反驳说，所有的知识都是从感知而得来的，从而就引发了这场争辩。在17和18世纪，这场争论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笛卡儿和其它一些理性主义者争辩说，头脑里的思想是天生的，洛克等经验主义者却认为，新生婴儿的头脑形同白纸一张，靠经验在上面留下信息。
当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时，遗传论者——高尔顿、戈达德、特曼和其它一些人——拿出了调查数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而行为主义者们——巴甫洛夫、沃森、斯金纳和其它一些人——提供了实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种争论一直在进行着，而“心性主义者们”（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却用内心（心性的）力量来解释人的性格与行为，“情境主义者们”也用个人体会到的情境来解释性格和行为。
这两种观点在儿童哺育、教育方法、心理治疗、对少数团体的公众政策、罪犯的处理、妇女及同性恋者的状况和权利、移民政策和其它许多个人及社会议题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相应地，这个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也一直统治着性格心理学。人们渴求出现一个决定性的科学答案。让我们来看看，两边的研究者和理论家们都在得出一些什么样的成果，也看看这样一个答案是否有可能出现。
性格的基本单位
在本世纪初期，对性格理论最大的贡献是由心理分析学家们做出的。弗洛伊德对成人性格作出了一种解释，认为那是自我为控制本能冲动并把它们转换成可接受的行为形式的结果。阿德勒对社会力量对性格产生的影响更有兴趣，比如中间出生的孩子由于位置的关系而成为自卑感的因由。荣格对性格的描述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内在的、互为对立的、倾向于决断性和被动性、内向与外向的东西，以及经验与“集体无意识”（他认为是与生俱来而非学习得来的、每个人由上辈传下来的一些概念、神话和符号）在内部形成的。
虽然心理动力学概念如此这般地推断了性格发展的方式，但他们并没有给心理学家们提供一个可以快速准确地衡量性格的办法，而在智力测定方面却已经成为可能。心理分析所揭示的性格特征只是在几十上百次的临床诊疗后才出现的，哪怕是在这样的时候，这种方法也只是得出了一些印象上的评估，而非可计量的结果。如性格测量界有名的雷蒙德·卡特尔所言，临床方法“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勘察”，而心理学需要的是一种“可定量的分类学”。
最早出现的此类分类学是第一次大战的产物。当美国在1917年介入这场冲突时，罗伯特·伍德沃思（1869－1962）这位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受命设计一种快速简易的办法，以辩别情绪受挫的新兵。他在紧急之中进行了最早的心理学实验之一，即“个人数据问卷”，这个问卷只问受试者一些有关症状的并不麻烦的问题，如：“你曾梦游过没有？”“站在高处时是否感觉到想向下跳？”把他们承认的症状数目加起来就可以得出一些分数。
作为一种性格评估，个人数据问卷是很原始，很有限的，它只收集到了受试者提供的一些信息或者错误信息，而且只是有关神经症状方面的信息。可是，“它在表面上是有效的”——人们直觉地感到，这些问题的确把正常人和有神经质的人区分开来了。而且，事实上，后来进行的一项试验证明这种测验是有效的，它发现，诊断出来的神经质患者得出了36个不好的答案（“是”），正常人只得出了10个。
伍德沃思作为先锋的工作设定了一个模式，战后，许多心理学家都设计了其它一些类似的问卷，让受试者对自己进行评估。可不久，这些问卷很快就超越了症状，进而包括了一些涉及总体性格特征的问题。早期测试当中最好的一种是1931年由心理学家罗伯特·伯恩鲁特设计出来的。这份问卷提出了125个问题，并把答案归结成四个主要特征上的分数：自制、自足、内向及神经质。比如，如果受试者对“你是不是经常感到可怜？”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个“？”（“不知道”或者“说不出来”）号，则他或她在内向上得三分，自制上得一分，神经质上得零分，自足上得零分。这些分数都只不过是些推测——伯恩鲁特对每个答案与四个特征的相互关系并没有经验上的证据——可是，当时在全国出现了一股心理学测试热，在整个30年代，有100多万份伯恩鲁特性格调查表和大量类似的测试卷被销售出去，人们广泛使用着这些问卷。到那时，性格成了心理学的一个特别领域，由特征理论主导着，它是一种常识观念的科学翻版，即，每个人在特别的情境当中都有一套可以识别的特点和惯常的行为模式。特征可以描述既定性格的因素，可是，它们对背后的心理动力学结构或者这种性格的形成方式只字未提。伯恩鲁特问卷和其它早期的性格测试都是测量其中一些因素的办法。
1928年和1929年出现的一种重要研究脱颖而出，它好像是走出了特征理论。休斯·哈特肖恩神甫是联合神学院的圣职教员，马克·梅是位心理学家，他也曾供职联合神学院，他们研究了成人行动的有效性，比如童子军运动可以在儿童中培养出有道德的行为。哈特肖恩和梅让若干儿童拿起纸笔做测试，看看他们对于欺骗、偷盗和撒谎等的态度。然后，他们让孩子参与一些比如集体游戏和自己给自己打分等活动，孩子们可以在里面做弊、偷窃或者撒谎而看起来又好像不会被人发现，不过，事实上，研究者们可以准确地判断出他们的所作所为。
结果令人十分不安。不仅孩子们在纸笔测试中所说的话与他们实际的行为之间关系甚少，而且一个孩子在一种情形之下与另一个不同的情形之下的诚实与不诚实也没有什么连续性，这着实令人惊异。哈特肖恩和梅于是得出结论说，如果特征是存在的，它们不应该引起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有类似的行为。
（我们）十分确信，存在某些共通的因素，它们倾向于让人与人之间各个不同……然而，我们的论点在于，这种共通的因素不是在一个人所处的情境当中独立操作的内在整体，而是这个情境的变量。
这与日常生活当中的经验是相矛盾的。我们都有一种感觉，我们认识的一些人当中，有些诚实，有些不诚实，一些人是保守的，另一些人是开放的，有些人很努力，另一些人玩玩打打。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执掌牛耳的戈登·奥尔波特（1897－1967）出来挽救了这个局面。他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还有一本专著：《人格的心理学解释》（1937）。态度谦和，面容苍白的奥尔波特是个勤奋的人，他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包括偏见、交流和价值观，但是，性格，尤其是特征理论，却是他终生特别关注的课题。一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的原因，他成了反驳哈特肖恩－梅依情境论的理想人物。他为常识当中认为的心性论提供了科学的证据。
奥尔波特是印第安那州一个乡村医生的4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他父亲的家族几辈子以前起源于英格兰，他母亲是德国人和苏格兰人的后裔，而奥尔波特自己的家庭生活，如他许多年后回忆他那样，“只有朴素的、新教式的诚实和勤奋”。在他生活的那个地区，没有医疗设施可言，许多年以来，奥尔波特家里一直就住着很多的病人和护士，而幼年的奥尔波特一直就分担着他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打点门诊室，洗瓶子和照顾病人。他吸收了父亲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以后的岁月里还经常喜欢引用他父亲的座右铭：“如果每个人都尽其最大努力去工作，而只取家中所需的最低量的经济回报，那么，一定就有足够的财富可以对付下去。”
在哈佛大学，奥尔波特除了进行自己的研究之外，还抽出时间做了很多的社会服务志愿工作。这满足了帮助有困难的人的深层需要，而且，按他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给了我一种有能力的感觉（纠正了普通意义上的自卑感）”。他的两大兴趣，即心理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最终溶合在了一起，因为他确信：“要有效地做好社会服务工作，人们必须对人的性格有充分的理解。”
对于奥尔波特来说，性格的研究总是一种常识意义上的事情，他的兴趣在有意识部分，在可以很容易地进入的部分，而不是无意识部分难以确定的深层。他经常谈到与弗洛伊德惟一的一次见面，因为这次见面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一个22岁的毛头小伙子，他在访问维也纳的时候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说他本人就在城里，想见一见他。弗洛伊德非常大度地接待了他，可是一声不响地坐着，等他开口说话。奥尔波特试图想个话题来开头，就提起说，来弗洛伊德办公室的路上，他听到一个4岁的小孩告诉他母亲说，他想避开一些很脏的东西，他显示出了对脏物的真正的恐惧。奥尔波特描述说，那位母亲穿戴整齐，衣领浆过，气势不凡。他认为这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如他所回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