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说昆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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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白芳 记录整理
原刊于1990年9月7日《联合报·副刊》
第二部分
第3章 白先勇说昆曲
昆曲从明朝流传至今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可以说是“百剧之祖”。它是一门独特优美的戏剧艺术，包含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诸元素，又融合唱、念、做、打等各种表演手段，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完整而独特的艺术形式。而在文学上来说，它又以明传奇或元杂剧为底本，和中国历史悠远的韵文文学相结合，是这个长河中的一个支脉。
但是经过数百年的变革，时世异势，昆曲曾数度面临灭亡失传的危机。最后一次幸亏在一九二一年的秋季，由爱好昆曲的穆藕初等成立了“昆曲传习所”，昆曲这一线命脉才得流传下来。
现在大陆上硕果仅存的“传”字辈老艺人—郑传鉴、姚传芗及当年以“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策划《十五贯》及饰演况锺的周传瑛（已逝）之夫人张娴女士，随同浙江昆剧团来台访问及演出。我们希望由这次的访谈能让大众更普遍地认识昆曲的价值及其在文化上的意义，不能任由它失传。
白先勇： 去年我参与顾问的《牡丹亭》演出非常成功，而且观众之中很多都是第一次看昆剧演出的年轻人，他们看后深受感动，反应热烈。这使我觉得我们确实是需要这种精致的艺术，来涵养我们的社会，提升我们的精神层次。
的确昆曲曾有过“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鼎盛时期，但由于各种原因它是式微了。国学大师俞平伯曾说：“昆曲之最先亡者为身段，次为鼓板锣段，其次为宾白之念法，其次为歌唱之诀窍……昆剧当先昆曲而亡。”戏剧如果不得落实于舞台实践，它将会走上消失及灭亡之途。
昆剧在最艰难的时候出了一个奇迹：《十五贯》的演出成功救活了一个剧种。而当时演出《十五贯》的“浙江昆苏剧团”，也就是这次来台演出的“浙江昆剧团”的前身。当年策划《十五贯》及饰演况锺的周传瑛夫人张娴女士也随团来台，我们请她谈谈当时的情形。
张 娴： 昆剧到了抗战末期，日军到处横行，真爱昆曲的都艰难得很，假爱昆曲的也都逃走了。唱昆剧死的死，活着的也像孤魂似的飘荡。王传淞是最早进入由朱国良主持的“国风苏滩剧团”演戏，当时我们张家三姐妹还有我的小哥也都在这个班里。我们这个班子也就是所谓的“家族班子”，但是不管多么苦，大家死活在一起。“国风”里有好几个家庭，大家拖儿带女的一个都没丢，有饭大家吃，有粥大家喝，有零钱分了花。虽然是成了所谓的“叫化班子”，但是我们这些老人马都是同甘共苦到底的。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间，当时省文化局长黄源来杭州看戏，我们剧团刚巧在演《十五贯》，他们看了觉得戏很好，希望能再加工整理及改编。后来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由郑伯永及导演陈静等共同改编完成了《十五贯》的新本，由周传瑛演况锺，王传淞演娄阿鼠，朱国良演过于执。在那年的春节期间，剧团进了上海，先在中百一店七楼的一个小场子里演出，初一到初四场场客满，后来才跌落了下来。黄源叫我们移至中苏友好大厦去演，当时正在上海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来看戏，陆定一看了戏后决定让《十五贯》进北京演出。到北京演出后，造成了大轰动，剧场周围都是想买戏票的人。本来我们剧团只打算演出二十天，后来又延长了二十天还是应付不了，结果从四月十日一直到五月二十七日，足足演出了四十六场，观众达七万余人次，真是“满城争说《十五贯》”！昆曲在舞台上又重新拉回了观众。
白先勇： 张娴女士出身“国风苏滩剧团”，后来也和俞振飞同台演出过。这一次她和八十五岁高龄的郑传鉴老先生将在元月二日演出《贩马记》的《哭监》一折，这是“传、世、盛、秀”四代同堂大会演，真是昆曲一次难得的大盛会。
我要再请教郑传鉴老先生，您住在上海比较久，是不是也常和俞振飞先生配戏？您本工是副末，但也兼擅老外和老生，人家称您是昆剧界的麒麟童，您比较得意的有哪些戏？
郑传鉴：我常和俞先生配戏，像《荆钗记·见娘》。这是一个所谓“三脚撑”的戏，每次扮演王老安的是华传浩或是徐凌云，扮演李成的都是我。这个戏要求三位演员配合紧凑，才见精彩，如果一人稍弱，便会减色，我和他们合作都是极有默契的。
白先勇： 昆曲代代薪传，有些戏如果老师傅没有及时传下来，就永远失传了。比如说《疗妒羹·题曲》本来能演的就很少，现在独得真传的只有姚传芗老先生。请问姚老先生，您是怎么学得这些独门绝活的？
姚传芗：我们昆剧演员如果能转益多师，技艺将会有很大的提升。我当年出科的时候唯有钱宝卿老先生一人尚会《题曲》，我在病榻前跟他学《题曲》，成为独传，但亦极少再演。后来我重新整理，教给了浙江昆剧团“盛”字辈的演员王奉梅，她曾在会演中演出受到好评。《寻梦》也是钱宝卿教我的，南京的张继青又经过我的指导，现在这些中年演员也会《寻梦》及《题曲》了。
白先勇：这次“浙昆”来台，要在国家剧院连演六场，共演出二十五出折子戏。“浙昆”的当家花旦王奉梅女士也随“传”字辈老人先行抵台，请教王女士，“浙昆”最拿手的有哪些好戏呢？
王奉梅：我们这次带来的戏都很精彩，如果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汪世瑜的《拾画·叫画》及《亭会》，林为林的《界牌关》，还有我的《折柳阳关》及《题曲》。《拾画·叫画》是汪世瑜的拿手好戏之一，也是昆曲小生“三独戏”之一，戏很冷，很难演得好。这是一出独角戏，完全要用艺术魅力征服观众。汪世瑜擅演巾生，扇子功等得周传瑛老师的真传。我们这一次能到台湾演出，真是无限的高兴，我们没想到这里爱好昆曲的朋友这么多，文化水平也比大陆高出很多，这对我们鼓舞真是太大了。大陆最近这几年拼命朝经济发展，文化艺术已吸引不了年轻人，大家都是“向钱看”，这些高水平的艺术已渐渐失去了地盘，公家机构也没有太在意积极补助或培植。我们剧团演出时观众常常不到五成，有时甚至更少。戏曲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昆剧的生命必牵系于舞台和观众，观众人数急遽地减少，是我们最大的担忧之一。我是在一九五八年从浙江戏剧学校招收到“浙昆”的，当时十三岁，坐科六年，一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蓄意迫害昆剧，几乎使昆剧绝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迫改唱越剧，但我心心念念的还是昆剧。
“浙昆”在一九七七年恢复后，我就立刻归队，“浙昆”这几年培植了不少新的人才，像林为林、陶铁斧、张志红等。林为林有“浙江第一腿”之称，《界牌关》是他的拿手绝活。“浙昆”保存的传统剧目非常多，像明朝汤显祖《紫钗记》的《折柳阳关》，明朝吴炳《疗妒羹》的《题曲》及汤显祖《牡丹亭》的《拾画·叫画》等，历代剧作家的心血精华我们都竭力保存。
白先勇： 我从资料上知道，在清末“全福班”及稍后的“昆曲传习所”，他们能演出的剧目大约有四百三十二出折子戏，但我听“浙昆”的张世铮说，现在演员能演的、还有经常演出的，已经不到两百出了。能保存的戏码急遽递减，而老师傅也逐渐凋谢，像汪世瑜、王奉梅、华文漪、蔡正仁、张继青他们这一辈受到俞振飞、周传瑛、朱传茗等“传”字辈老人的熏陶，能得到最完整的训练，但在他们之后就很难有这样的师资了。希望我们能让这些优秀的演员有更多的演出机会，文化及教育当局能与他们合作；或者教导学生薪传昆曲的火种，或者留下完整演出的录像带，做一份最完整的昆剧资料，这些都是非常迫切的工作。宋词、元杂剧的唱法都已失传了，如果昆剧不及时抢救，也会在我们手上消失。前几年我到南京讲学，遇到名剧作家陈白尘老先生，他就非常激动地说：“大学生以不看昆剧为耻。”
的确，昆剧更应该像日本的能剧那样受到保护和重视；希望这次浙江昆剧团来访，我们除了听曲看戏外，能更进一步地认识昆剧在我国文化上深层的意义，及早动手抢救这些祖宗宝贵的文化遗产。
姚白芳 记录整理
原刊于1993年12月26日《联合报·副刊》
第4章 白先勇说昆曲（一）
一
很小的时候我在上海看过一次昆曲，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梅兰芳回国首次公演，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演出。美琪是上海首轮戏院，平日专门放映西片，梅兰芳在美琪演昆曲是个例外。抗战八年，梅兰芳避走香港留上胡子，不肯演戏给日本人看，所以那次他回上海公演特别轰动，据说黑市票卖到了一条黄金一张。观众崇拜梅大师的艺术，恐怕也带着些爱国情绪，景仰他的气节，抗战刚胜利，大家还很容易激动。梅兰芳一向以演京戏为主，昆曲偶尔为之，那次的戏码却全是昆曲：《思凡》、《刺虎》、《断桥》、《游园惊梦》。很多年后昆曲大师俞振飞亲口讲给我听，原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一直没有唱戏，对自己的嗓子没有太大把握，皮黄戏调门高，他怕唱不上去，俞振飞建议他先唱昆曲，因为昆曲的调门比较低，于是才有俞梅珠联璧合在美琪大戏院的空前盛大演出。我随家人去看的，恰巧就是《游园惊梦》。从此我便与昆曲，尤其是《牡丹亭》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并不懂戏，可是《游园》中【皂罗袍】那一段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曲调，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以致许多年后，一听到这段音乐的笙箫管笛悠然扬起，就不禁怦然心动。
第二次在上海再看昆曲，那要等到四十年后的事了。一九八七年我重返上海，恰好赶上“上昆”演出《长生殿》的最后一场。“上昆”刚排好《长生殿》三个多小时的版本，由蔡正仁、华文漪分饰唐明皇与杨贵妃。戏一演完，我纵身起立，拍掌喝彩，直到其他观众都已散去，我仍痴立不舍离开。“上昆”表演固然精彩，但最令我激动不已的是，我看到了昆曲──这项中国最精美、最雅致的传统戏剧艺术，竟然在遭罹过“文革”这场大浩劫后，还能浴火重生，在舞台上大放光芒。当时那一种感动，非比寻常，我感到经历一场母体文化的重新洗礼，民族精神文明的再次皈依。大唐盛世，天宝兴亡，一时呈现眼前。文学上的联想也一下子牵系上杜甫的《哀江头》、白居易的《长恨歌》：“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到乐队吹奏起【春江花月夜】的时刻，真是到了令人“情何以堪”的地步。
从前看《红楼梦》，元妃省亲，点了四出戏：《家宴》、《乞巧》、《仙缘》、《离魂》，后来发觉原来这些都是昆曲，而且来自当时流行的传奇本子：《一捧雪》、《长生殿》、《邯郸梦》，还有《牡丹亭》。曹雪芹成书于乾隆年间，正是昆曲鼎盛之时，上自公卿贵族如贾府，下至市井小民，对昆曲的热爱，由南到北，举国若狂。苏州是明清两代的昆曲中心，万历年间，单苏州一郡的职业演员已达数千之众，难怪贾府为了元妃省亲会到姑苏去买一班唱戏的女孩子回来。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记载了每年苏州虎丘山中秋夜曲会大比赛的盛况，与会者上千，喝彩声雷动，热闹非凡。当时昆曲清唱是个全民运动，大概跟我们现在台湾唱卡拉OK一样盛行，可见得中国人也曾是一个爱音乐爱唱歌的民族。由明万历到清乾嘉之间，昆曲独霸中国剧坛，足足兴盛了两百年，其流传之广，历时之久，非其他剧种可望其项背。而又因为数甚众的上层文人投入剧作，将昆曲提升为“雅部”，成为雅俗共赏的一种精致艺术。与元杂剧不同，明清传奇的作者倒有不少是进士及第，做大官的。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写过传奇《续琵琶》，可见得当时士大夫阶级写剧本还是一件雅事。明清的传奇作家有七百余人，作品近两千种，留存下来的也有六百多，数量相当惊人，其中名著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早已成为文学经典。但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昆曲曾经深入民间，影响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