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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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怎么说，蒋介石的一系列“左”派言论、“左”派举动，在公众中造成他是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形象。不过，在暗地，在私下，蒋介石对于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早已防了一手。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的日记中写道：“革命实权非可落于外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络亦应订一限度，妥当不失自主地位。”三月九日，他又写道：“共产分子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相见以诚。”蒋介石的心态变得异常，行动变得诡秘起来。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爆发“中山舰事件”
毛泽东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熟悉农民，热心于农民运动。他在担任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之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昨日决定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选定广州番禺学宫作为讲习所所址，毛泽东为所长。正当毛泽东忙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蒋介石却在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下愤懑不已的话：“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也就在三月十七日这一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机敏的周恩来马上发觉蒋介石神色不对，而且跟国民党右派人物接触频繁。因为他与蒋介石共事已久，颇知其底细。周恩来当即把蒋介石动向异常的消息告诉张太雷。那时，张太雷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并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周恩来要张太雷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听罢，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观察力是那般敏锐，判断是那样准确，而他发出的“预警”讯号又是那么重要！翌日——三月十八日傍晚，广州文德楼，正在寓所的李之龙，忽地接到一封由专人送来的重要公函。
二十九岁的李之龙，湖北沔阳人，十五岁时便加入了国民党。十九岁入烟台海军军官学校。一九二一年底，二十四岁的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春，他奉命到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久，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生。后来，他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一九二五年十月，他担任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他原本在海军军官学校学习过。一九二六年二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回国，由李之龙担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授中将衔。
要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此致海军局大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三月十八日函中提及的“校长”，便是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长”，则指邓演达。来人乃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所派。接到公函，李之龙照办，当即写了两份命令，一份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一份给宝璧舰舰长。
中山舰，原为永丰舰。当年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便避难于此舰，蒋介石与孙中山共度患难亦在此舰。孙中山去世之后，为了纪念他，此舰改名为中山舰。中山、宝璧两舰接李之龙命令，便起锚驶向黄埔。十九日清晨六时，宝璧舰在天色朦胧之中抵达黄埔。一小时后，中山舰亦驶抵黄埔。既然两舰是“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而驶往黄埔的，抵达黄埔后当即向校长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不在黄埔。于是，两舰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而邓演达竟不知有调两舰来黄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跷，后来经调查，才知是误传命令：原来，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黄埔上游遭劫，请求救援。于是，三月十八日下午四时，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长赵锦雯派舰一艘，前往援救。赵锦雯又把任务交给科员黎时雍去执行。黎一经了解，黄埔附近无舰可派，便打电话到广州，请该校驻省办事处办理。电话是办事处股员王学臣接的。王学臣又打电话，请示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不巧，电话话音不清，欧阳钟没有听明白是何人指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长的指示。派舰一艘，也被误听为派舰二艘。欧阳钟知道，此事只有请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下命令，才能调动兵舰，而单凭教育长邓演达的电话指示还不够，于是他又加上了“转奉校长命令”。欧阳钟的公函送至海军局，李之龙不在局里。作战科科长邹毅接此公函，派人送到李之龙家中。李之龙见是“奉校长命令”，不敢怠慢，当即照办了……邓演达疑惑不解，嘱令两舰原地待命。正在此时，李之龙又接到通知，说是联共（布）中央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
这个中央使团团长，是资深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此人乃十月革命时攻占冬宫的五人领导核心小组成员。后来，他担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他率由全苏工会主席列普谢、远东区委书记库比亚克等十余人组成的联共（布）中央使团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初来华，先抵北京，再去上海，三月十三日来到广州。他们得知中山舰是国民党海军主力舰，又有着保护孙中山的光荣历史，便希望上舰参观。——这需要把中山舰从黄埔调回广州市区。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才知两舰昨夜去了黄埔。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中山舰于十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返回广州。
十九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惶惶不安、疑惑重重中度过。他本来就对李之龙代理海军局局长存有戒心，因为他知道李之龙是中共党员，与周恩来过从甚密。他接李之龙电话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中共私调两舰前往黄埔，会不会欲谋害他于黄埔？
据蒋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龙电话之前，曾三次接到汪精卫的电话，均问及他今日去不去黄埔。蒋介石又把苏联派来的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跟他的种种矛盾联系在一起，怀疑中共、苏联顾问团联合汪精卫共同陷害他。他在三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准备回汕头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冠。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这里提及的“回汕头休养”，是指到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躲避。也就是说，接到李之龙电话之后，他“怒发冲冠”，先是准备到汕头避一下风头。“行至半途”，下定决心，重返广州东山，终于在凌晨四时“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也就在三月十九日，周恩来又一次通过张太雷，向联共（布）中央使团团长布勃诺夫报告：“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二九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新来乍到的布勃诺夫，同样未曾重视周恩来发出的讯号……三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出席第十三次中央常委会。
毛泽东也“预感到要出事了”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年第三期。当中山舰、宝璧舰驶向黄埔时，毛泽东问过李之龙，李之龙答复他：“这是校长的命令。”十九日夜，第一军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泽东又要陈延年注意这一异常动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他答复毛泽东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广州，风声甚紧。毛泽东对秘书沈雁冰说道：“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毛泽东头一回痛斥蒋介石
在汉字之中，“旦”字的造型构思颇佳：一轮红日冲出地平线，那正是“旦”。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广州，太阳尚未出现在东方，那些“枕戈待旦”的军队已经奉蒋介石之命，全副武装，开始行动了。
蒋介石“终夜议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与他同在广州东山、相隔不远的毛泽东，在楼下跟沈雁冰不时打听着街上的动静，而毛泽东之妻杨开慧则在楼上陪着孩子睡熟了。夜色之中，一队队兵士奉“校长”之命，影影绰绰穿过街道，分头执行任务。一队人马上了中山舰，解除了全舰的武装。文德楼李寓被兵士包围，新婚不久的李之龙被从床上拖起，当场逮捕。海军局被占领。省港罢工委员会遭围，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苏联顾问团住宅受到监禁。周恩来被软禁。汪精卫住宅被军队以“保护”名义包围。广州全市实行戒严。接到蒋介石密令，何应钦把驻守潮汕的第一军中的中共党员全部扣押……这是震惊广州、震惊中外的一天，这一事件史称“三二○事件”，或称“中山舰事件”、“广州事变”。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是由于黄埔军校交通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在电话不明的情况下，擅自作主，声称是“奉校长命令”。李之龙则只是依照命令办理而已。欧阳钟之叔欧阳格，当时任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事件发生时，前往中山舰缴械和抓捕李之龙的，便是欧阳格。蒋介石本来就对中共、苏联顾问团及汪精卫积怨甚深，借口中山舰驶往黄埔，声称“中共密谋发动武装政变”，一下子就把事态扩大了。事件发生之际，毛泽东甚为关注。——虽说他当时在中共并非主要领导人员。他马上要去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一位工友告诉毛泽东，说他在文远楼附近，见到陈延年的秘书。据秘书说，陈延年到苏联顾问团宿舍去了。于是，毛泽东要去苏联顾问团那里。“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作为秘书，沈雁冰关切地对毛泽东说。他俩同行，离开了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小楼。
在苏联顾问团住处附近，毛泽东和沈雁冰见到许多士兵。有两个士兵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我是中央委员、宣传部长。”毛泽东抬出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官衔”。然后，他指了指那位瘦削、穿长袍的大作家道，“他是我的秘书。”士兵一听来者是“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