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磨擦”成了最流行的政治术语
一时间，“磨擦”成了中国最流行的政治术语。
据《辞海》释义，“物体相摩擦”曰“磨擦”；而“摩擦”则曰“接触”。当年所谓国共“磨擦”，既“磨”又“擦”，不仅磨擦出火星，有时还燃起大火呢！由“磨擦”一词，又派生出许多新名词：那些专门从事制造磨擦的人，被称为“磨擦专家”；那些怂恿磨擦的文件，曰“磨擦文件”；那些因磨擦产生的事件，叫做“磨擦事件”。这些时髦的新名词，其实又互相联系：蒋介石手下那个防共委员会，便是由许多“磨擦专家”组成。那些“磨擦专家”们起草了一系列“磨擦文件”。这些“磨擦文件”，导致了一系列“磨擦事件”。磨擦专家们给中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异党”。称中共的军队为“异军”。于是，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一系列“磨擦文件”，即限制“异党”、“异军”的文件，极端秘密地在国民党内部下达了。这些文件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内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一文件一开始就提到：“应以绝对保守秘密为原则。”“应指定忠实可靠人员，严密保管，以免泄漏。”这一文件，便用上了时髦名词“磨擦”：“倘不慎而泄漏入于异党分子手中，则不仅易滋误会，甚至发生磨擦。”这一文件，极为耐人寻味。其中最有趣的是这么一段话：“目前共产党控制下之陕北，彼能无论男女老幼悉纳于各种组织之中，而由该党分子予以切实之领导与控制，遂造成今日形同铁桶之陕北特区，不但外人不易轻入，即入内亦难立足，更无论有所活动。本党目前防制异党活动之方，亦唯有采取此种坚强组织之办法方能奏效……”
这就是说，陕北在中共领导之下，成了“铁桶”般的“特区”。国民党要向中共学习，要把国民党统治区，也办成“铁桶”！看来，蒋介石对于中共“坚强组织之办法”颇为羡慕。正因为这样，他多次叹息国民党“太松、太乱”。这些秘密文件还规定：“我们只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委员长）。”“各党各派均已接受国民党领导，无论异党之借口如何，均一律不予承认。”“对其非法活动与无理要求，必须严厉取缔或拒绝，断不可迁就退让，再事姑息。”“绝对否认共党所谓‘陕甘宁边区’之组织。”“共党在各地不得有任何公开或秘密组织。”“八路军与新四军之军政军令，必须统一于中央。”……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国民党对《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作了严格的保密规定，这份绝密文件还是落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一次题为《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中，激烈地抨击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毛泽东说：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团结抗日，这是“异党”吗？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裂，这种行为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这是完全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七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自从毛泽东把《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公开曝光，连蒋介石也觉得“异党”一词欠妥。他下令
把“异党”一词又改成“某党”。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特字四八六号密令》：“查‘异党’一词易滋误会，兹经中央决定，嗣后原称‘异党’者一律改为‘某党’。”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毛泽东以“有理 有利 有节”为“反磨擦方针”
长夜辄深思，团结精诚仍是当今急务同胞须猛醒，猜疑磨擦皆蒙日寇阴谋这是周恩来所拟挽联，高悬于延安会场。向来，这样的挽联总是周恩来亲笔所书，只是由于他二十天前由延安杨家岭骑马前往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不慎坠马，摔伤右臂，无法亲自握笔。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延安群情激愤，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正是在这个大会上，发表了前文提及的演说《必须制裁反动派》（最初题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收录《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必须制裁反动派》）。
平江惨案，便是当时著名的“磨擦事件”。
湖南平江这地方，原是中共影响颇深的地方。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便是在这里举行“平江起义”，组成红军第五军。彭德怀率部前往井冈山之后，平江余部组成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一九三七年九月，这支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一九三九年一月，这支部队奉命开赴江南前线，在平江嘉义仍留有一个“留守通讯处”，料理一些善后工作。在磨擦日渐加剧的时候，这里也磨擦着，以至迸出了火花，燃起了大火。那是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所部特务营第二连连长余光宗，率部突然袭击了新四军一支队一团的留守通讯处。上校参议涂正坤（四十二岁，平江人）、少校秘书曾金声（三十岁、平江人）当场被击毙。当天夜里，中校团副罗梓铭（三十六岁、浏阳人）及吴渊、吴贺众、赵绿英等八人又被活埋于平江黄金洞。
此事被封锁消息，直至七月一日才被新四军获悉。八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了追悼大会。毛泽东大声质问国民党：“自从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杀了人之后，到今天是八月一日了，我们看见有人出来过问了没有呢？没有。……”“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
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很大的事，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也就在这一天，延安各界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取消“磨擦的根源”——《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蒋介石不予答复。这是因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本身是个“绝密”文件，他矢口否认有这么个文件，叫他怎么答复呢？
磨擦归磨擦。毛泽东谴责磨擦。不过，对于蒋介石，毛泽东还要顾全大局，拥护他抗日。正因为这样，毛泽东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在和国民党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报社记者谈话时，如此说道：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磨擦不断。蒋介石由“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初，曾历数国共之间的“磨擦事件”：……湖南则有平江惨案，河南则有确山惨案，河北则有张荫梧进攻八路军，山东则有秦启荣消灭游击队，鄂东有程汝怀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之众，陇东有中央军大举进攻八路军驻防军之举，而最近山西境内复演出旧军攻击新军并连带侵犯八路军阵地之惨剧。此等现象，不速制止，势将同归于尽，抗战胜利云乎哉？毛泽东制定了反磨擦方针，即“有理、有利、有节”。他在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名义下达的《关于反磨擦斗争的指示》（一九四○年三月十四日）中，对反磨擦作出了限制：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为全国的影响和统一战线是很不利的。尤其对中央军应注意此点，因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的合作。
毛泽东在十天后的另一份电报中，又一次强调：“特别对中央军要谨慎，有向我磨擦者，只应搜集其磨擦材料陈报，切忌轻易戴大帽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蒋介石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曾指示：“如以武力制裁，颇多困难，应取慎重态度。”关中：《战时国共商谈》，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二十七编，台湾商务印书馆。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周恩来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
磨擦的火花，促使国共重开谈判。
一九四○年六月，从苏联治疗臂伤归来的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赴山城重庆，跟蒋介石谈判。周恩来跟蒋介石，已是谈判的老对手了。周恩来在谈判中，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非常生动地刻画了蒋介石的两面性。周恩来如此说：蒋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不承认统一战线，实际政策也在那里限共防共，破坏统一战线，存在着妥协投降的危险；但目前的方针及形式上还讲团结，还主抗战，还不愿造成全国破裂的局面，这是蒋之意思与政策的最矛盾处，也就是他的政治的特点。
周恩来又分析了蒋介石不会马上走汪精卫之路的原因：
一、投降将成为汪精卫的尾巴，或许会被迫下野。
二、分裂会遭到国人甚至他部下一部分人的反对，并且不能战胜中共。
三、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太苛刻。
四、国内坚持抗战的困难还不是完全无法克服。
五、国际的妥协派还不是一定要中国全部马上投降。
由于周恩来对蒋介石知之甚深，所以有一整套的办法对付蒋介石。周恩来总结了这么几条：一、在他困难的时候援助他，在他蛮横时拒绝他。
二、诚恳的批评，具体的建议。
三、影响他左右的进步分子，反对那些落后分子。
四、经过抗战将领及有正义感的元老造成进步的集团来影响他。
周恩来精于谈判之术，他还总结了跟蒋介石谈判的若干“技术”，其实也可以说是艺术：有利的应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将来会有更好的；无利的应该严正拒绝，不要拖泥带水，使他增加幻想；让步的应该自动让步，不要等他要求；可能实现的应该适时适当的提出要求，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免致做不到或者吃亏。总之一句话，对蒋不要过存奢望，但也不是一成不变。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这一回，周恩来和蒋介石在重庆重开谈判，中心问题便是关于国共磨擦。蒋介石一开始便说了一番带骨头的话：“对于抗战、团结，我看国共两党都是有决心的，任何困难决不畏惧，国共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军事上必须服从命令。”周恩来马上来了个针锋相对：“这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服从，另一方面不应拿命令来胁迫。”蒋介石搪塞道：“这是过去的事了。”为了解决国共磨擦问题，蒋介石让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跟周恩来进行具体谈判。自然，又是一番讨价还价式的舌战。
周恩来“开价”：八路军编三个军九个师，月饷四百四十万元。
国民党“还价”：八路军编三个军六个师，加三个团，月饷六十万元。
周恩来“开价”：新四军编三个师，月饷一百万元。
国民党“还价”：新四军编两个师，月饷八万元。
两“价”之间，相距甚大，相互僵持着。
为了避免磨擦，也就提出了国共“划界”问题。双方划定界线，“楚河汉界”，各占一方。内中，主要的焦点，当然是中共的“陕甘宁边区”的划界。另外，也要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防区”。国民党提出，八路军和新四军归第二战区，因此两军的防区在黄河以北。八路军原本在黄河以北，而新四军则必须从皖南北进，渡过黄河。谈来谈去谈不拢。蒋介石在七月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