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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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如果蒋介石答应五项条件，便放蒋！
这样，毛泽东对于蒋介石，由“审”、“罢”转到“逼蒋抗日”，转到答应条件可以“放蒋”了！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宋美龄终于飞往“虎穴”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上海的《大美晚报》刚在报摊上露面，便销售一空。
这一天，晚报占了大便宜——因为头版头条要闻发生在这天上午，所有的当天的日报已来不及刊登。《大美晚报》的大字标题，引人注目：
宋子文宋美龄
今晨离京飞陕
径赴西安过洛不停行前孔邸曾有会议。
宋子文二十一日匆匆飞回南京，带回周恩来的口信，使宋美龄打消了疑虑。
也就在二十一日，潘汉年收到毛泽东电报，要他迅告陈立夫。宋美龄马上从陈立夫那里，得知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电报原文如下：
汉年同志：
即向陈立夫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
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和平解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
毛泽东
来自周恩来—宋子文以及毛泽东—潘汉年—陈立夫的重要信息，汇集到宋美龄那里。宋美龄下定了飞往西安的决心。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两架三引擎的飞机从南京起飞，机上载着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蒋鼎文。这天天气格外晴朗，仿佛意味着好兆头。
上穿银狐领大衣、下穿高跟皮靴，宋美龄在飞机上不时观看着舱外。当飞机经过洛阳上空，她见到机场上停着一排轰炸机，顿时收紧了心。并非如《大美晚报》所称“过洛不停”，飞机在洛阳降落时，宋美龄再三关照洛阳空军将领，未得蒋委员长命令，不能派飞机去西安轰炸。飞机再度起飞，当她见到晶莹的冰雪覆盖的华山，知道西安不远了。
飞机在西安上空盘旋了一会儿。宋美龄拿出手枪交给端纳。她说：“如果下了飞机，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飞机降落后，刚一停稳，便见张学良登机迎接，宋美龄的脸上浮现了笑容。宋美龄一到，便驱车前往高公馆，探望蒋介石。那时，蒋介石尚不知宋美龄来，正卧床养伤。当宋美龄入内，蒋介石惊呼：“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宋美龄的到达，开始了西安和平谈判。用宋美龄后来的话来说：“西变局势是端纳奠了基，宋子文砌了墙，而我盖上了顶。”蒋介石对宋美龄、宋子文谈了关于谈判的意见：“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蒋介石的这些意见，表明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不过，他又附加了两个条件：
第一，他本人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
第二，商定的条件，他不作任何书面签字，而是以“领袖的人格”来保证。
第一条表明蒋介石很注意保持最高领袖的架势。倘若他出面谈判，势必降低了他的身份。
第二条则表明了蒋介石政治手腕的老练，不愿留任何文字性东西在对方手中，以免日后成为把柄。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三位一体”和二宋谈判
墙上挂着巨幅军事地图，红色地板上放着一套黑色皮沙发，金家巷张公馆西楼二楼的会议室扫得干干净净。二十三日上午，秘密谈判在这里举行——十一天前，张学良也正是在这里发出拘蒋命令。蒋介石派出的代表是宋子文。谈判的对手呢？是“三位一体”——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周恩来代表中共。
毛泽东和周恩来成功地与张、杨结为“三角联盟”，组成“三位一体”。因此，原本是国共对垒，这一回张、杨却坐到中共一边来了。在“三位一体”之中，周恩来成了主角。谈判一开始，就由周恩来代表中共及红军提出六项主张，整天的谈判便围绕这六项主张展开：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
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西安事变是张、杨发动的，周恩来后来才参与“斡旋”，然而此时此刻，诚如张学良所言，周恩来地地道道地成了“西安之谋主”！周恩来提出六项条件之后，“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②③《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结果，“宋个人同意，承认转
达蒋”②。周恩来还提出，“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③。这样，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与宋美龄见了面。
宋美龄后来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曾用“曲笔”写及她与周恩来见面的情景：张学良“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追述彼等怀抱之烦闷，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与如何酿成劫持委员长之经过。余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其言曰：国事如今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这里的“此人”，便是周恩来。
周恩来确实对宋美龄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表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一天的会谈刚一结束，周恩来便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谈判情况。周恩来在电文结束时写道：“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这就是说，谈判的下一步，便是如何“放蒋”了。
宋子文、宋美龄亦向蒋介石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听取了蒋介石的见解。翌日——二十四日的谈判：“三位一体”依然是张、杨、周，而蒋方代表除宋子文外，增加了宋美龄。
宋美龄很明确地赞成停止内战。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第二天的谈判，实际上是二宋代表蒋介石，对于“三位一体”昨日提出的条件，作出具体的答复。从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可以看出二宋作了这样一些答应：
一、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三、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四、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六、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七、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八、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十、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三十三至三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版。这十条，表明二宋和“三位一体”的谈判，取得了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代表团的另两位重要成员博古和叶剑英，赶到西安叶剑英抵西安日期说法不一，有的文献认为叶在早几天已到达，此处据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阔别十年蒋介石、周恩来晤谈于一室
谈判结束后，二十四日晚，蒋介石会晤了他“所不愿见者”——周恩来。大抵因为他原本“不愿见”，所以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一字未提。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只提及她与“有力分子”周恩来的见面，未提及蒋介石曾会晤周恩来。然而，蒋介石“悬赏八万元”的这颗脑袋，竟如此戏剧性地出现在他面前！过去的文献，一直是说宋子文、宋美龄陪周恩来去见蒋介石。然而，一九九○年六月八日，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ＮＨK电视台采访时，事情真相有了新的突破：
问：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在西安会面。当时张先生应该在场的，是吗？
答：这是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
张学良第一次透露了“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尽管已经事隔半个多世纪，张学良却依然认为“这是尖锐的问题”。蒋介石那时囚在与张公馆一箭之遥的高公馆里。周恩来希望一晤蒋介石，宋氏兄妹事先打了招呼：“委员长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当年，蒋介石和周恩来共事于黄埔军校，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政治部主任。自从国共纷争，蒋介石与周恩来已经十年未曾谋面。
据张令澳作《国共合作秘密使者张冲》原载一九八九年二期《上海滩》，台湾《传记文学》五十七卷第二期转载。一文，写及一九三六年六月周恩来、潘汉年曾应张冲之邀秘密赴莫干山与蒋介石会谈。张令澳先生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笔者询问张令澳先生，文中所记蒋、周一九三六年六月会晤是否亲睹之事？张先生答系传闻，那时他尚未到侍从室工作。由于此事迄今未曾在国共双方有关文献上查到依据，只能作为一桩传闻。
周恩来在张学良及二宋陪同下，步入蒋介石卧室，蒋介石正卧病在床。蒋介石支起身体，请周恩来坐在床前。厮杀了十年，蒋、周如今晤谈于一室，真是不易！
周恩来仍照以前的习惯，称蒋介石为“校长”，寒暄道：“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点了点头，说道：“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颇为机灵，顺着蒋介石的话，转向了正题：“只要校长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你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你的指挥。”
这时，宋美龄一听说及敏感话题，马上就替蒋介石作了答复：“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这样，谈话的气氛变得宽松起来。蒋介石也说：“我们再也不打内战了！”蒋介石居然还这么说及：“每次我们之间打仗时，我常想起你。即使在战争中，我还记得你曾帮助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们还能共同工作。”这么一来，谈话切入正题。虽然张学良一九九○年对日本ＮＨK记者说，“现在还不能泄露当时蒋介石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不过，一九八○年《周恩来选集》上卷问世，首次公开发表的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内中倒是写及了蒋、周会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