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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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使人们都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亲近，这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少有的公正和耿直的人。如果有人来求他给出主意，但他看出这个人理屈，他就不假思索地说：“你做的不对，我不能站在你这方面……”
我时常听到各样不同的人们说：“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永远不会做亏心事。”
他是很谦虚的人，他从来也没夸耀过他的知识。比他年纪大得多的人，甚至于老年人，在村中受尊敬的人，也都愿意来征求他的意见。
实在，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也可以说一切问题他都能答复出来。他读了很多东西，也会把读过的东西很清楚地述说出来。卓娅常在阅览室里长时间地坐着听他给农民们读报，讲解在那时候我们国家所经历的事件，讲解关于内战，关于列宁的问题。每次听众都对他提出很多问题：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刚才你说电气啦，现在你讲讲拖拉机。这或许是更奇妙的东西吧？可是这么大的机器在我们这小块地上怎能转得开呀？……还有个问题：当真有这样的机器吗？也会收割，也会打谷子，还会把打净了的谷粒倒进口袋里？……”
有一次卓娅问我：
“为什么人们都喜欢爸爸？”
“那么，你想为什么呢？”
卓娅没回答，可是当天晚间，在我安置她睡觉的时候，她小声地对我说了：
“爸爸聪明，他什么都知道。他是好人……”
“看看人去，见识见识世界去！”
在卓娅满了６周岁的时候，我和丈夫决定了到西伯利亚去。像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所说的那样，“看看人去，见识见识世界去！”
孩子们是头一次坐马车到火车站去，头一次看见火车头，听见车厢下边车轮不停地旋转的声音，这仿佛是遥远的旅途中一种不停的激昂的歌声。村庄、草原上的牧群，河川和森林在窗外闪过去。一片辽阔的草原向后跑走了。
我们的旅行延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在这期间，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始终没能答复完各种问题：“这是什么呀？
这是干什么的呀？因为什么呀？”人在路上通常是容易睡觉的，可是孩子们看见的东西使他们太兴奋了，所以在白天就无法安置他们睡觉。到夜晚舒拉毕竟还是疲倦了，睡着得比较快，可是卓娅就不同了，在夜晚也无法使她离开窗户。只是在外面的漆黑的夜影遮盖了玻璃之后，女孩子才叹一口气，转向我们来。
“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剩下灯火了……”她这样遗憾地说了之后，才无可奈何地同意睡觉了。
第７天，我们来到了叶尼塞省的康斯克城。这是一个小城镇，房屋都是一层的，木头的，马路旁的便道也是用木头铺的。我们首先把孩子送到旅馆，随后自己就到人民教育局去选择一个我们夫妇可以在同一个学校任教员的乡村。他们派我们到西特金村去。
于是我们就决定不浪费时间，马上动身。抱着这个打算回到旅馆时，我们看见舒拉正在地板上用木块堆什么东西，但是没看见卓娅。
“卓娅在哪里，舒拉？”
“卓娅说：‘你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到集上买树脂去。这里的人都嚼树脂。’”
我唉呀一声就往街上跑去了。城是很小的，伸手就可以触着森林，女孩子如果到那里去了可怎办呀？！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不顾一切地一条街又一条街地找遍了，挨门往各院里探望，逢人便打听，也到集上去了一遍……在什么地方也没找到卓娅。
后来，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对我说：“你到旅馆去，在那里等着我吧，我恐怕舒拉再有什么差错。我到公安局去。”
我回到旅馆，抱起小儿子，又到街上来了。没有在屋里静待的耐心。
我和舒拉在街上站了半小时左右。舒拉忽然喊道：“爸爸！卓娅！”
我急忙跑着迎上去。卓娅的脸通红，带着难为情和稍微害怕的样子看着我。她手里拿着一团什么黑色东西。
她说：“这是树脂，只是它的味道不好吃。”她说话的语气很平常，就仿佛我们不过只有５分钟没有见面似的。
原来她确实到了集上，买了树脂，可是她忘记了回到旅馆的道路，也不知道怎样打听。她就凭着猜想向完全错误的方向走去，差不多就走到林子边上了。在那里有一位不认识的妇女（“她很高，蒙着头巾”）看见了她，就拉着她的手把她领到公安局去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在局里找到了她。卓娅正像客人一样坐在桌旁喝茶，并镇静地回答着问她的问题：她叫什么名字，由什么地方同谁一起来到这里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妈妈叫什么名字，小弟弟叫什么名字等等。她马上说明了她需要急速回到弟弟那里去，因为他还小。
“你怎么把舒拉一个人丢下了？”我责问她，“你是大孩子，你是姐姐，我们托靠你啦……”
卓娅和父亲并排站着。
为了便于看人，她就稍微仰起些头，把目光由父亲的脸上转到我的脸上，说道：
“我以为我马上就能回来的。我以为在这里和在杨树林一样哪，什么地方我都能马上找到。你别生气，我再也不这样了。”
“好啦，”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藏着微笑说，“头一次原谅你，可是以后不经许可，哪里也不要去。你看把妈妈吓得什么样子啊？”
在西伯利亚
我们在西特金住的房子，建筑在一个很高的河岸上，下边是一条很宽的和流得很快的河。往下看的时候就有些头晕，似乎自己也会随着水漂流到什么地方去。距离几步远就是林子。什么样的林子呀！
高大的松树，把头仰到背上去也看不见树梢：丛密的枞树，落叶松，杉树。在它们的巨掌般的枝叶的荫影下，像是处在神秘的天幕里一样。多么幽静啊！只是有时候被踏着的干枝在脚下响一声，被惊扰了的飞鸟叫一声，嗣后仍旧是深深的幽静，万籁无声。总之，在这林子里就好像在童话的仙境里一样。
我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林中散步，我们４个人一起去的，我们马上就走进密林的深处去了。舒拉像被吸住了一样，站在一株两人才能合围的大松树下。我们走远了，招呼他一声，他没有答应，我们就转回身来。我们的孩子，一个很小的孩子，仍旧孤孤单单地站在原地，在松树下边，瞪着眼，像在倾听树木的密语似的。
他被迷醉了，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了。也难怪他：他在自己短短的经历里，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森林。在杨树林村，每株树都是有数的。我们设法叫他跟我们走了，以后他和我们在林子里蹓跶的时候，还总是和平常不一样：静静的，不爱说话，好像林子用魔法把他迷住了一般。
晚上，在临睡的时候，舒拉在窗前站了很久。
“你怎么啦，舒拉？为什么不去睡觉？”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问他。
“我对树说‘晚安’哪。”舒拉回答说。
……卓娅也爱上了林子。在林子里游逛成了她的最大的无可比拟的乐趣。她提起采野果用的篮子，就很高兴地由台阶上跑出去了。
“不要往远处去，”我嘱咐她说，“你听邻居说过没有？林子里有狼，有熊！”
真的，采覆盆子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事：熊是嘴馋的野兽，在覆盆子的密丛里遇到熊，并不稀奇。可是覆盆子也真好：果大，浆多，像蜜一样甜。采覆盆子的人都提着水桶，成群结队，通常都是有持枪的男子护卫着，防备碰着熊。西伯利亚人还采桑椹、野樱桃、储存一冬吃的蘑菇。这些林中的天然物产是很丰富的。卓娅每次出去，都是提着满篮的野果骄傲地走回来。
卓娅也常和舒拉一起到河边取水。她也很喜欢这种事。她用小桶稳当地把水打上来，在岸上站一会儿，看看清朗的，奔腾着的波浪。以后她还要很久地站在屋门口或在窗前沉思地俯视下边。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决定要教会卓娅游泳。他拉着她游离了河岸，后来忽然把她丢开了。卓娅沉下去喝了一口水，冒上来，又沉下去了……我在岸上吓得半死半活。固然，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她身边游着，他是很好的游泳家，自然无需担心孩子被淹死；可是看着她喝水，看着她不断没顶地沉到水下面去，毕竟是可怕的。我记得，她一声也没喊叫，她用尽全力抵抗着和挣扎着，但不做声。
后来父亲就抓着她，带她游到河岸来。
“好种！再过两次就会游泳了！”父亲这样确信地说。
“害怕吗？”我一边把她身上擦干，一边问她。
“害怕。”她坦白地说。
“我们还去游泳吗？”
父亲戏弄地问她。
“还去。”卓娅坚决地回答说。
冬季
西伯利亚的多雪的冬季到来了。冰封盖了河川。虽然冷到零下５７度，但是没有风，所以孩子们就很容易地抗住了寒冷。
我还记得初次的雪使他们怎样高兴：他们不知疲倦地打雪仗，在屋子周围柔软的雪堆上像在草堆上一样地打滚，有一次他们堆了一个比卓娅还高的雪人。我费了很大劲才把他们唤回来吃午饭。他们回来的时候，脸通红，很高兴，但是也疲倦了，并且带着极大的食欲扑向了牛奶粥和黑面包。
我们给孩子们买了很暖的鹿皮靴，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给他们做了很好的雪橇，卓娅和舒拉每天都长时间地滑雪：
有时候俩人彼此轮流拖着，有时候俩人全坐上，卓娅在前，舒拉在后，用带着红手套的短粗的手搂着姐姐，十分高兴地由山坡上像飞一样地滑下来。
我和我的丈夫都是整日不得闲。每天早晨临出门的时候我就嘱咐卓娅：
“不要忘了：饭在烤炉里，牛奶在罐子里。你看着舒拉，让他规规矩矩的，不许他坐在桌子上，免得掉下来跌着，就该哭了，你们乖乖地玩，不要吵嘴。”
我们下午由学校回来的时候，卓娅总是用这样的话迎接我们：“我们玩得很好，我们乖乖地没有吵！”
屋里乱得不像样子了，但是孩子们的脸却是愉快的，满意的，所以就不好意思责备他们了。用椅子建筑了一座二层楼房，箱子和匣子都乱在一起，外面用毯子蒙着。在最不适当的地方能碰到最意外的东西：我差一点儿踏在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刮脸时用的镜子上，过一会儿又触着了底朝天放着的铁罐。屋子中间放着普通的小孩玩具：铅铸的兵，装在轮子上的被拔去一半鬃的马，一只手的假娃娃，纸片，破布，木偶，碗和盘子也在这里。
“今天我们什么也没打碎，也没弄洒了。”卓娅报告说，“就是舒拉又把玛娘的脸都抓破了，她哭，我请她吃果子酱才不哭了。妈妈，你告诉舒拉，让他以后别再打架啦，不然我们就不和他在一起玩了。”
调皮的舒拉自知理屈，看着我，不很自信地说：
“我再不这样了……我无心地碰了她。”
我们全在一起，围着桌子或是围着暖和的、欢腾的炉火，度过那漫长的冬夜。那是很好的夜！可是我们也不能把这个时间完全给孩子们：我自己，尤其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还有很多需要在晚间完成的工作。“做工作”这句话，我们的孩子很早就了解：
妈妈工作哪……爸爸工作哪……这就是说：应当完全安静，不可以问问题，不可以争吵，不可以敲打，不可以跑跳。有时候孩子们钻到桌子下边，就在那里，一连几小时地玩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时也像当年在索罗维延卡一样，窗外的风雪在房前的松树的密枝间怒吼着，还有什么在烟筒里凄惨地呻吟着，诉着委屈……但是在索罗维延卡我是只身一人，现在有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挨着我坐着，聚精会神地低着头看书，或是审阅学生们的本子，卓娅和舒拉轻轻地蠕动着和打着耳语，我们都在一起，就更愉快，更温暖。
许多年之后，我的孩子们都已经上学读书去了，他们还常常回忆起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农村中的这些夜晚。固然，舒拉在我们住在西特金的时候还很小，他仅仅４岁半，他的回忆虽然是愉快的，却总是模糊不清的。但在卓娅的记忆里，这些夜晚所留的印象却很清楚，很鲜明。
做完了我的事，或者把工作放下一会儿，等孩子们睡着以后再做，这时我就挨近火炉坐下，“真正的”晚会在这时候就开始了。
“讲个什么故事吧！”
孩子们要求说。
“讲什么呀？所有的故事你们全记得很熟了。”
“没关系，你再讲吧！”
于是就开始了：金冠子雄鸡，圆面包，灰狼和太子伊凡，阿辽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