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煮酒侃三国-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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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五年（公元188年），刘焉上书给灵帝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所谓“清名重臣”是指以清廉闻名而身据要职的中央政府官员，再加上《三国志？刘焉传》中提到刘焉在上书的时候就想做交州牧，可以体现出刘焉对自己所指的“清名重臣”还是很有自信的，基本上可以推断出刘焉在此之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还是具有一定能力的。《续汉书》中说的更加明确：“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这也可以提供了一个佐证。
有人认为刘焉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为自己谋出路而制造分裂，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有欠公允。首先，设立州牧的方式并不是刘焉首创，在西汉、东汉都是有先例的，有其历史依据。其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刘焉这个建议提的也正是时候，对于加强集权、巩固统治都有好处，《三国志？刘焉传》中也明确提出刘焉是因为“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才向灵帝提出建议的。因此就算刘焉想做一个交州牧，其原因也仅仅是《三国志？刘焉传》所说的“欲避世难”，说他制造分裂，实在有点牵强。
至于说到刘焉因听到侍中董扶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而决定做益州牧，笔者觉得刘焉的初衷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变。试想一下：放着好好的九卿之首—太常（《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有“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的说法）不做，非要到交州这个穷山恶水去“欲避世难”，这实际上就是自我放逐，如果他一开始就象史料记载的“阴图异计”，他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富裕而且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做州牧，也不用厚着脸皮去求皇上答应去交州这个地方了，这样做是要有相当的政治勇气的。结果没想到汉灵帝还就不同意，如果不是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激起农民起义，朝廷决定派人替换，刘焉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应当说此时的刘焉还是没有什么野心的。也许就象另外的两个皇族后裔刘虞、刘表的做法一样，造福一方，做点实事，也算是为家族做贡献，无可厚非。他的政治野心应该是在益州才逐渐产生的。
经过一番活动，灵帝终于任命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临行前灵帝还特别召见了刘焉。《汉灵帝纪》称：“宣示方略，加以赏赐，敕焉为益州刺史：‘前刺史刘隽、郤俭皆贪残放滥，取受狼籍，元元无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摄行法，以示万姓，勿令漏露，使痈疽决溃，为国生梗’”。从这一段记载看，灵帝对刘焉是比较重视的，同时也说明了益州形势的严峻。
刘焉得到任命后不久便离开洛阳前往益州。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刘焉去益州并不象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刘表一样单枪匹马闯荆州，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上了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人马。主要人员的有三个：据《三国志？刘焉传》记载：“（董）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及太仓令（会）巴西赵韪去官，俱随焉。”；另据《三国志？二主妃子传》记载：后来在刘备蜀汉政权做过车骑将军的吴壹全家也随同刘焉一同入蜀；另外，《三国志？吕乂传》中提到：吕乂的父亲吕常原本是为刘焉送行的，但由于“王路隔塞”，后来也就留在益州为刘焉效命。正当刘焉踌躇满志，率领这一班部下赶往益州的路上，却又因为道路不通，只能暂时留在荆州东界（见《汉灵帝纪》）。等到刘焉历尽艰辛到达益州时，益州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
《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记载：由于当时的益州刺史郤俭贪婪残暴，激起了以马相、赵抵为首的农民起义，马相自称黄巾，迅速攻占广汉郡下属的绵竹县（今四川绵竹东），并杀死县令李升，进而进攻雒县（今四川广汉东），把激起民变的益州刺史郤俭也杀了。起义军“又击蜀郡（今四川成都）﹑犍为（今四川彭山东），旬月之闲，破坏三郡。”一时间声势浩大，巴郡（今重庆）的“板楯蛮”（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也参加起义，马相自称为帝，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不久又攻陷巴郡，击杀太守赵部。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益州豪强地主势力的恐慌，以益州从事贾龙为首的官僚地主武装纠集人马进行镇压，在几天之内就把起义军打败。等到刘焉到达时，贾龙选派吏卒前往迎接。
原本刘焉还打算一到益州就有一番血战，不曾想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顺手拣了一个大便宜。于是，刘焉把州治定在绵竹，一方面奖赏平叛有功的贾龙等地方官僚、地主势力，并任命贾龙为校尉；另一方面，采用了宽大仁厚的政策进行统治，安抚接纳离散叛乱的民众，《后汉书？刘焉传》中提到的记载：“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笔者认为应该就在这段时期，“焉悉收以为觽，名曰‘东州兵’。”这样一来，刘焉的实力得到了迅速的扩充。《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中都说这时期的刘焉“阴图异计”，笔者认为可能说的太早了一点。当时摆在刘焉面前有三大难题急待解决，他未必转变的有那么快。
首先是内部各大势力的协调。前面提到，在平定益州马相起义立有大功的贾龙等人，代表了益州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而刘焉从洛阳带来的董扶、赵韪等人也是益州人，刘焉又接收了几万南阳﹑三辅民众。如何平衡这几大势力的关系是刘焉急需处理的问题。以前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贾龙等豪强地主势力和刘焉带来的外来势力也就是所谓东州士的冲突上，而忽略了董扶、赵韪所代表的另一种地方势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董扶。董扶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出现的很少，而且语焉不详，难以了解。但是在陈寿的另一部已经失传但被裴松之引用而有幸残留的《益部耆旧传》片段中有稍微详细的记载（《后汉书？方术传》中关于董扶的记载基本上是照抄《益部耆旧传》的）。董扶，汉末广汉人，早年就非常有名气。“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徵，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称尤重。。。在朝称为儒宗，甚见器重”。在随刘焉入川时就已经是蜀郡属国都尉，再加上有本地人的身份，又向刘焉说出了“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这个大逆不道的言语，刘焉岂能不重用他？以董扶在益州“发辞抗论，益部少双，故号曰（致止）〔至止〕，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的名望，岂会不被刘焉利用而形成有利于自己的集团；至于赵韪，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虽然史料上找不到他的生平，但从刘焉死后，“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诏书因以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有能力左右益州政局的情况看，估计在这段时间里或主动或刘焉指使，也在努力发展属于自己的当地势力。因此，笔者推测，后来刘焉对贾龙下手，很可能是因为董扶、赵韪所代表的势力与贾龙的势力发生冲突，刘焉看到无法协调，不得已采取的行动。因为按照刘焉多年的政坛经验，似乎不可能为了立威而去得罪能够代表益州广大豪强地主利益的贾龙势力，这样对刘焉在益州的管理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当时已经出现了另外一股能与贾龙势力不相上下的地方势力，刘焉不用顾及会产生较大的后遗症，才会放手一博。从以上的分析看，笔者进一步认为：贾龙所代表的仅仅是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其影响力远没有达到后来赵韪的地步，而且在贾龙势力崛起的过程之中，极有可能同另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所以董扶、赵韪才能乘虚而入，迅速团结这一部分的势力与贾龙对抗。至于有研究者认为刘焉集团的主体是南阳等地而来的东州士，而刘焉又是利用东州士与当地势力的矛盾发难的说法，笔者认为似乎不妥。因为这批人从几个地区移民而来，刘焉也需要时间来进行整合，同时这批东州士在史料记载中也没有出现什么有名的人物，单纯把矛盾全部推到这些人身上的说服力不够。笔者认为：刘焉是利用了董扶、赵韪所代表一派地方势力与贾龙所代表的另一方的矛盾，为加强自己在益州的统治对益州的各大派系进行了一次有预谋的洗牌，借机铲除异己。而所谓的东州士只是后来事件中的配角而已。
灵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刘焉发动突然袭击，找了个借口杀掉了贾龙势力中的王咸、李权等十余人，逼的贾龙等豪强地主势力起兵对抗，引起益州局势的再度动荡。不过，显然这次以贾龙、犍为太守任岐为首的一派势力很微弱，根本不是早有准备而且已经做好精心布置的刘焉的对手。虽然这时的董卓也在暗中支持贾龙等人，但此时的刘焉已经是羽翼丰满，刘焉还特意“出青羌与战”，连外族的力量都动用上了。很快，贾龙、任岐兵败被杀，刘焉得以解决了内部问题。不过他做的不够彻底，留下了很多隐患（这个最后将会谈到，暂且不表）。
第二，周边势力关系的处理。益州道路崎岖，刘焉基本上不用担心来自其它地区各大势力的威胁。唯一让刘焉不放心的是汉中的张鲁集团。张鲁，和黄巾起义的张角一样，同属中国早期道教的领袖，只不过是不同分支，叫做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其宗教性质和张角的太平道基本相似。黄巾起义爆发的时候，五斗米道的第二代领袖张衡也在汉中率众起义，与黄巾起义遥相呼应，被东汉政权称之为“米贼”，同属于朝廷征剿之列。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刘焉此去益州有没有协助征剿五斗米道的任务，不过刘焉也有责任和义务去协助打击五斗米道的第三代领袖张鲁及其势力，保障东汉政权的利益。但是刘焉却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做法，并没有派兵镇压，反而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暗中进行勾结，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刘焉派遣张鲁和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杀到别人管辖的底盘去了，这就等于把张鲁送上了汉中王的宝座。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呢？《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都有一个有趣的记载，说张鲁的母亲看上去年轻而又漂亮，又经常往刘焉家里跑，所以刘焉才会有如此举动。似乎刘焉同张鲁的母亲发生了某种暧昧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些不公平。从当时张鲁的势力和刘焉的一生看，提拔张鲁显然是一种政治需要，是一件各取所需的事情。刘焉利用张鲁切断了通往中原的最便利的通道，张鲁则利用刘焉取得了汉中的控制权。不过，不管是什么方式都好，刘焉总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解决了外部也就是和张鲁的关系。
第三，同朝廷关系的处理。刘焉利用张鲁控制汉中以后，便让张鲁“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切断了同东汉朝廷联系的通道。同时，刘焉还假惺惺地上书朝廷“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卖了一回乖。不过，后来他在益州“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的事情还是传到了荆州牧刘表的耳朵里，刘表马上上书告状，说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刘焉就象当年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教书时一样，被人当作圣人孔子了，实际上就是指刘焉图谋不轨。当时的献帝接到刘表的上书后，立刻派刘焉的儿子刘璋前往益州规劝，刘焉一见儿子的到来，干脆就把刘璋留在了益州，不再回长安复命（也有资料说刘焉“讬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还”，此处以《三国志？刘焉传》为准）。这样一来，刘焉虽然被皇帝给教训了一顿，但远在长安的儿子却回来了一个，也算是有得有失。
尽管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但是东汉朝廷拿他也没有办法。董卓专权时期，董卓曾经数次“征发，（刘焉）皆不至”，气的董卓“收（刘）范兄弟三人，锁械於郿坞，为阴狱以系之。”最后也没敢把刘焉的儿子怎么样。
经过几年的奋斗，刘焉已经完全控制了益州，山高皇帝远，谁也奈何不了他了。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刘焉做了三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让后世者产生了一些疑问。
（三）
第一件就是上面提到的“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这个事情前面已经提到，造成的影响很大，也牵涉了几个著名人物，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