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与文明 [奥地利] 弗洛伊德-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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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女人的那种仇视情绪就不存在了。通过对许多不和睦的婚姻的分析之后，我们发现，那驱使丧失童贞的女人去报复的种种动机，在文明妇女的心灵中并没有完全消失。现在仍旧有数不清的妇女，在第一次婚姻里从头到尾十分冷漠，对男人的热情无动于衷，最后终于导致离异。然而一旦再婚，情况顿然改观，那种阴郁的情绪竟一扫而光，备尝做爱的乐趣，使旁观者惊讶不已。毫无疑问，原先的不良反应已随着第一次结合的结束而消失了。事实上，在我们的文明生活中，处女禁忌并没有灭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隐隐地知道此事，诗人们就常常拿它当素材。安孙鲁贝（Ａｎｚｅｎｇｒｕｂｅｒ）在一篇喜剧中曾写了一位朴实的农民不愿娶他所爱的女子的故事，他总感到“像她这样的女孩，要不了多久便将耗尽他的生命”，因此他十分赞成她嫁给另一个男子，等她变成寡妇，不再有什么危险时，他才愿意娶她。这个剧本的名子叫“处女之毒”。这不禁使人想起养蛇人的行为，他们总是先拿一小块布片让蛇咬过，然后就能任意地摆布它。在海拜尔所写的《朱蒂斯与何洛弗尼斯》一剧里，有名的朱蒂斯这一角色明显地展示出处女禁忌及其部分动机。朱蒂斯同样是那种童贞受着禁忌保护的女人之一。她的第一个丈夫在新婚之夜无缘无故地恐惧起来，从此之后竟不敢动她。她说：“我的美有如颠茄，谁若享用它，非死即疯。”
当亚述将军率军围攻她所在的城池时，她想到用自己的姿色去诱惑他，将他置之死地，很明显，这个想法在爱国面具下面潜藏着性的欲求。当那个当时以残暴粗野而闻名的将领奸污了她时，她竟在愤怒之下，力比参孙，竟一掌劈下了他的头，而变成了民族英雄。按照心理分析，破头原象征着阉割，因而这一行为其实象征着朱蒂斯阉割了奸污她的童贞的男人，正如那位新婚少妇在梦中所做的那样。海拜尔用一种极为美妙的语言，使伪圣经中这种对爱国行为的记载染上了一层浓厚的性的色彩。我们知道，在伪圣经的记载里，朱蒂斯回城时仍然自夸贞节。即使查遍所有真伪圣经，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她这次怪诞婚姻的记载。海拜尔很可能以他那诗人特有的敏感天赋，看穿了经文的有意造作，重新揭露出故事后面隐藏的真相与内涵。萨德格尔（Ｓａｄｇｅｒ）
曾对此作过绝妙的分析，这一分析使我们理解到，海拜尔之所以对这样一个素材十分感兴趣，乃是由于他的“双亲情结”在作怪。由于他在童年期两性倾向的挣扎中总是倾向于女性，因而很自然地理解埋藏于女性心中最深层的隐秘。他还引用了诗人们对于自己为什么改变故事内容作的解释，他们都十分正确地指出，故事本身是肤浅的、虚饰的，意在为潜意识中的动机寻找借口。圣经中仅仅提到朱蒂斯是一个寡妇，为什么在剧中却变成童贞女。萨德格尔也有一段细论，我引用于下：这里的动机原在于诗人婴儿式的幻想，意在否认父母间有性关系，所以母亲成为童贞的少女。对这种分析，我想再补充一点：诗人既然已确定主角是一个童贞，他的幻想便深入到处女膜一旦破裂后她尽应有的怒愤与悔恨，从而使他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文章。总起来说，初婚时献身与童贞的被夺取，一方面固然是社会用来促使一个女人固定地依赖于一个男人的方式，另一方面又十分不幸地激发了她对男人的原始之恨。这种矛盾偶尔会导致病症，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或多或少地压制了性交之乐。许多女人的第二次婚姻远比第一次美满，也可以用这个道理说明。至此，这一初看上去令人迷惑的处女禁忌——原始氏族对处女的惶恐，要求丈夫不可弄破妻子的处女膜——便真相大白了。十分有趣的是，精神分析学家还常常碰到这样的女人：在她们心中同时持有两种态度——臣服和敌视。这两种态度常互相混杂，有时同时出现，有时同时消失。不少这种女人对自己的丈夫冷若冰霜，但无论如何又离不开他，每一次当她企图去爱别人时，眼前便浮现出丈夫的影子。但她们实际上一点也不爱其自己丈夫。分析中还发现，这种女人对其丈夫的热情虽减弱，但臣服的态度仍照旧。她们不愿脱出这种束缚，因为她们的报复尚未完成。自然，即使在那些此种情绪十分明显和强烈的案例中，女人也从不了解自己内心深处有这样一种报复的冲动。
艾伦费尔斯（Ｖｏｎ
Ｅｈｒｅｎｆｅｌｓ）
在最近出版的那本有关性伦理学的书中，指出了“自然的”性道德与“文明的”
（文化的）性道德之间的差别。在他看来，“自然的”性道德乃是一个种族为保持该种族健康的发展和旺盛的活力而对其成员施行的控制，而“文明的”性道德则意在激发人们更加辛勤、更加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化活动。他强调说，如果把人类的天性与他取得的文化成就相对比，就更容易辨认这两种性道德之间的强烈比较。为了说明艾伦费尔斯的这一重要想法，我想多少引用他在这方面的一篇论文，同时也作为我对这一问题之看法的根据。可以设想，当“文明的”性道德占压倒优势时，个人生命的健康发展与活动就会受到损害。而这种牺牲个人、伤害个人以照顾文明的倾向一旦超越了某一界限，必然反转过来，有害于原来的目的。艾伦费尔斯已经在他的论文中列举了一系列这类恶果。认为我们西方社会目前流行的性道德法规应对此负全部的责任。尽管他完全承认这种性道德在推动文明发展上的高度价值，但他最后仍然认定它需要加以改造。今日性道德的特征，是把平时仅对妇女的那些要求扩展到男子的性生活中，并对夫妻之外的任何其他性生活加以禁止。尽管如此，但由于考虑到两性间在性需要方面的天然差别，对男性在性方面的偶尔越轨并不斥责，这实际上等于承认男子在性道德上的双重标准。可是，一个允许双重道德标准存在的社会，就势必不能做到“热爱真理、诚实和人道”，因而只能使其成员堕落到不顾真理、虚伪和自欺欺人的境地。文明性道德的恶果实际上还不仅如此，它鼓励一夫一妻制，却因而缩小了“性择”的可能。既然在文明社会中生存竞争已因人道与卫生的考虑降至最低限度，那唯一能使种族品质得以改进（或发展）的因素，便剩下了“性择”。
关于性道德造成的种种恶果，这位医生（指艾伦费尔斯）遗漏了一种，我们下面就来讨论它的含义。这就是它加速了（或滋长了）现代人的神经质或紧张不安，这种现象在迄今的社会状况下扩散得尤为迅速。有时一个神经病患者会主动请求医生注意他自己的性情素质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对立，询问这是否就是犯病的根源。他会问这个医生说：“我们全家都变得精神崩溃了，我们总想使自己过得更好，也无论自己有没有能力达到。”医生们也常常发现，神经病往往袭击这样一些人，他们的祖父原本生活在纯朴而健康的乡间，是那些粗犷而富有活力的种族的后代，然后骤然来到大城市并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于是乎想到培养自己的孩子，恨不能在短时间内就把他的文化提高到最高水平。这一现象引起医生们的思考。但最具说服力的，是精神病专家们理直气壮地提出的证据，这些证据都证明，精神病人的日渐增加与现代人的文明生活有关。只要引述几个有名的观察者的看法，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到这种说法的可靠性。Ｗ。艾尔（Ｅｒｂ）说：“对于这一基本的问题，我们可以概括如下：是否由于原来所列举的种种造成神经质的原因在现代生活条件下愈增无减，就应把责任归之于现代生活？对这样一个问题，只要你随意观察一下现代生活的种种特征，便可以毫不迟疑地作出肯定的答案。”只要看一看下列事实，事情便已经很明白了：现代文明的每一次杰出成就，每一个领域的创造和发明，它在日益增加的竞争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只能以巨大的心智努力来换取和保持。在这种生存竞争中，对每个人能力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个人只有将全部心智力量施展出来，才有可能应付这一要求。同时，个人对享乐的欲望，也扩展到每个层次。暴发户们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奢侈生活（他们过去对这种生活根本不习惯），蔑视宗教、不易满足和贪得无厌等现象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和阶层。环绕全球的电话和电报网使通讯事业无止境地扩展起来，商业和旅行方式得到全面改观，人们成天都匆匆忙忙，生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人们夜晚旅行，白天做生意，即使假日的远足，人们的神经系统也得不到轻松。严重的政治、工业和经济危机风起云涌，波及到前所未有的范围。人人都想过问政治。政治、宗教、社会斗争、党派利益、竞选活动，凡是如此，都使人思绪纷繁，永远得不到停息，甚至连娱乐、休息和睡觉的时间也不得安宁。大城市的生活变得愈来愈纷繁紧张了。那衰竭的神经全靠强烈的刺激和纵欲狂欢，才能振作一点，而每当这样之后，又变得更加衰竭和疲劳。即使是文学作品，也不能给人以享受，现代文学所关注的都是一些最能引起争论和最能挑惹起各种激情的问题。它挑动肉感，促使人追求快乐，让人渺视一切基本的道德准则和所有理想的需求。它描述病态行为，描述性心理变态者，把有关革命，反叛的种种古怪的问题搪塞到人们的脑子里。我们的耳朵也不得清闲，各种嘈杂的音乐不时地震动着我们的耳膜。剧院的节目也使出浑身解数，以最为刺激的表现形式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创造性艺术也发生了１８０度的大转折，开始转的那些丑陋的，讨厌的和暗示性的东西，它抗拒现实，毫不迟疑地将生活中最丑陋的方面呈现于我们面前。“这样一幅简略的图画已足以展示现代文化迁移中的种种危机，至于其细节，不用费多大的功夫就可以想到。”
宾斯枉格（ＢｉｎｓＷａｎｇｅｒ）说：“特别是神经衰弱症，它已被人们描述为一种最有代表性的现代病症。第一位对这种病作出总体描述的人是贝尔德（Ｂｅａｒｄ），他深信自己发现的是一种只有在美国才能见到的新的神经疾病。这样一种假设确然是错误的。但是，既然这种病是由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美国医生首先发现和提出的，这本身就足以表明它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此，那些放任不忌的欲情，对黄金和财产的追求，以及技术领域的巨大发展，已使人们的交流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局限。“冯。克拉夫特。伊宾（ＶｏｎＫｒａｆｔ—Ｅｂｉｎｇ）
说：“今天，在无数文明人的生活方式中充满了种种不合卫生的因素，这些有害的因素最直接和最严重地作用于大脑，无怪乎精神病患者会大量地增加。只用了十年时间，文明人在政治、社会，特别是商业、工业和农业等方面的状况已大大改变，这种改变突然间改善了人们的职业生活、公民权利和财产收入，而却牺牲了自己神经系统的健康，因为这些东西的取得必然增加了他们家庭和社会方面的需要，但这就要付出更大的精力，而这些精力的消耗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恢复的。”
对上述言论以及其他一些零星的论述，我想在此说出自己的意见，这倒不是因为它们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们尚未详尽地描述这种神经质的具体情况，并且遗漏了对它的最重要的病因的解释。如果我们越过这种不太确定的“神经质形式”，而考察神经病患者的具体表现，文化的有害影响便不难集中于某一点上，这便是在文明社会中那占压倒优势的性道德对文明人（或文明阶级）的性生活施行了不适当压制的结果。对上述观点的证明，我已在一系列技术性论文中作了详尽叙述，这儿不再加以累赘。当然，我研究中得到的那些最重要的论据，在这儿仍然要提到。临床的观察，使我们区分出两种精神疾患，一种是真正的神经（机能）病，另一种是心理症（或精神病）。第一种病症，不论是身体的还是心智上的症状，看上去都具有中毒的症候。就是说，这种症候是由某种神经毒素的过剩或缺乏所导致的。这样的神经症统称为“神经衰弱症”，其发病原因不能从遗传方面的因素查到，大部分是因性生活失调而造成的恶果。这种病发病形式与毒性性质之间确有着密切关系。多半情况下，仅依据对这种病的临床症状的观察，便可以测知其性生活是如何失调的。反过来说，我们在前面所引证的关于文明造成的种种有害影响，在刚才提到的神经疾患中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