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铁血兵王-第4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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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又称国家公债，是国家以其信用为基础，按照债券的一般原则，通过向社会筹集资金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国债是由国家发行的债券，是政府为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是政府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
日本是世界上比较早发行国债的国家，而日本通常发行的国债便是战争国债，即为战争而发行的国债。
众所周知，战争不仅是人与人在对抗，更重要的是两国经济实力的对抗，通常情况下战争的时期军费支出额是极其巨大的，在没有其他筹资办法的情况下，通过发行战争国债筹集资金是各国最常用的方法。而发行战争国债是各国政府在战时通用的方式，也是国债的最先起源。
1931年日本的国债为60亿日元，先是增加到1937年的105亿日元，继又增加到1940年的286亿日元。1939年初，公债发行额更是已接近当时闲置中的全国活动资金的总额；其后的公债更是强制推销。
可以这么说，为了继续这场看似毫无意义的战争，日本政府实际上已是在搜刮和集中民用企业的活动资金。这当然就引起再生产过程的破坏，而再生产的扩大却正是进一步增加公债发行额的基础。与此相适应，公债的强制推销也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
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入不敷出的情况更趋严重，而借助印钞机弥补赤字便成了常规。在此期间，日本的货币发行额也大幅度增加了，通货发行额由1937年底的23。10亿日元，陡增至1940年的59亿日元，远远超过流通过程中商品的价值总额，导致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影响及于当时资本与商品的正常流转，曾遭到以民政党为代表的工商业者的反对，成为统治集团内讧一度尖锐化的原因之一。
而纸币的急剧贬值，是对广大人民的**裸的掠夺，并引起包括军需品在内的商品价格的暴涨，从而又不断地扩大了政府的财政赤字。
在米内光政看来，日本现在已经陷入了全面的恶性循环之中，为了这场并不应该打这么长时间的战争，日本政府多年积累的黄金外汇储备全部见底，支出军费高达至少400多亿日元，可以建造整整400艘大和级军舰。
可以说，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将可以预见的可观的收益全部变成了消耗的枪支弹药，再这样下去日本必将被这场战争拖垮。
米内光政的话引起了一大部分参加御前会议军政官员的共鸣，尽管陆军方面依然不同意停战，但是绝大多数的政客们却意识到了危机，日本确实不应该再在这场战争中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了。
相比于军人，政客们更明白战争的内在含义。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不是为了打着好玩儿，而是为了利益。
秉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如果你在这场战争中投入的太多，那么你得到的利益也就越少，所以很多政客开始出言支持米内。
其实这个道理他们一直都明白，只不过之前他们总认为大日本帝国是战无不胜的，今天每多投入一日元，那么以后将会得到无数日元的回报。
然而无情的现实将他们的奢望全部击碎了，中国政府和军民的强势反击以及八路军在中国北方的意外崛起令日本在军事上的优势越来越小，现在中国人甚至可以在正面战场正面回击大日本皇军的挑衅，并且还能战而胜之，这说明这场战争已经使中国人成长起来了，想要打败这样一个对手无疑是极其困难的。
而此次华北方面军的惨败，更是让日本原本狂热的野心和不理智的头脑稍稍清醒了一下，让他们知道日本还是那个像条虫子一样的小岛国，还不能一下子就把中国吞掉。
况且除了财政危机之外，日本想要继续打下去还必须要应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和资源危机，同样还要应对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的日本对外依赖度为：铁矿石52。3％，铁矾土100％，橡胶100％，石油80％，盐63％，棉花及羊毛99。9％，废钢铁67％，铜。铝。铅锌等均为一半及一半以上。
日本扩充军备，所以大力发展重工业，虽然使军事重工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如钢材产量1929年为203万吨，至1936年为410万吨。煤产量1931年为2800万吨，1936年为4100万吨。
重工业发展必然离不开石油，毕竟没有石油这种工业血液，想要发展重工业那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这段时间日本石油进口也为之大增，即从1931年的228万千升增长至1936年的451万千升，导致国际收支逆差大增，1936年1…6月，在对外贸易中，日本出超2。7亿日元。而1937年的同期，则入超6。2亿日元，3…7月的黄金输出额为3亿日元。
1936年全年，日本入超1。29亿日元，扣除对伪满的出超2。46亿日元，实际入超达3。76亿日元。1937年的入超达6。38亿日元，扣除对伪满及侵华日军占领地区的出超3。21亿日元，实际入超9。59亿日元。
而到了1939年，在大幅度的削减了民用物资进口之后，日本的进口为29。18亿日元，出口为35。76亿日元，但扣除对无法获取黄金外汇的“日元圈”进出口，进口为22。35亿日元，出口为18。29亿日元，日本经济力的不足，在1939…1940年度即开始表面化。
经济危机首先出现的外在表现是粮食供应不足，1939年的日本本土之大米需求量为8千万石，比1936年上升了近1千万石，而在侵华战争爆发前，日本本土每年仅需从台湾、朝鲜输入1300…1400万石大米。
而此时，由于战争的因素，日本本土的粮产量自1939年起即一直在下降，自台湾，朝鲜输入大米由于战争及当地的军需等因素，输入额逐年下降，1938年为225万吨，1939年为145万吨，1940年则为48万吨。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日本为此想尽了办法，下令农民要将生产的大米及麦子等粮产品，除自己食用及种子外，都要以官价卖给政府。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配给，禁止一般的饭店，餐馆出售米饭。
此外日本政府还在大力宣传食用代用食品，规定早饭不能超过1日元，中饭2。5日元，晚饭5日元，即便如此，仍有900万石的缺口。为此，日本不得不拿出2亿日元的外汇向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等国进口了800万石大米。
紧随粮食危机而来的是电力与煤炭危机，由于煤炭不足，发电量只能满足80％的需求，到1940年，日本所控制的资源只能满足煤炭需求量的88。3％，石油的18。4％，铁矿石的42。4％，铜的43％，铝的15％，铅锌的18。4％。（未完待续。）
第七百七十八章：日本撑不下去了（求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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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不足直接的影响便是武器装备以及其它工业产品无法正常生产，就要影响前线部队的作战，进而还会影响这场战争的结果。
既然后果如此的严重，那又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麻烦呢？
其实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容易，那就是需要对外进口，不管是美国还是近在咫尺的东南亚国家都能为日本提供大量的物资。
事实上日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在侵华战争爆发时，日本银行的黄金储备额包括纸币发行的准备金在内不过13。5亿日元，而在日俄战争时，日本国硬通货储备仅仅为1400万日元。此外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日本政府前期又借得外债8亿日元，合为28亿日元。
但是在侵华战争的巨大消耗下，日本在1936…1940年的国际收支逆差达50亿日元，黄金外汇已所剩无几，以至日本不得不开始动用战略储备物资，而日本采取的扩大出口，压缩进口，掠夺占领地，对外借款等各种办法均已无效。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外贸环境这几年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国民政府以及马铮方面的强势干预，在大量地利益面前一直支持日本的美国悄然转变了政策，对日贸易逐渐规范化严格化，几乎所有涉及到战争的战略资源全部列入了禁运品，甚至于前段时间美国甚至于在讨论要不要将粮食也列入禁止出口的战略物资，这令日本极为恼怒。
如果失去了美国这个奶妈，日本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挨饿受冻那是必然的。
之前这些危机全部都被陆军辉煌的战绩所掩盖着，现在把这个盖子掀开了，所有的日本人都顿时傻掉了。同时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大日本帝国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空壳子和那一百五十万军队了，是打是和已经没有再争论的必要了。
其实米内光政等人反对战争扩大化还有这更深层次的担忧，去年前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提出的那个加强与德意两国的联系，甚至缔结军事同盟的方案虽然暂时没有通过，但是支持的人却不少。
但是米内、山本、井上等人认为，如果日本同德国缔结同盟或进行协商，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有诱发日美战争的危险，如果日本一旦卷入对美作战的漩涡，则是相当危险的，也是日本海军难以忍受的。因此，无论从国策上还是战略上考虑，都必须反对与德国缔结同盟。
而米内、山本等人这几个月旗帜鲜明的反对，阻止了加强日德协定提案的进一步升级，暂时将日本从陷阱中拯救了出来。
在大量地数据面前，陆军方面被米内、山本、井上等人批得体无完肤，尽管他们依然不同意与中国进行和谈，但是包括首相近卫文磨在内的很多高层已经认同了米内光政等人的建议，因此接下来的事情就成了该怎样与中国谈判，大日本帝国的底线是什么？
与中国谈判也不是一个轻松活，从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也不是没有与中国政府接触过，但是每次谈判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这次谈判结果如何日本方面没有太大的把握。
其实从37年开始，国民党方面就一直试图与日本人接触，在此之前日本方面已经与国民政府进行过两次秘密谈判了。
第一次是1938年的“宇、孔秘密谈判”，这是国民政府第一次主动要求同日本进行的“和平交涉”，而且这次双方派出的代表的级别都不低。国民政府这边派出的是新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孔祥熙。日本那边派出的是陆军大将宇垣一成。当时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可以说那次和谈是两国外长级别的交涉。
对于那次和谈老蒋期望最高，毕竟他本人和宇垣一成私人关系不错。因为蒋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宇垣一成曾对他给以照顾而结下友谊。
蒋执政后，曾多次派张群去东京、汉城（朝鲜京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鉴于沪宁、徐州失守，日军猛扑武汉，形势严峻，蒋命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于1938年5月电贺宇垣一成就职，同时提出希望可以与日本进行和谈，甚至于也以让亲日派首领汪精卫作为谈判大使。
对于国民政府提出的和谈请求，日本方面表现的并不是很积极，甚至拒绝让汪精卫担任和谈大使，宇垣在答复国民政府的信件是这样说的：“由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需慎重考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说张群或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日本人同您和汪兆铭在交涉前列对话，很容易谈拢。但贵国国民却会谴责这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
同时，宇垣指名要“与日本关系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面交涉，随即便有了后面的谈判。其实从这里就能看得出来，汪精卫早就和日本人勾勾搭搭了，不然日本人不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时刻还想着汪精卫，想要保护他。因此前段时间汪伪政权的成立也不是一日之寒了，而是早有预谋的。
1938年6月26日，“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行政院秘书乔辅三之间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议”的形式进行。
这次交涉日本宇垣外相对中国方面提出了六个要求：（一）承认满洲独立（二）华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三）对日赔偿（四）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五）在某些地区驻兵（六）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
由于当时武汉会战烟云正急，所以国民政府急切谋求妥协，因此对于日军提出的要求国民政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在“满洲独立”问题上对日本做出从无先例的大让步；“在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关于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