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的疤痕 作者:韩东-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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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日子里每棵樱花树下都日常保持七八十人，他们围着树干转悠、拍照，一面赞叹不已。一点也不夸张地说：看樱花已成了我们的城市最具吸引力的新民俗之一了。
我提着照相机拉着我的女友向满树粉白的樱花走去。由于已近黄昏，我们的时间有限，得抓紧拍摄。在取景框里我看见我们的世界少有的美丽，这一简单的事实当我站在路边等她时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呢？我想这是因为爱情。对我而言樱花并不重要，我的女友才是灿烂夺目的。没有她的世界即便满是樱花也是冷漠无情的。而一旦有了她樱花才能得其所用，可以大放光彩了。
当我知道自己还在爱她，当我知道这一点我的眼睛就变模糊了。我的右眼必须睁着，以便摄取最美好的风景，因此感激的泪水只有通过我眯着的左眼流淌下来。这一年一度对爱情的重新审视和理解是多么重要啊，它不可或缺，保证了此后一年我们关系的维系。
我在汲取能量，我在告诫自己。我飞快地拍摄着，体会着，同时也没忘记对刚才灰暗的心情进行批判。
通过取景框我再次看见了呆子，他同样是美丽非凡的。比如他的那条光腿，刚才我只看见了上面的苍蝇，可此刻我看见的是飘落其上的花瓣。当然我必须注意不让我的女友转过身去，以免看见那些花瓣。它们虽然也美丽毕竟不如枝头上正在盛开的。我怕我善感的女友因花儿的凋零而哀伤。
第二天下午女友气冲冲地跑来找我，将印出来的照片往我的桌子上一扔说：“你看你看，全毁了！”原来三十六张无一例外，除了她与樱花还摄下了那可怕的四个字：此呆已死。“你是怎么搞的，干吗拍那纸盒子？”幸好她没有追究纸盒下面是什么。
我说我绝对不是故意的，并答应她第二天上午再去拍。“这次保证不会有纸盒子了。”我说。
第二天我们去拍樱花。纸板箱和那呆子果然没有了，可樱花树上也没有一朵樱花。一夜之间樱花全部凋谢了，只留下光光的枝干和几小片叶子。
此呆已死（1）
李先生的腿不好，在房间里活动时总是拄着双拐。他很少到楼下去，每天大概只有一次，下楼买菜和报纸。除了躺在床上他就在房间里不断地走动，碰碰这个弄弄那个（有时不直接用手而用他的拐棍）。大门之内一共有三个房间，加上厨房厕所和一个七八平米的厅，这就是李先生来往穿梭的全部空间了。有利的情况是：他是这里的房东，三室一套的主人。李先生本人住在朝北的小房间里，朝南的两个大房间分别租给了两位小姐。白天她们有自己的工作，大多不在各自的房间里。租约上分明规定：除了晚上睡觉，房客不得锁上房门。这不仅关系到对李先生的基本信任，更重要的还涉及他的心身健康。李先生没有工作（他的工作就是管理这里的房间），因身体关系需要不停地活动。如果他每天只有一次不到半小时的户外散步，那么绝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个套间之内了。假如房客锁上两个大房间，他的活动范围将受到很大的限制。不仅如此，甚至连室内的光线都会暗淡下去──从南面射入的阳光同时会被他们封锁在各自的房间里。这将是极不公平的。李先生出租的是房间面积，而非太阳。房客们有什么理由既占用了所租房间里的阳光而又不让另外的阳光通过他们的房间进入李先生的地盘呢？李先生所需的阳光不过是借道而已。话说回来，既然他们白天不在，对房间面积和阳光的占有不就构成了浪费？这两样东西对李先生这样的残疾人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他（李先生）必须为自己基本的生存条件和权利而战。
在租约没有明确房客白天不得锁门的时代，李先生曾拧断了多少他们附加的门锁。后来他将朝南房间的门统统装上了暗锁，钥匙一副出租给房客，一副他自己留着。这样，在他们出门办事和上班期间他就可以自由地出入于他们的房间了。这本是他的权利，极为正常的事，没想到会引起轩然大波。意外返回的房客发现李先生待在他们的房间里，于是提出强烈抗议。他们检查皮箱、衣柜和衣帽钩上裤子的口袋，那模样就像他是一个未遂的窃贼。李先生可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为此和他们争吵起来。他坐在他们的床沿上，舞动着铝合金双拐，眼看着就要打起来了。若仅凭手上的力量，他们没有一个能是他的对手的（何况他还有双拐作为武器）。他们总是使他脱离了安全的坐姿，从腰部以下发起进攻，李先生当然必败无疑啦！但在嘴巴上他从未吃过亏──他会用本地方言破口大骂，同时也没忘了体会方言在骂人方面的有力和优越。
这些不愉快的经历使李先生认识到男房客们的坏处，后来的租房启事里女性成为一个必备的条件。
女房客比男房客毕竟好对付得多，她们的力气比他小，即使是离开凳子站着李先生也有信心战胜对方。而一旦他取胜了，她们只有卷铺盖滚蛋。按常规房租一次须预付半年，然而能在李先生处住满半年的人向来不多。少则几天，多也不过一个来月，李先生总能挑起事端，最终以暴力解决问题。余下的租金自然没有退还这等好事。她们都是自愿离开的，况且李先生是一个残疾人，就是当地居委会和派出所拿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如此一来李先生的房子便能够反复出租，赚上好几回钱。本来以收房租为生，仅能勉强度日而已，渐渐地李先生竟也有了发财致富的想法。三十八岁的他手上有了一些钱，不禁做起结婚娶老婆的美梦来了。
他当然不愿意娶一个和他一样的残疾人，若是如此他何苦等到今天呢？李先生虽然残疾多年，但一向不屑于与别的残疾人为伍。他对他们的鄙夷远远超过了健康者对残疾人的偏见。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这样做，这样做不过是残疾人的一项特权而已。李先生仅仅在这一点上承认他是一个残疾人，除此之外他觉得自己一切正常。他不愿意给别人任何外观上的错觉，因此竭力避免和那些无处不在的拄双拐的人接触。甚至他也见不得那装饰性的拐杖，盲人探路所用的竹竿同样也在他的谴责之列。因此他只好尽量减少到楼下去的次数。在农贸市场和大街上李先生总是碰到那些依靠无生命的物体行走的生命，坐轮椅和开三轮者不过是他们中的富裕阶级。
近来本市的大街小巷出没着一种三轮摩托，被称做残疾人车，只有残疾人才有资格领取执照，运输载客，与出租汽车和人力三轮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由于此车价格低廉，灵活小巧，钻起小街小巷来特别方便，许多并不残疾的下岗人员也做起了这一生意。残疾人车突然间遍布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给本已十分困难的交通状况造成了新的压力。李先生给他每天必读的《石城晚报》写了一封匿名信，痛陈利害，要求遏制残疾人车的发展势头，第二步着手清除那些假冒残疾人的骗子，以至最终禁止残疾人车这种有碍市容损害交通的工具本身。“否则，我们的城市将成为一个残疾人的城市。试想：开残疾人车的是残疾人，坐残疾人车的也是残疾人，这样一来是很不利于我们的投资环境建设和城市形象的，与市政府让城市亮起来的号召也完全背道而驰……”李先生在信的末尾写道。他思虑良久，以“也是一个残疾人”的署名结束了全文。
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他在同期报纸刊出的房屋出租启事里要求房客须是女性，并且得是非残疾人，年龄三十五岁以下。要不是看上去像一则征婚，李先生还会添上诸如“未婚，无子女”这样的条件。
他的确有征婚这层意思，但并不就是那么直接的。在李先生的想法中双方须有一段相处的时间。在同一个屋顶下面居住，李先生的个人魅力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才能慢慢地释放出来，以便让对方了解。当然，他也得挑剔女方，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就像真正的恋爱一样。除那副拐棍外李先生一向对自己抱有很大的信心。自然，这不是指他的物质条件──房子、钱和强壮的上肢，更为重要的似乎还在于他的家庭背景和文化修养。他更在乎男女相待中的精神因素。既然是一次恋爱，那么双方必须以诚相见，往日里欺诈房客的卑劣手段不能再用了。可那两扇朝南房间的门也不能就此整日关上。丑话必须说在前面，以求得到对方的谅解，或是双方的互谅──在女房客答应白天打开房门的同时李先生也将适当地降低房租。这些有必要讲在明处，立下文字，写进租房的约定里。那当然，李先生此举并不是无理取闹或者别有用心。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腿脚不便，需要在房间里活动是其一。其次，对阳光的敏感和要求反映了李先生的精神状况和情趣。同时也有实际的原因，他得使用阳台。阳台一向设在朝南的房间以南，并没有出租给房客，当然，出于主人的大方她们尽可以使用。李先生每天得走上阳台，把洗好的衣服晾出去。可见他的生活可以自理，完全不会连累他人。他多么的爱干净，多么的讲卫生，即使寒冬腊月也坚持每天洗澡，在卫生间里用自来水冲淋，这得要多么好的身体条件呀！他坚持每天用冷水洗澡，旨在说明这一点。每天洗澡，衣服每天都换，随换随洗，绝不积攒，他的勤快也将给她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总之，一扇打开的门太重要了，它几乎是李先生自我表达的唯一的机会。从北屋到阳台是一条多么光辉灿烂的路途呀！在这条路上将留下李先生铿锵有力的足音。想到此处李先生不由一阵感动，他差一点爱上了自己。
此呆已死（2）
可惜的是迄今为止他并没有做到以上这些。除了房子、存款和家庭出身这些前提因素外他几乎未做任何努力。他的所作所为正好是相反的。有事没事地在房子里转几圈之外，李先生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睡觉。其实他也睡不着，但躺着已成了他的日常习惯，这样好歹可以暂时摆脱他的双拐了。在床上他只需要使用他的手，读报，或是听广播。他有一台熊猫牌收音机，收听时间每天都在十小时以上。有时候李先生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双腿残疾者，而是一个盲人。他闭着眼睛听广播，眼前的一切因熟视而无睹，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了。
李先生从来不看电视，他的房间里根本没有什么电视，哪怕是一台黑白的呢。说到底李先生是一个老派的人，在他成长发育的年代里电视在我国还不怎么流行，后来由于惰性和怀旧他只接受收音机。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若你询问李先生本人，他会举出看电视的种种弊端来，有关知识当然都是从报纸和广播里得来的。李先生对自己所不具有的东西总是加以无情的攻击，这么做他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目前的情况多少有了一点变化，因为他发现先后进驻的两位小姐虽然禀性职业各异，但对收音机都没有什么兴趣。偶尔她们会翻阅一下晚报，也不过三两分钟。她们一再抱怨这里没有一台电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她们或许能在公用的厅里待的时间稍长一些。她们肯定会减少晚上外出的时间和次数，也不会动辄就把自己关在她们的房间里。有了电视，要是李先生不是将它搁在厅里的五屉柜上而是放在自己卧室的床头的话，没准她们会一直跟进来呢。
李先生躺着，斜倚枕头，而她们并排坐在他前面的床沿上。这样，在她们津津有味看电视节目的同时他就可以仔细打量她们了。没准时间一长其中的一个就会不自觉地身体后仰，靠在他的被子上。那被子里埋着李先生的一条残腿，不过它尚能屈起做一个支撑，好让那姑娘靠得舒服些。由于姑娘们不可能始终腰杆绷直，正襟危坐，那样的事必定会发生，因此一台电视机还是完全必要的。
由于一台电视机的进入，安置它的环境有必要做某种改善，具体地说就是李先生的那间朝北的房子要进行一番整理。重点当然是床，至少它应该宽大一些，能容得下三个人的坐卧。目前的情形显然不行。李先生的床又窄又破，由于几十年的躺卧棕绷向下凹陷，加上李先生的身体头重脚轻，床明显地向枕头方向倾斜。这样的一张床是很不体面的，况且那上面的被褥床单也很久没换，散发出李先生本人极为熟悉和偏爱的气味。但那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李先生不仅得换上一张席梦思大床，部分卧具也将抛弃不用。计算的结果他认为这样值得，因为如果结婚的话一切也得买成新的。
终于一切安排妥当，没想到小姐们得寸进尺，提出了更为过分的要求，那就是电话。她们需要一部电话，一部带电话的房子显然对她们更有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