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人很忙-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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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59年，蒙古汗蒙哥在征战合州时受宋军的流矢所伤因而死于军中。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蒙哥死讯后，又得知幼弟阿里不哥准备在和林称汗，立即准备撤军以争夺大汗之位，贾似道借机派人与忽必烈议和，以保太平。这样忽必烈直接返回北方自立为汗。
理宗两子早夭，因此最后理宗择其弟赵与芮之子赵禥为皇储。由于赵禥其母曾在怀孕期间服用过堕胎药，因此赵禥先天不足。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诏立赵禥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廿六日，理宗去世，赵禥即位，是为度宗。赵禥即位后不理朝政，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右丞相贾似道因此擅权。贾似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终日在葛岭别墅中与妻妾玩乐，由于他好斗蟋蟀，时人称他为“蟋蟀宰相”。
1267年，忽必烈下令攻打南宋的重镇襄阳，是为襄樊之战。宋军利用汉水把源不绝送入城内，才能坚守城池。守将吕文德及吕文焕坚守城池六年，贾似道派了范文虎及李庭芝援助，但两者之间不和。贾似道封锁了蒙古南侵消息，皇帝并不知此事，襄阳、樊城被围三年后，度宗才得知此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市建国为“大元”。
在1272年，张顺，张贵两兄弟的义兵曾血战蒙元军。在1273年，樊城失守，襄阳城破，在宋军巷战，吕文焕最终投降，六年的襄阳保卫战结束。
灭亡
咸淳十年七月九日1274年8月12日，度宗去世，终年35岁。宋度宗去世后，其长子赵隰即位。当时，南宋的统治已瘫痪状态。德祐元年1275年春，蒙元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威逼建康，长江防线崩溃。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贾似道能出征，结果宋军大败。贾似道被贬，在赴任途中被监押官郑虎臣所杀。德祐元年十一月廿日，常州失守，蒙元遂屠城。不久平江也告沦陷，临安人心惶惶。1276年蒙元军攻占南宋行在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南宋皇帝恭宗。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临安城里举行和平受降仪式，赵隰退位，但赵隰之弟赵昰和赵昺被大臣保护逃出临安。
后来，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蒙元对小皇帝穷追不舍，不断逃亡至南方，经过粤地。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但是，小朝廷内部斗争不断，景炎元年十一月，蒙军逼近福州，十一月十五日，朝臣陈宜中、张世杰护送赵昰和赵昺乘船南逃，从此小朝廷只能海上行朝。景炎三年1278年春，小朝廷抵达雷州。四月十五日，年仅十一岁的赵昰去世。陆秀夫与众臣拥戴赵昺为帝，改元祥兴1278年。逃至新会至南海一带。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张世杰战船沉没，在蒙军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迁往崖山。蒙元将领汉人张弘范领军紧追在后，对崖山发动总攻，宋军无力战斗，全线溃败，史称崖门海战。走投无路的南宋终于在1279年3月19日，随着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至此南宋彻底灭亡。四十多年与蒙古的抗衡以失败完结。
张弘范在石壁上刻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而还，南宋到此宣告彻底灭亡。崖门海战极为惨烈，据估计，宋军在此役中阵亡十万，海上都是尸体。身在元营的文天祥亲自目睹惨状，作诗云：“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此外，据宋王台公园《九龙宋皇台遗址碑记》记载，昰昺二帝南逃期间，“有金夫人墓，相传为杨太后女，晋国公主，先溺于水，至是铸金身以葬者”，葬于今九龙城区，人称“金夫人墓”，后来由于该址兴建了圣三一堂，“金夫人墓”也随之湮没。
由于南宋存在时间达150多年之久，其同时期并存数个政权有个别先后出现了灭亡或被新政权所取代，所以并存政权有多少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但大体来说在同一时期有西夏、吐蕃、大理、金、蒙古、西辽、高昌回鹘、喀啦汗王朝等。但这其中南宋，金，西夏，西辽，以及大理被蒙古直接征服，而高昌回鹘，喀啦汗王朝被西辽征服，吐蕃最终也臣服于蒙古。宋室也曾由刘光世、张浚、韩侂胄、虞允文等众多抗金将领指挥抗金北伐，在黄河两岸也曾经击溃伪齐军与金国的联军，收复淮河两岸不少失地并签订多项条约。
经济
农业状况
南宋农业概括而言，因人口南移、国土促狭而导致的粮食压力及因军费开支而造成的财政危机，使农业承受更为沉重的负担，因而只能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水利田和梯田的开发，沿边屯营田的开垦，扩大了农田面积。较之北宋熙丰时期掀起农田水利建设**而言，南宋的水利更具持久、经常修复的特点，而且探索出一条大中型水利官修为主，小型水利维修民办公助的经营模式，地方乡绅与富户扮演了小型水利兴修和主角的模式。南宋时期，土地买卖更为盛行，“千年田换八百主”成为颇为恰切的概括。
在成批官田的出售中，在我国历史上首开招标竞买实封投状的拍卖方式。但官僚依赖权势，大地主、富商以雄厚的实力巧取豪夺，仍然导致土地兼并和高度集中。自耕农拥有土地户均数较北宋下降，下户、无产税户及雇农等贫困户比重上升，租佃经济成为农村最主要的经营方式。赋役负担不断加重，二税之外有各种苛敛杂税和附加，使农民负担极重。另一方面，由于稻麦二熟制为主的连作制及精耕细作耕作模式的推广，有效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园艺及经济作物的扩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南宋农业经济出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景象。其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高，居当时世界领先地位。
南宋农业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租佃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某种意义上而言，租佃经济是南宋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最的动力。租佃经济的主体是农民，其中既有占有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也有主要靠租种土地生活的贫下户及完全没有土地的佃农。正是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创造了南宋王朝的物质财富。其法律意义上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较之前朝及后代有明显的改善，因而在生产劳动中有较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其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力，在当时世界处于独领风骚的领先地位。作为租佃经济的另一面，是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地主田主占有80％以上的生产资料——土地，主要靠剥削佃农的剩余价值发家之富，同时也向国家交纳巨额税赋，与农民共同创造及铸就了南宋较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南宋较之北宋而言，在土地制度方面，“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以更强的力度持续推进。土地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更为广泛，土地买卖极为盛行，有关法律日益严密；土地权的转移更加频繁，租佃经济与土地买卖成为南宋农业的本质特点。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加大。
手工制造
南宋的纺织业、造船业、制瓷业、造纸业、印刷业和火器制造业都有较大的发展。
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到南宋末年，江南一带较为普遍地纺织棉布了。根据南宋诗人艾可叔的《木棉诗》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了房车、弹弓、织机等工具。南宋的纺织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纸币状况
南宋时期，纸币流通，逐渐代替铜钱成为主要交换手段。南宋的纸币分为“交子”和“会子”。交子主要在四川地区使用，会子则分为“东南会子”、“两淮会子”和“湖北会子”三种。不过，南宋后期因为发行纸币，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南宋的纸币是在交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图案更加精美，防伪措施更加完善，反映了南宋在商品经济上的繁荣。
贸易状况
宋金两国在淮河设置称作“榷场”的贸易市场。除了榷场，民间的私下交易也较多。
宋朝从960年赵匡胤立都东京开始，历经三百多年。中国在宋朝尤其是南宋时期，由于耕种土地减少与丝绸之路的阻断，西夏在南宋立国时取得了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陆上贸易停止，被迫转向以商业经济尤其是远洋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模式，贸易几乎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岁币支出庞大，南宋王朝内部税收繁重。经济几乎一面倒在与西方的贸易之上，促成海上贸易之繁华。商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大的解放，并最终取得了商业经济的大繁荣，开始出现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当时南宋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60％。南宋的时候，最大的城市临安府和成都府人口已过百万＇3＇，而此时欧洲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宋朝的四大发明，使航海技术跨入了海洋时代，远洋的商船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航行于世界各地；令世界各国的人民惊叹不已。
文化
理学
南宋文化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学。宋理宗时代，朱熹道学又称理学得以兴盛。大约在南宋开禧年间前后，也就是在金国迁都汴京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春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子翚《圣传论》、叶适《水心别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都传至北国，引起赵秉文、麻九畴、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等北方一流文人的广泛，产生了很大影响。赵秉文、麻九畴甚至“自称为道学门……”。
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编纂、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将张九成《论语解》《孟子传》《中庸说》《大学说》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道学发源》一书，以广流传，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之作《道学发源引》《道学发源后序》，予以宣传。赵秉文自己还亲自动手，着有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学者开始撰写理学类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畴隐居遂平西山，潜心研究《易》学和《春秋》，享誉一时，赵秉文撰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等多种著述，阐发他对道的理解，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南宋理学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时，是因为它适应了金源统治的需要。南宋理学家有关《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阐释，现实政治性相对较弱，与金源统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要让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颇读《论语》《孟子》《尚书》《春秋左氏传》”。在这种背景下，南宋理学自然能畅通无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发挥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个别人，其《艺圃折衷》排斥孟子，离经叛道，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朱子语类》卷一二三。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自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他信奉佛教，批判理学，特意针对南宋人的《诸儒鸣道集》撰写《鸣道集说》一书，“就伊川、横渠、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中州集》卷四，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论。
除李纯甫之外，对宋儒展开诘难的还有王若虚。他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针对宋儒而发，特别是针对南宋理学家而发。张九成、朱熹、胡安国、吕祖谦、叶适等人都是他的辨驳对象。不过，他比郑厚、李纯甫要正统一些，他的诘难也更加中肯准确。如对待郑厚，他像多数宋人一样，批评郑厚偏颇失当：“郑厚小子，敢为议论，而无忌惮。汤武、伊周至于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诋骂。至汉祖萧曹平勃之徒，则尊为圣贤而亟称之，复以欧公讥病唐太宗为薄，佞夫之口，其足凭乎？”与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摆脱宋人那些不切实际的高论或牵强附会之说，从人之常情出发，重新审视宋儒的观点，表现出更加务实的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论语·乡党篇》记载的主要是孔子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张九成《论语解》等著作却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夸大其辞，认为《乡党》能与《春秋》相表里，说什么“不学《乡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