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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领袖香港(选载)-第6部分

小说: 领袖香港(选载)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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庑┲行模愀垡欢ㄒ谌肽诘兀嗄诘仄笠岛陀慰偷较愀郏浞掷肅EPA的机遇推动服务业和高增值产业转型。第四,把政府的资产盘活,为更大的基建项目筹措滚动资金,把桥梁、隧道、机场和铁路等资产债券化。
  两年多来,唐英年在财政司长这个位置上,经历了香港经济从低谷到复苏的全过程。他把经济复苏的原因,归结为中央和内地同胞的关心和支持,以及香港人自己的努力。他就任以来,每推出一项举措,事先都要广泛征求各界别、各阶层人士的意见,事后通过电台和政府网页向市民解释;他还首创了一个预算案网页,任何人都可以就此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诉求或意见。可说是恪尽职守,做足了“功课”。
  唐英年平稳、务实的作风,深受父亲唐翔千的影响。唐翔千一次对媒体透露:“我对英年说,做任何事情都一定要脚踏实地,付出一分劳累,得回一分甘荣,没有取巧的。现在他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还要参加各种活动和应酬。”原来唐英年“脚踏实地”的座右铭是源自于父亲的。
  唐翔千是香港著名工业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上个世纪70年代,他打破美国棉花垄断的局面,成为第一个大胆使用国产棉花的香港厂商并获得成功;1979年,他在新疆投资创办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起当地第一家合资企业;两年后,又在上海投资建成第一家合资企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之一。
  如今已经83岁高龄的唐翔千仍然是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是香港赛马会会员,但他养的马夺冠时却没空去拉马头;他是香港高尔夫球会员,但入会50年,每月按时交会费,却从未去打过球。“人家告诉我,黄山和泰山如何宏伟、桂林如何美丽,我一次都没去过。”他这样教导员工做生意的诀窍:“如果哪家公司的总经理11点钟才上班,还带着小秘书回来,这样的公司,千万别跟他做生意。”在他看来,只管享受,这公司迟早垮台。
  唐翔千没空游山玩水,但每年总要回到江苏省无锡市严家桥镇祭祖,这种家乡情怀对唐英年有着很深的影响。唐英年虽然出生在香港,但履历表上的籍贯从来都写着“江苏无锡”。他坚持唐家对家乡的约定:“凡严家桥镇的公益事业,无论大小,唐姓负责一半。”多年来扶助家乡的教育、老人和残疾人福利事业,从不间断,如今成为家乡人的美谈。2004年9月,唐英年出席江苏太湖博览会之余,还顺道回到故乡探亲。他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爱国家,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一份感情完全与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唐英年小时候的家教很严。唐翔千绝迹马场,很大程度是为了给唐英年立好榜样。“英年11岁那年,一天我从马场回家,一进家门,英年就迎上来说,‘爹爹,今天你养的马跑不出,是因为马姿不好。’接着他说出了一大串道理,让我听呆了。他为什么这样熟悉?我一下子警觉了。原来我去马场看,他伏着电视机旁看。从此我再不去看跑马了。”曾经当过教师的唐妈妈回忆说,唐英年兄妹四人读书的年代,“都自动自觉温习功课,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而放在桌上的大戒尺“也只是做样,未用过”。如今的唐家四兄妹都分别学有所成。
  唐英年十多岁就留学美国,从小就培养起很强的独立性,也很有主见。1975年获得密西根大学文学士学位后,他返回香港帮助父亲打理家族纺织生意,从最基层做起,一步一步管理企业。加入政府前,他是半岛针织和美维科技集团主席。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是成功的。他在1989年获颁“香港青年工业家奖”,1993年获世界经济论坛选为“明日全球领袖”。在1995至2001年间出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并曾任香港总商会理事会委员及香港赛马会董事。他在2000年获颁香港特区金紫荆勋章。
  1997年起唐英年担任行政会议成员。他还曾参与多个政府委员会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包括香港贸易发展局、城市规划委员会、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及电子和纺织服务业推广策略小组。2002年7月,唐英年获委任为香港特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局长,负责处理与信息科技、电讯、广播、电影服务、创新及科技、对外贸易关系、工商业支持、保护知识产权及促进外来投资等有关的政策事宜。
  与唐英年有过接触的人,都称赞他“脾气好,没架子,非常亲切,容易相处”。他出任临时建造业统筹委员会主席时,经常致电工会负责人,向他们了解实况,“完全没官僚作风”。他还会主动与其他人打招呼,并习惯“只唤名字不唤姓”。在公开场合见到他,他总笑容满面,透出儒雅、平和之气。
  唐英年与太太郭妤浅青梅竹马,感情甚笃。有人曾问她是否支持丈夫做“财爷”,她义无反顾地回答:“他做什么我都支持。”身兼多职的唐英年,经常被工作占据私人生活空间,但忙碌工作并未阻碍其享受家庭乐。他非常疼爱孩子,对太太也呵护备至,不单常为四名宝贝子女推掉应酬,每逢周末还会尽量抽空与家人相聚,做“24孝”老爸陪子女逛街玩乐。
  唐英年最为人熟悉的是其对红酒的着迷。据说他每年都亲自飞到欧洲四处搜罗红酒,还持有私人贸易酒牌,可直接从法国进口红酒。他每年买入当年新造的葡萄酒,每次买够一年的分量,存放海外,等够日子可饮用时再运回香港。他现在饮用的都是二三十年前买的。他在香港住宅的地库建有恒温酒窖,并把资料输入电脑研究分析,在英国也有相同的设备。香港媒体报道说,他仅在外国的藏酒就数以万支计,市值在100万港元以上。唐英年是个“美食家”,但他讲究之余并不挑吃。唐氏伉俪也非常好客,经常设宴款待友人,有时还在席间送出红酒,与客人分享饮红酒的情趣。
  香港的酒税按出厂价征税,分烈酒(100%)、葡萄酒(80%)和淡酒(40%)三类,餐饮界、酒商最近几年一直希望政府取消红酒税,使香港发展成为酒类饮品的展销和批发中心。但直到2005年唐英年宣读他上任后的第二份预算案时,仍然决定不做任何调整。唐英年曾对媒体坦言:“红酒税是我上任后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我一半酒已经课了税在香港,另一半在英国。如果我减红酒税,有人就会讲我想低税入口红酒;如果我加税,有人会讲我想藏酒升值。无论怎样做都会被人批评,所以这是一个包袱。”
  唐英年几年来也是公认的特首人选“黑马”之一,他曾对做此猜测的人笑称“我养的马正好也是黑色的”。他对媒体表示,一个行政长官要具备五个基本条件:第一是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第二当然是对香港要有承担与抱负;第三要得到多数人的认同;第四,是要有办事的能力;最后一点,因为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所以作为特首要有一定的包容。
  当媒体指出“这五个条件您都具备”时,唐英年马上一本正经地说:“香港很多人都是可以达到标准的!”
  唐英年简历个人背景:1952年生于香港;1975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文学士家庭状况:妻子郭妤浅,育有一子三女曾膺殊荣:1989年获“香港青年工业家奖”,1993年被世界经济论坛选为“明日全球领袖”,2000年获香港特区金紫荆勋章任职履历:1976年加入父亲创办的半岛针织,加入政府前是半岛针织和美维科技集团主席1991年起曾任立法局(会)议员、行政会议成员、工商及科技局局长、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香港总商会理事会委员、香港赛马会董事2003年8月,出任财政司司长,后兼任经济及就业委员会主席、扶贫委员会主席


  领袖香港 第二部分

  李国章:香港特区教育统筹局局长(1)

  贵为香港教育行政主管的李国章坦言:最怕老师罚。因为当年他在课堂上总忍不住与同学交谈,结果经常挨罚,有时候甚至被轮流罚。“当年觉得读书很辛苦很枯燥,还要默书考试,觉得人生无乐趣……”
  专访:求学不是求分数
  您上行后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您为什么要做这些在许多人看来既困难又有风险的事情?
  教育关乎一个社会的未来。港英统治时期一直把教育看得很重,样样都控制得很紧,但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却不再重视教育了,只关心政治。香港教育因此在20年多年里没有任何变动,与时代严重脱节。我当教育统筹局长后的第一年,也就是2003年,高中会考有2万多学生所有科目都不合格,第二年这样的情况有1。6万人。连续两年共有3。6万中学生所有科目都不合格,对我们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再不改革,香港的未来将不可想像。
  我们的下一代如何认识国家,怎样具有国际眼光,以及培养自我学习的能力,对于香港是十分重要的。教育在这些方面责无旁贷。
  在这一系列改革中,哪一项承担的压力最大?有没有失败的心理准备?
  哪一项都有压力。由于20多年里都没有任何变动,所以一旦改起来难度自然很大。我的出发点就是为我们的未来和后代着想,如果对学生好我就做,反之我就不做。
  我没有想过失败。因为我不能失败,只能成功。
  改革推动至今,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香港人很聪明,一旦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学生好时,他们就会认同。比如“三三四”,也就是把现行的“3+2+2+3”即七年中学课程、三年学士学位课程的学制,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这件事讲了20年都没有人做,现在都觉得是一件好事。首批高中生将于2012年升读大学四年制的学士学位课程。换言之,目前就读小学5年级的学生,将是新学制下首批修读高中课程的学生。
  现在还谈不上满足感,因为所有的改革都要在若干年后才能看到成绩,不过我有信心——不只是说我对自己有信心,更重要的是我对香港有信心,对我们的下一代有信心。
  您曾经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和大学教授,如今却由于出任政府官员而舍弃了专业,不觉得可惜吗?
  我很怀念我的病人,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但与以前相同的是,都是在为人服务,只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
  您在立法会上直指“民主派压制民主”、“为反对而反对,为破坏而破坏”,给市民留下很深的印象。您为何不怕“引火烧身”?
  因为我知道很多市民都支持我,他们为终于看到有人敢于站出来讲出他们心里想讲的话而高兴。他们看到了有的议员是从自私的角度来反对的。许多民意调查都显示,市民对一些议员的做法是很反感的。政府有人能站出来讲真话,对市民大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您推动“求学不是求分数”、“专题研习,启发思维”、“给我空间,发挥潜能”等教学新文化的动因是什么?成效如何?
  我们东方人很注重教育,但传统的方法是死记硬背,很乏味,很难让学生有兴趣;而西方教育下的孩子不需要做什么功课,学得很轻松愉快。其实这二者都不全面,应该结合起来。特别是在现今资讯爆炸时代,学校课程并不可能将所有知识包含在内。所以,我们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改变我们传统的教育文化,让我们的孩子具有自学的能力和真正“乐于学习”的心态,不以上学为苦,不以读书为忧,多一点空间创新,多一点时间实现自己的想法。
  当然,不是听任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适应学生不同能力、兴趣和需要,我们开设应用学习科目,如职业导向课程,为那些对学科缺乏兴趣的学生找“出路”,让他们重拾学习兴趣并为将来就业做好准备。
  根据我们最近调查所得,有七成小学生说,比以前更喜欢上学了,也学得更轻松愉快;很多教师表示,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交流多了;还有更多家长表示参与了学校事务。这些都显示改革的成效。
  母语教学受到欢迎也受到非议,您是如何看待那些非议的?
  我了解有关的意见。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最好的教育,但是政府是帮助所有的孩子,而不是只面对少数人。有的人认为英语教学很重要,也有人认为普通话教学很重要。在我们看来,普通话和英语同等重要,推动“两文三语”(即中文和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是我们的方向。你是英文中学,普通话一定要教得最好;你是中文中学,英语一定要教得最好。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老师要跟上,当务之急是提升他们的水平。
  您说过,“必须了解国情,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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