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上)〔俄〕列夫. 托尔斯泰-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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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赫留朵夫觉得这个民事执行吏今天的模样特别可怜。他谢了谢他的好意，向陪审员议事室走去。他刚走近那个房间，正好陆续从那里出来了一群陪审员，到法庭上去。 那个商人象昨天一样快乐，又吃过东西喝过酒了，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象老朋友那样招呼他。 彼得。 盖拉西莫维奇的亲昵态度和大笑声，今天也没有使聂赫留朵夫反感。聂赫留朵夫很想把他跟昨天那个女被告的关系告诉全体陪审员。“说实在的。”他想，“昨天开庭的时候我应该站起来，我的罪状要当众宣布。”不过，他同其他几个陪审员一起走进法庭，同昨天一样的程序又开始了：又是“开庭了”的吆喝声，又是那三个有领章的法官登上高台，又一片肃静，又是陪审员们在高背椅上就座，又是那几个宪兵，又是沙皇御像，又是那个司祭，——这当儿聂赫留朵夫觉得，尽管他有责任这样做，但今天同昨天一样，他无法打破这种庄严的法庭气氛。开庭前的种种准备工作也跟昨天一样，只是少了陪审员宣誓和庭长对他们的讲话。今天审讯的是一个撬锁窃盗案。 被告由两名手持出鞘军刀的宪兵押到庭上。这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身材瘦削，脸色苍白，穿一件灰色囚袍。 他单独坐在被告席上，皱起眉头打量着每一个出庭的人。 这个小伙子被控同一个伙伴撬开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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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挂锁，从那里偷走价值三卢布六十七戈比的破旧粗地毯。起诉书控告说，这个小伙子跟一个掮粗地毯的同伙在一起走时，被警察截获了。 两人都认了罪，于是双双进了监狱。 那个同伙原是个小炉匠，不久就死在牢里。 今天就剩下小伙子单独受审。 破旧的粗地毯放在物证桌上。审讯案件同昨天一模一样，有各种证据，有罪证，有证人，有证人宣誓，有审问，有鉴定人，有交相讯问，等等。 庭长被、检察官和辩护人问话，作为证人的警察总是有气无力地回答几个字：“是，大人。”或者“我不知道，大人。”接着又是“是，大人。”……不过，尽管他显出当兵的那种呆头呆脑的神气，说着简单刻板的话，还是看得出他很可怜小伙子，不大愿意讲述逮捕的经过。另一个证人是失主，也就是房东和粗地毯的所有者。 这个小老头看来肝火很旺，问他那些地毯是不是他的，他勉强回答是他的。 当副检察官问他打算拿这些地毯作什么用，他对这些地毯是不是很需要，他勃然大怒，回答说：“哼，这些破地毯，去他妈的，我根本用不着。 早知道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我才不去找它呢。 哪怕一张红票心我也甘心情愿倒贴，就是两张也情愿，只要不把我拉到这儿来受审。 我坐马车差不多已花了五卢布。 我身体又不好。 我有疝气，还有风湿痛。”
证人们就说了这样一些话。 被告本人全部招认了。 他好象一头被逮住的小野兽，茫然地左顾右盼，同时断断续续地把犯罪的经过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案情明明白白，可是副检察官象昨天一样，耸起肩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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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些刁钻的问题，想叫狡猾的罪犯上钩。他在发言中证实，这个盗窃案发生在住人的房屋里，门锁被撬开，因此这个小伙子应受最严厉的惩罚。法庭指定的辩护人却证实这个盗窃案不是在住人的房屋里犯的，所以罪行是无可否认的，但罪犯还不致象副检察官所肯定的那样对社会构成严重危害。庭长又象昨天那样装得不偏不倚，公平无私，并且向陪审员详细解释那些他们早就知道，其实也不可能不知道的规矩。 法庭又象昨天一样暂停了几次，大家照样又是抽烟，又是民事执行吏高呼“开庭了”。
两个宪兵又是竭力克制着睡意，拿着出鞘的军刀坐在那里，恫吓犯人。通过审讯知道，这个小伙子原先被他父亲送到香烟厂当学徒，在那里过了五年。今年，工厂老板同工人发生纠纷，老板解雇了他。 他找不到活儿干，便在城里东游西荡，把最后一个子儿都拿去喝了酒。 他在小饭馆里认识了那个比他更早失业、酒喝得更凶的小炉匠。 他们一起喝醉了酒，深夜撬开门锁，把首先看到的东西拿走。 他们被捕了，供认盗窃地毯，就被关进牢里。 不等审讯小炉匠就死了。 现在，这个小伙子被认为是个危险分子，必须同社会隔离，并且受到审讯。“说他是个危险分子，那也同昨天那个女犯人一样。”聂赫留朵夫听着庭上人们的话想：“他们是危险的，我们也很危险吗？……我是个放荡好色的人，是个骗子，可是知道我底细的人不仅不鄙视我，还很尊敬我。难道我们就不危险吗？
就算这个小伙子是整个法庭上最危险的人物，现在他被抓住了，应该拿他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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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伙子分明不是什么坏蛋，而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人。 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他所以落到如此地步，无非因为他处在会产生这种人的环境里。 因此，事情很清楚，要小伙子不至于变成这种人，必须尽力消灭产生这种不幸的人的环境。”可我们是怎么办的呢？
我们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的小伙子，明明知道还有很多这样的人逍遥在社会上，却把他关进监牢，使他终日无所事事，或者做些有害的无用劳动，结交一批象他一样在生活上软弱无能因而迷途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把他夹在一批腐化堕落分子中间，从莫斯科省一直流放到伊尔库次克省。“我们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产生这种人的环境，还一味鼓励产生这种人的机构，也就是工厂、工场、作坊、小饭馆、酒店、妓院。 我们没有取消这类机构，还认为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对它们进行鼓励和调整。”我们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不止一个，而是千百万个。 然后我们逮捕了一个，就自以为办了一件大事，使自己的安全得到保障，再也不用做什么事了，我们就把他从莫斯科省遣送到伊尔库次克省。“
聂赫留朵夫坐在上校旁边，听着辩护人、检察官和庭长的不同音调，看着他们自以为是的姿态，情绪激动地思索着。“嘿，演这样的戏得耗费多少精力呀。”聂赫留朵夫四下张望着，望望那些画像、灯盏、圈椅、军服以及厚墙和窗子，继续想。 他想到这座宏伟的建筑物，还有那更加宏伟的整个机构，以及由全体官僚、文书、看守、差役等组成的庞大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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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这里有这样的队伍，而且俄国各地都有，他们领取薪金，就是为了表演这种无聊的闹剧。“要是我们用这种精力的百分之一来帮助那些被抛弃的人，那会怎样呢？可现在我们只把他们看作可以为我们的安宁和舒适服务的劳动力。 其实，当他由于家境贫困从乡下来到城里时，只要有一个人怜惜他，周济他就好了。”
聂赫留朵夫望着小伙子受惊的病容，暗自想着，“或者，当他进了城，在厂里做完十二小时工以后，被年纪大些的伙伴拉到小酒店里去时，要是有人对他说：‘别去，凡尼亚，到那里去不好，’小伙子也就不会去，不会堕落，不会做什么坏事了。”但自从他在城里过着牛马般的学徒生活，为了防止生虱子而剃光头发，终日替师傅们东奔西跑买东西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怜悯过他。 正好相反，自从他住到城里以来，从师傅和伙伴嘴里听到的，不外乎‘谁会喝酒、会骂人、会打架、会放荡，谁就是好汉’这样的话。“后来，有碍健康的繁重劳动、酗酒、放荡戕害了他的身心，使他变得头脑愚钝，举动轻狂，丧魂落魄，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闯，又一时糊涂溜到人家的板棚里，从那里拖走了毫无用处的破地毯。 而我们这些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受过教育的人，非但不去设法消除促使这个小伙子堕落的原因，还要惩罚他，妄想借此来纠正这类事。”太可怕了！
这种情形主要是由于残酷还是荒谬，谁也说不上来。 不过，不论是残酷还是荒谬，都已达到顶点。“
聂赫留朵夫一心思考着这些问题，已经不在听庭上的审问了。 这些想法使他自己也感到害怕。 他感到奇怪的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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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他怎么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别人怎么也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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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赫留朵夫等到法庭第一次宣布审讯暂停，就站起身来，走到过道里，决心再也不回法庭了。 无论怎么出罚他，他反正再不能参与这种既可怕又可憎的蠢事。聂赫留朵夫打听到检察官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就去找他。差役不肯放他进去了，说是检察官此刻有事。 但聂赫留朵夫不理他，径自走进门去。 有一个官吏迎面走来，聂赫留朵夫就请他向检察官通报，说他是陪审员，有要事见他。 公爵的头衔和讲究的衣着帮了聂赫留朵夫的忙。 那官吏报告了检察官，就放聂赫留朵夫进去。 检察官站着接待他，对聂赫留朵夫执意要求见他，显然不以为然。“您有什么事？”检察官严肃地问。“我是陪审员，姓聂赫留朵夫，我有事要同被告玛丝洛娃见面。”聂赫留朵夫迅速而坚决地说，脸涨得通红，意识到他现在所做的事将会对他今后的生活起着决定的作用。检察官个儿不高，肤色浅黑，短短的头发已经花白，两只灵活的眼睛炯炯有神，浓密的山羊胡子长在突出的下巴上。“玛丝洛娃吗？
我当然知道。她被指控犯了毒死人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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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泰然地说。“那么您究竟有什么事要见她？”接着仿佛要缓和一下口气，补充说：“我若不知道为什么事，就不能准许您见她。”
“我要见她，因为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说。“噢，原来是这样。”检察官说，抬起眼睛，仔细对聂赫留朵夫瞧了瞧。“她的案子有没有审理过？”
“她昨天受过审，被冤枉判了四年苦役。 她没有罪。”
“噢，原来是这样。既然她昨天才被判决。”检察官说，对聂赫留朵夫说玛丝洛娃无罪那句话根本不加理会，“那么，在正式宣判以前她照理应关在拘留所里。 拘留所的探望日期是有规定的。 我看您还是到那里问一下吧。”
“但我需要见她，越快越好。”聂赫留朵夫下巴颤抖着说，感到关键性时刻接近了。“您究竟有什么事一定要见她？”检察官有几分不安地扬起眉毛问。“因为她没有罪，却判她服苦役。 我才是罪魁祸首。”聂赫留朵夫颤声说，同时觉得这些话他没有必要说。“这话怎么说？”检察官问。“因为我玩弄了她，使她成了现在的情形。要不是我使得她走上歧路，她也不至于受这样的控告了。”
“我还是不明白，这事同探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因为我想跟她去，还要……同她结婚。”聂赫留朵夫说。 他一讲到这事，眼泪就夺眶而出。“是吗？
原来如此！“检察官说。”这倒真是个非常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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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您好象是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地方自治会的议员，是吗？“
检察官问，好象此刻宣布奇怪决定的聂赫留朵夫，他以前听说过似的。“对不起，我想这事同我的要求没有关系。”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怒不可止地回答。“当然没有。”检察官带着隐隐的微笑，若无其事地说，“不过您的愿望太特别太出格了……”
“那么我能获得许可吗？”
“许可？
好的，我这就给您打个许可证。 请您稍微坐一会儿。“
他走到桌子旁边，坐下来，动手写。“请您坐一会儿。”
聂赫留朵夫站着不动。检察官写好许可证，交给聂赫留朵夫，好奇地望着他。“我还要声明一下。”聂赫留朵夫说，“我不能再参加审讯了。”
“这可得向法庭提出正当理由。 这一点您一定也知道。”
“理由就是，我认为一切审判不仅无益，而且是不道德的。”
“噢，原来如此。”检察官说时依然带着隐约可辨的微笑，仿佛用这样的笑容表示他熟悉这种意见，并且认为是种可笑的谬论。“原来如此，不过您一定明白，我作为法庭检察官，不能同意您的意见。 因此我劝您把这事向法庭提出，法庭会处理您的申请，裁定您的理由是不是正当。 如果不正当，您就得付出一笔罚款。 您去向法庭交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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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声明过了，哪儿也不去。”聂赫留朵夫生气地说。“再见。”检察官鞠躬说，显然想尽快摆脱这个古怪的来访者。“刚才来找您的是谁？”聂赫留朵夫一走，就有个法官走进办公室，问检察官。“是聂赫留朵夫，说实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