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起落叶好过冬 第二辑-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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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大战期间，一些阿米绪的年轻人被迫入伍，参与军训，甚至被迫拿起了枪来。然而，不管是什么理由的战争，对于再洗礼教徒都是不可接受的。所以阿米绪抗拒军令者甚众。那是近一百年前，美国政府战争当前，显然不打算在这个时候与阿米绪探究什么宗教哲学问题。因此，在这次战争中，有很多阿米绪教徒因拒服兵役而被逮捕入狱，也有人因为在阿米绪的报纸上告诫教徒遵从教义反对杀戮而被判“煽动不服从罪”。
当时，有一个叫鲁迪的阿米绪被征入伍。军官逼着他穿上了军装，列队操练。几个星期以后，轮到实弹演练的时候，他再也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脱下军装，要求退伍。按当时的法律，违抗军令要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军官把他带到军营外的三座新坟边，拍着手枪警告他，明天早晨如若不穿上军装报到，他就将是第四座坟墓。鲁迪一夜无眠。第二天早晨，新兵们吃早饭的时候，鲁迪来了。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阿米绪传统服饰，戴着黑色的帽子。为了宗教良心，鲁迪作了死的选择。从来就说一不二的军官看着这个阿米绪，却没有枪毙他，让他退伍了。
在一次大战期间，这个问题每个个案遇到的情况不同，处理的方式也不同。冲突发生了，问题却没有解决。由于阿米绪人数不多，牵涉的面不广，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
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是主要敌对国。恰巧很多阿米绪祖先的故乡就是德国。他们在教育中很重视保持故乡语言，阿米绪的日常语言往往是高地日耳曼语。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反战行为在美国引起了关注。有人怀疑他们拒绝作战，是因为他们站在自己的母国一边。美国国会为此专门举行了听证会。为了阐明再洗礼派的和平主义宗旨，争取不上战场的权利，一向不愿抛头露面的阿米绪派出代表在国会听证会上宣誓作证。
他们以自己的历史向全美国人民证明，他们反战只是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反对的是任何一种战争，不论其交战国是谁，也不论其战争原因如何。
在他们绝对和平主义的宗教立场被确认之后，多数向少数作出了让步。在二次大战这样的险恶环境中，国会依然承认一个事实，人和人不一样，少数人有少数人的理由。美国军方为称作“良心反战者”的阿米绪作出了特殊安排，称为“替代性服役”。他们必须在军方安排的医院或工厂从事两年没有酬劳的、与战斗没有关系的工作，以代替服兵役打仗的公民义务。
阿米绪历来只在自家农庄上务农，很少外出就业。他们认为，这样的两年“替代性服役”仍然使他们被迫融入外部生活，并把外界躁动的气息带进了再洗礼派虔诚平静的生活。再洗礼派再次向国会申诉。经过长期的努力，现在的“替代性服役”改为“自愿性服役”，阿米绪可以在自己的教会管理的农庄上从事两年没有报酬的农业工作，以代替服兵役。
美国国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二次大战对所有的参战国来说，都是一场惨烈的厮杀。在战争接近尾声之前，谁也说不上胜负的必然走向。在这种非常状态下，作为一个国家的“多数”，同意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为一些声称是“和平主义者”的“少数”抵挡敌人的子弹，其原因仅仅是因为尊重这些“少数”的宗教信仰，假如没有理性的精神，几乎是做不到的。
美国在历史上屡有无视少数的过去，成为他们迄今为止不断反省的原因。现在你如果在美国游览的话，常可以遇到一些历史纪念牌，记载了插牌所在地发生的一段历史。有不少这样的牌子在检讨当年对待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不公正。正是这样的反省使得美国在对待少数的问题上，变得越来越谨慎，也越来越宽容。
这个国家的多数和阿米绪是有冲突的，但是双方都以理性为基础，尤其在处于多数优势的主流社会一方，逐步地在学会如何尊重少数，以达成妥协。因此，阿米绪虽然是美国公民，但是他们的公民义务和权利与一般美国人是不完全一样的。例如美国的税收很高，这样的税收虽然不在阿米绪传统的自给自足生活方式之内，阿米绪还是依法纳税。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和政府达成协议，他们以传统方式颐养天年，从不出现老无所养的问题，他们不享受美国的老年福利金，也就不缴纳税收中用于社会养老的社会安全基金。他们也不承担美国公民的一项重要义务，就是他们不担任法庭的陪审员。因为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只有上帝有权判定人们的罪孽或清白。
在历史上，美国法律与阿米绪的一次最大的冲突，是在教育领域发生的。这场冲突，很典型地反映了“少数”与“多数”在文化上的差异可以有多大。
阿米绪的传统学校是所谓“单室”学校，顾名思义，学校只有一间房间。它也只有一个老师，所有的孩子都在一起上课，为的是让他们学会互相帮助。美国人一贯认为，选择怎样教育子女，这是父母的权利，美国历史上延续至今一直有家庭学校的做法。问题是，阿米绪还认为，孩子读书到十四岁，相当于八年级，就够了，从十五岁起就应该到农田里干活了。他们认为外面的孩子从十五岁开始的高中教育对阿米绪是有害无益的。可是，教育立法和他们的教育方式直接冲突。
美国的教育管理权归属各州，对中小学最有发言权的是各地的学校理事会，有家长和教育界人士共同组成。各州的议会有教育立法权。为了维持整个社会全体民众的教育文化水平，各州议会在19世纪末就先后立法实行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各州的普及教育立法是顺应时代潮流，立足于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深得民众的支持。至今为止，我还很少听到有其他人反对义务教育法规的。当阿米绪所定居的那些州开始立法规定强制教育至十六岁时，阿米绪教徒教育自己孩子上学只到十四岁的做法就违法了。
阿米绪当然也理解，州政府在教育上的强制立法，并没有恶意。但是他们认为，公立学校的教育方式，会引导他们的孩子脱离他们代代相传的宗教追求，是对他们的宗教传统的威胁。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专家们曾经指出，再洗礼派的教育，在维护传授价值观念方面起了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对于他们来说，能否自己教育子女，等于自己能否生存延续。
少数人不可以借着不同意而不服从法律，这是美国的游戏规则。惟一的合法途径是申诉，而少数人的合理申诉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也是游戏规则能够操作下去的前提之一。申诉有两种方式，一是向行政和立法分支和平请愿，二是向司法分支提出法律诉讼。阿米绪的神父们劝告大家不要和政府冲突，也不要上法庭去打官司，因为这违背了阿米绪教徒和平主义与
世无争的传统。神父们决定向州立法与行政两大分支请愿，请求网开一面。
宾夕法尼亚的阿米绪把请愿书印了一千份，然后征集签名。阿米绪教徒人数虽少，可是他们捍卫信仰的精神以及和平谦卑的态度却深得宾夕法尼亚人的同情。签名者甚众。往往一个阿米绪就可以征得三千个来自外部世界的签名。他们把这些签名联成一百三十英尺长的条幅，然后，阿米绪的代表就带着它去见州长。州长于是下令州司法部长进行调查，新的教育法是不是侵犯了宗教自由。阿米绪因此很感激这位州长，在随之而来的感恩节，他们给州长送去一篮农家产品，包括一只火鸡、一罐糖浆，还有一些苞米。但是调查结果并没有解决问题。
阿米绪知道他们还可以走的一条路就是司法途径。但是阿米绪不喜欢提起诉讼，他们只习惯于诉诸上帝。这一次他们无路可走，假如不想放弃的话，惟一可行的是“以身试法”了。实际上这是一般美国人在自己的观点处于主流文化之外的时候，常常采取的方式。这一类以被动形式出现的司法挑战，常常引发对一个主流观念的质疑，甚至可能改变这样的观念。而“被动”，正是阿米绪的特点。
阿米绪从不惹是生非，但他们不送自己的孩子读高中，警察就找上门来了。美国是一个执法很严的国家。在20世纪初，就有阿米绪家长因为违反义务教育法而被捕，他们的孩子则由政府监管。为了家庭的团聚，他们要么屈从，要么被迫变卖家产，举家迁徙，有些阿米绪家庭甚至为了逃避义务教育法，迁移到遥远的墨西哥去。他们不愿意在压力下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与此相随的生活方式。
宾夕法尼亚是一个有着宽容精神传统的州，我们去过的兰开斯特居住着全美第二大的阿米绪人群。州教育法通过后，一开始地方政府对如何向阿米绪执法也很困惑，所以出现了比较罕见的执法不严的情况。地方上对阿米绪少年辍学到地里干活，基本上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但是到了1937年，兰开斯特的教育官员觉得阿米绪传统的单室学校实在不够正规，并且没有高中教育。就计划关闭一些单室学校，以新建的公立学校作为替代。州政府的代表想说服阿米绪，“教育是通向知识的大门”。可是，这种对话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里，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的文化冲突使州政府和阿米绪都深感不安和困扰。二次大战中，这个问题被搁置一边，战后又立即重提，为此又有一些阿米绪家长由于违反义务教育法而被课以罚款，甚至被捕坐牢。
他们再次向州政府请愿。直到1955年，州政府作出妥协：阿米绪人可以在自己的学校里教育子女到十四岁，然后为他们设立一种专门的职业学校，阿米绪的孩子在这种职业学校受教育到法定的十六岁。这种职业学校一周只上半天课，并且是由阿米绪的教师讲授传统的农业知识。这个安排是一个突破，所以在美国历史上很有名，称作“兰开斯特职业学校妥协”。这里的阿米绪完全是靠着一种不可摧毁的宗教精神韧性，和强大的多数人的政府达成妥协，赢得了按自己的意愿教育子女的权利。美国史书上的妥协一词通常是一个正面的词。大家认为，达成妥协解决了问题，是双方共同的胜利。
由于教育立法权归属各州，所以“兰开斯特职业学校妥协”并没有解决其他州的类似冲突。问题是普遍的。在爱荷华州的布肯南县，地方政府宣布要取消单室学校，把阿米绪学童集中到新建的公立学校；而阿米绪却坚持把孩子送到他们的单室学校去。在1965年11月的一天早晨，县上的教育官员带着警察，开着校车来到一所阿米绪的单室学校，要把孩子们押上校车送往新学校。单室学校只有一个阿米绪老师，无可奈何地看着孩子们列队出去。突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没等警察和官员回过神来，孩子们像炸了窝一样，拼命地冲向附近一望无际的苞米地，刹那间就消失在青纱帐里。原来是一个阿米绪孩子喊了声“快跑！”他用的是阿米绪的高地日耳曼语，其他人谁也听不懂。
随行的新闻记者凭着职业反应，迅速拍下了穿着黑色衣衫的大小男孩女孩，像兔子一样惊慌逃向田野的背影。这张照片后来非常有名，因为这个问题后来终于在全美国人民同情的目光下，走向了联邦最高法院。
在有些地方的阿米绪学校，学童们被成功地押上校车转学，两种不同价值相遇形成十分荒诞的后果。一个为了提高孩子教育水平的法律，实行中却场景凄凉。阿米绪孩子们唱着“上帝爱我”，母亲们无声地哭泣，父亲们则青着脸，默默地站立一旁。阿米绪人依然奉行和平主义的原则。但正是这种沉默、谦和然而执著的态度，以及美国民众对于“多数与少数”关系的反省，使得阿米绪的教育事件开始走向全美国。来自全国各地的私人捐款涌向布肯南县，要求替阿米绪人偿付罚款。这种同情和抗议给爱荷华州州长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他作为行政长官无权修改法律。他只能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宣布暂停执行合并学校三周，同时请求拥有立法权的州议会，考虑立法豁免阿米绪的强制教育。1967年，爱荷华州议会将豁免权授予州行
政部门的教育官员，从而，爱荷华州的阿米绪也赢得了以自己的方式教育子女的权利。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林德赫姆的人挺身而出。他不是阿米绪，而是路德教会的一个牧师。他了解了阿米绪在教育问题上的遭遇以后，认为阿米绪的宗教自由受到了侵犯。1967年3月，他在芝加哥大学一个有关公共教育立法的学术会议上，呼吁关心阿米绪宗教自由权利的人伸出援手。一个叫做“阿米绪宗教自由全国理事会”的组织就这样诞生了，林德赫姆担任了这个理事会的主席。这个组织不仅有律师、学者，还有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