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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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哲学家们从中国所获得的不外乎是两样东西：教会的错误和世袭贵族的错误。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兴奋地宣讲的：中国显示，一个国家的国民不需要教会，照样能够文明而礼貌地生活。教会的神职人员和庙里的和尚一样，都是依靠人民的劳动来养活的寄生虫。无神论在传播，而且对人们的思想实施某种无法忍受、不容异端邪说的监督。正像启蒙主义者所宣传的那样，中国人信天以及他们的理性伦理道德显示了通向自然神论之路。这种自然宗教不需要《圣经》，因为所有的启示都隐含在自然之中。这种自然宗教只是被那些不同宗教的神职人员作为无神论而打入冷宫罢了。在借用中国为例来批判教会的言行中，一个比较辛辣的嘲讽就是：耶稣会前往中国，志在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可是却使本土的基督教信仰从根本上受到了动摇。　
　　　　　　　　
　　　　　　　　如同教堂是多余的一样，在欧洲启蒙运动家的眼里，欧洲的贵族世袭制也是垃圾。与此相反，中国则提供了理智的榜样：当某种懒惰、不创造价值的世袭阶层在欧洲严重地阻碍着经济发展时，在中国，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官员却在领导着国家，而且这些官员是代代更新。1731年，时任路易王朝的财政部长埃季延？杰？西卢埃特（1709～1767）在他关于中国的伦理道德与政府领导一书中就是这样介绍的。28从耶稣会会员的文章中，这些启蒙运动者看到了曙光：即使是一位州长去世，在中国其子也不能继承此位。要想获得其父之位，他不仅要具有杰出的才能，还得通过科举考试并且用他的政绩去争取。在伏尔泰和他的启蒙战友们的眼中，柏拉图的国家学说理念在中国得到了实现。伏尔泰兴奋不已：“人类思想领域内没有什么政府能够比中国现在的更好了，在中国政府中，所有的问题都由官吏决定，而官吏全是男性，他们的能力是通过多次严格考试得到了证明的。”29　
　　　　　　　　
　　　　　　　　启蒙运动的反对派尝试着去丑化这些赞扬中国的观点、表现。他们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是如何在1644年为满族人所统治的。可是，在伏尔泰看来，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中国的国家体系是十分圆满的，因为满人入关后是以儒家的方式治国，其国体、政体在少数民族执掌之后仍然继续着。当罗马文化随着其王朝而衰落的时候，满族统治者却接过了汉人的伦理道德及其国家设置。重农学派的奠基人弗兰策斯？魁奈③在他1767年发表的有关中国国家体制的文章中进一步证明：中国国体与政体的持续、稳定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建立在自然秩序的基础上。中国的政府机构设置适合于那种处在繁荣发达状况下的政府的生存原则，还可以作为所有政体借鉴的模式。　
　　　　　　　　
　　　　　　　　启蒙哲学家们对中国的崇拜引发了一个知识与文化界以及上流社会对中国的崇拜热。耶稣会关于中国的书籍以及大量的旅游报道越传越广，在受过教育的群体中，没有人没读过有关中国的书。在欧洲，知识界对中国的兴趣，从来没有像18世纪那样的浓厚。带有中国风光的工艺美术品在这个世纪的30年代成了最时髦的东西。中国的瓷器，甚至迈斯勒④那带有中国装饰的瓷器，还有中国的漆器、墙画以及墙画上的图案，其题材多种多样，有漫步在中国田园风光中的学者和窈窕淑女；有辉煌的皇宫建筑房间，还有中国园林中的亭台楼阁，它们取代了法国古典的几何式的园林艺术。小说、话剧、歌剧采用中国题材，如果没有中国的灵感，那么洛可可⑤艺术以及生活方式将是难以想像的。洛可可式娱乐文化变成了一种贵族文化的代名词，它不仅使贵族文化由此不再那么阳春白雪，而且填平了宫廷文化那不可逾越的鸿沟。　
　　　　　　　　
　　　　　　　　欧洲遇到了中国儒家精英们所担心的问题，开放通往外国的大门势必伴随着对自家的文化、道德和政治秩序的冲击。虽说对波旁王朝统治没有太大冲击，但是基督教信仰以及传统的社会秩序却随着外来国家的伦理道德和思想的传入而遇到了震动，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入所引起的这种震动。由此直至欧洲在19、20世纪毁灭中国文化之前的百余年间，中国一直作为现代化巨人笼罩着欧洲。　
　　　　　　　　
　　　　　　　　视中国为“东方专制政体”的典范　　　　　　　　　
　　　　　　　　　
　　　　　　　　并非所有启蒙思想家都推崇中国和中国文化，保守的思想家们尤其持反对的态度。他们指责耶稣会的会员们向人们描绘了一幅理想中的中国图画，指责他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宫廷中，根本不了解中国人的实际生活。这些批评家们所引证的这些实际情况，出自于越来越多的游记报道，尤其是商人们的报道。商人们生活在城镇，他们所看到的并终日与之打交道的是那些傲慢自大、贪得无厌、不学无术的海关人员。　
　　　　　　　　
　　　　　　　　第一个提出了一张与启蒙运动家完全相反的中国形象照的是孟德斯鸠。他的描述对于有关中国问题争论的继续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保守的孟德斯鸠首先就启蒙哲学家们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反对意见：一个国家体系无法从抽象的原则构成，而更多的是由具体的条件形成的，这些条件决定了这个国体、政体的成长，那么人们也必须由此出发去了解这个国家。1748年，他出版了《论精神法则》一书，奠定了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基础。在该书中，他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共和的、等级的和专制的。每种政体都由某种富有特定的精神原则所支配。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德；等级政体是世袭；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敬畏。唯有专制政体是通过令人敬畏、惧怕而实现其统治的。这种敬畏不仅体现在官吏们与最高统治者的关系中，而且也表现在日常人们的交往中，使得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告密者，并且被告者有可能受到严酷的刑法。　
　　　　　　　　
　　　　　　　　在孟德斯鸠之前，也就是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所有继承者那里，专制政体是等级政体的一种蜕化形式。而现在它却第一次变成了一种专门用来表述东方政体的形式，即“东方专制政体”，这对于后来的讨论颇有意义。尽管孟德斯鸠是从波斯以及土耳其这些伊斯兰教国家的统治出发，对这种东方专制政体予以推演，但是他把中国也归属于这种专制政体之列，尽管他自己也不时地对这种归属表示异议。把中国看作“东方专制政体”的认识形成于18世纪末，此观点在整个19世纪，直到现代仍有市场。一个自由的欧洲所面对的是一个缺乏自由的中国。从此，启蒙运动时代所形成的对中国的赞叹、仰慕被浇上了冷水，甚至变成了蔑视。　
　　　　　　　　
　　　　　　　　在随后的时间里，这种从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崇敬向与日俱增的蔑视的转化，为欧洲帝国主义的膨胀创造了伦理道德上的依据。如果那些“愚昧落后的中国人”不愿意主动地敞开大门与英国人继续进行文明的贸易，那我们就得强迫他们享受这些文明。英国在1840年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对中国宣战的，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不愿意继续进口那些来自英印地区的鸦片，不愿意让自己的国民继续受此毒害。继英国之后，几乎整个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都变成了“解放者”。那位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先生⑥就是这样来评说的：随着这种专制政体的消灭，亚洲各民族将开始某种新的腾飞。不同于孟德斯鸠的是，琼斯认为，东方民族有能力驾驭自由，但是却不能自己解放自己，故此欧洲要把自由带给他们。30欧洲负有“传播文明的使命”。这种思想时至今日仍然在继续着，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美国以及那被其牵着的欧洲国家总是把此看作为西方的使命，那就是：使整个世界以及所有的国家，尤其是使中国回到西方自由的民主体制上来。　
　　　　　　　　
　　　　　　　　作为专制政体表象的中国在20世纪，即当民主中国在1949年成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时，获得了新的发展。1957年，经济学家和汉学家卡尔？奥古斯特？维特夫格尔发表了他对“东方专制政体”31的研究报告，并以此一举成名。他在这本书中对亚洲国家，尤其是对这个专制政体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从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民族之稳定和保持秩序的必要性出发，他认为，为了保障大型水利工程，如引水工程、灌溉渠道以及水运河道等的顺利畅通，就得对水施加压力、提高水位。中国以及亚洲的专制政体就其出发点而言，也属于这样一种“液压型专制独裁”。　
　　　　　　　　
　　　　　　　　在中国数千年的帝制历史上，实际也只有一个独裁专制者：秦始皇。它源之于法家的统治学说，众所周知是一个“通过令人敬畏、惧怕而实现其统治的政府”。在后来的历史中，秦始皇帝以其短命王朝，即天赋之命很快就被上天收回的教训而成为所有后来者的警钟。他们从中意识到了另外一种实现统治的途径：以增长国民的富裕生活取代增长国家的权力。他们也意识到了另外一种统治方式：通过道德教育去维持统治。　
　　　　　　　　
　　　　　　　　尽管，儒家的帝制借鉴了法家学说，对小民实施刑法，但是它仍力图通过对百姓从小就开始教育，通过皇帝及其大臣们的道德表率，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共存并保障社会等级秩序。皇帝及其大臣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发挥作为社会道德榜样的影响力。通过儒家伦理道德的普遍渗透，再加上由地方绅士对具体社会团体，如村镇、集市、商业行会等的领导，进行国家治理。儒家的帝制形式所显示的是，长期的道德灌输和礼貌行为对于一个社会的文明生活以及国家的稳定是何等的重要。欧洲的专制主义规则是无法理解这种国家管理体制的。　
　　　　　　　　　　　　
　　　　　　　　即使“经过启蒙的绝对君主专制”也无法理解这种国家的管理体制。康熙的帝制法则，即他在遗昭中所表述的法则，尽管似乎可以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那“国家第一公仆”之说相比，但是康熙的国家尚未经过“启蒙”！当欧洲的启蒙运动者与过去的迷信进行抗争时，儒家的皇帝们却把理想和榜样放在远古的周朝。此处的区别一清二楚，借用弗里德里希的口头禅就是：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对于一名儒家的皇帝来说，这样的口号是不可想像的，因为恰恰相反，他和他的大臣们所肩负的任务就是，引导国民统一生活在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基石上。　
　　　　　　　　
　　　　　　　　停滞的王朝　　　
　　　　　　　　随着19世纪开始的专制政体理论，又出现了第二种说法，对中国的敬仰之情最终被彻底地揉碎了。在18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处在乾隆盛世的早期，耶稣会会员所报道的正是此时的中国。但衰落是在慢慢地进行着，而中国形象在欧洲的急剧改变并非是基于对中国历史的回忆，而是针对由欧洲自己所形成的深刻变化而言的。由于1789年的法国政治大革命以及英国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的工业革命，欧洲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把欧洲引向了人类历史新的一页。欧洲把过去远远丢在身后，全力奔向自由和富强的未来。欧洲的新信仰是对先进的信仰，而18世纪启蒙运动者们所表示的那种对中国的敬仰，即对文化的延续和稳定的敬仰在这种新精神环境下变成了令人嘲弄的东西。对中国的新观点完全集中在专制主义理论上，认为造成中国思想发展停滞的原因就在于缺乏自由。　
　　　　　　　　
　　　　　　　　法国人所想的只是文明的进步，对他们来说，中国似乎只有落后的文化。英国人所想的只是经济的进步，他们把中国看作停滞的经济体，根本就没有增长的能力。德国人把哲学理念发展到了顶峰。黑格尔把世界历史归之为自由的个人意识中的精神进步，而且这种发展是从东方到西方运动的，中国和亚洲构成了这个发展的起点，而且仍然处在“这个历史的童年时代”：东方人早就知道而且至今也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世界是一些人是自由的；日耳曼的世界知道，所有的人是自由的。那第一个形式，也就是我们在世界历史中所看到的第一种形式，就是专制政体；第二种形式就是民主和贵族统治；而第三种就是君主立宪”。32　
　　　　　　　　
　　　　　　　　汉学家们自此刻起，努力着去证明，中国自从王朝建立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在文化和国家发展方面，有着何等深刻的进步，但是他们的反驳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处在停滞状态”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