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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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劳动模范，于80年代被提拔为天津市副市长、不久后又任市长。　
　　　　　　　　　　　
　　　　　　　　如同常委们一样，绝大部分政治局委员都大学毕业，而且基本上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22名政治局正式委员中至少有5名毕业于清华大学；清华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干部摇篮”，也像哈佛毕业生在美国和东京大学毕业生在日本一样，清华毕业生在全国形成了一个领导网络。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局的一名委员罗干当年曾经在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著名的露天矿学院学习过。　
　　　　　　　　
　　　　　　　　“文革”时，除当年才25岁的胡锦涛外，其余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被诋毁为“专家”，而且被强制去参加体力劳动。受罪最大的是朱镕基，他早在1957年就被划为“右派”，并且在“文革”时再一次被发配到农村达5年之久。他在那里养猪、打扫猪圈。　
　　　　　　　　
　　　　　　　　江泽民作为领导集体的核心　　　
　　　　　　　　江泽民在80年代中期进入了党的领导高层，当时他的情况是：1985年出任上海市市长，两年后出任市委书记并成为政治局委员。在天安门事件中，他非常明智、和平地解决了上海的学生游行。同时，以1989年4月在上海查封自由化领头羊的《世界经济导报》，他也证明了自己在思想意识上的坚定性。此举也使他在邓小平的眼中成了难得的人选，尤其是在赵紫阳问题之后。邓把江选定为党的新任总书记和第三代领导人。1998年11月，邓交出了军委主席的职务，并把它给了江。1993年，邓又把江确定为国家主席。　
　　　　　　　　
　　　　　　　　以此，江泽民形式上集三权于一身，这是邓自己也从来没有做到的。唯一的是华国锋，他曾在形式上把更多的权力集于一身，因为他还兼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但是当时的国家主席职务早已经被取消）。可实际上，形式上的权力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邓可以辞去职务，但是并非实际权力。他的权力建立在他在作为长征要员及其个人在党内和军内的影响，而这些都是他在多年的工作中所形成、建立起来的。这个影响使他在1989年11月份，尽管辞去了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最后一个职务，也就是军委主席，但仍然能以个人的身份从幕后对中国施予影响。　
　　　　　　　　
　　　　　　　　而江泽民在众常委中却是身居首席，按中国的说法就是：“领导集体的核心”。拥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时代，以及不能完全令行禁止、权力不那么绝对的邓小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共产党在其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领导集体来执政，而这也正是列宁主义的党章所要求的。这也是革命元老统治的结束，也就是以邓为首的顾问委员会从幕后遥控政治的结束。从现在起，真正决定政策的是党的这个正式确立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江泽民通常可以获得半数以上的票，但是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时，他就得做一些重点的游说，以便使他的建议得到通过。中国的这个领导班子在规范化，也在现代化。　
　　　　　　　　
　　　　　　　　中国以及西方的观察家们认为江泽民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是华国锋第二，一个真正的领导人会在过渡时期中逐渐浮出水面的。可是他们都失算了。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与他交往的人，尤其是外国人士所看见的：一个平易近人、慈祥的国家主席。他表扬、鼓励一下翻译；在愉快的气氛中抄起吉它唱一首歌。在1996年马尼拉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论坛上，善于交往的江泽民与菲律宾总统费德尔？拉莫斯联合演唱了著名歌手埃利维？普劳理的英文歌《给我以真诚的爱》，在当天成了轰动性新闻。　
　　　　　　　　
　　　　　　　　这位慈祥而善于待人的江是真实的，他并不是在演戏。但是，这只是其本质的一个方面。他的另一个方面则是纯粹的政治权力。自从出任总书记以来，通过在党、政、军内所营建的个人权力网络，他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现在，在政治局、党的机关、宣传机构、军队、各部委以及各省政府中，关键位置上的人都与江关系密切。　
　　　　　　　　
　　　　　　　　不同于邓小平的是，江泽民属于美国风格的现代政治家，他借助于所有媒体来维护自己的公众舆论形象。在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里，每天的第一条新闻无不是江的身影：要么在会见外国客人；要么在与边防哨所的战士谈天；要么在抚摸着贫穷农民孩子的头，并给他们分发礼物……　
　　　　　　　　
　　　　　　　　如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江相信，中国只有通过建立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它的目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像邓一样，江要继续施行一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在前两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被撤职后，当江被任命为总书记时，他讲了一句话，可算是画龙点睛。他说：他们之所以被免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而他将不再重犯这个错误。　
　　　　　　　　
　　　　　　　　按照中国目前流行的等级划分法，江属于“新保守派”。这个派别赞成市场经济改革，但是坚持党的绝对权力，并要求实行强大的中央集权。在文化领域，不同于邓小平的是，江积极地与外国“污染”以及西方的“糖衣”进行斗争，防止通过一场“自由革命”使中国西化，从而把他逼到多党派民主的路上，这一点也与他所处的环境以及所代表的利益似乎相矛盾。　
　　　　　　　　　　　　
　　　　　　　　江把新加坡看作为榜样：经济上是西方的，政治和文化上是一党统治的。在江的眼里，邓的模范城市深圳属于一个充满了美国西部原始资本主义活力的城市，而苏州（江苏省）附近有一个有80万人口的城市，它属于国家的榜样城市。江宣传讲，张家港的经济年增长率达到60％，而且早在90年代中期就实现了人均1。5万元的收入。但是，这所城市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并不忘抓“精神文明”建设。它们实行的是一个模范的基本教育体系。在那里，刑事犯罪、卖淫、赌博都没有听说过。一言一蔽之，张家港是马列主义和儒家美德结合的典范城市。　
　　　　　　　　
　　　　　　　　江把保持政治的稳定看作为头等大事。“如果离开了政治上的稳定性，那么改革、对外开放以及经济建设都将无法正常进行”，1995年7月访问德国时，他在波恩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么强调说。在中国，当他外出视察时也是这么对他的听众讲的。另外，不同于邓的是，江顾及风险。在主持工作中，他总是把自己看作为协调、平衡左、右人两翼的中间人。遇到激烈争论的题目，邓总是以明了、严厉的口吻说出自己的观点，而江在此完全不同于邓的是，他采取党内常见的太极拳方式。即便是经济改革是一团乱麻，他也不是像邓那样，快刀斩乱麻，而是灵活地左右梳理、协调，直到把乱麻理顺、重新把改革引入正轨。当然，这也就不免失去了一些时间。　
　　　　　　　　
　　　　　　　　与江泽民的“策略式的双层涵义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镕基，江把第二阶段市场经济改革的重任交给了他。朱是一位干将，是一位要尽快看到结果的经理，而且说话、办事清楚明了，甚至是严厉的经理，照美国人的说法就是，一位没有废话的人。他憎恨官僚主义，就因此他开掉了一些办事不力的官员。在视察工作的途中，他没少在听完工作汇报之后，马上把一些高级官员给解雇了。朱的工作带来了效率，但他也因此而不可避免地在党内和政府内树敌不少。另一方面，以其主持公正也使他为绝大多数人所尊敬，并成为老百姓最喜爱的政治家之一，尤其是在社会精英阶层备受欢迎，但其中党内和政府内的官僚主义者例外。人们认可，这位苦行僧式的朱是难得的一位，他愿为中国的强大赴汤蹈火。有关朱的形象流传着一种特别的说法，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那就是：他准备了100口棺材，其中99口是给腐败的干部准备的，一口是为他自己，也就是对自己被那些仇恨他的人所谋杀做好了思想准备。　
　　　　　　　　
　　　　　　　　在经济改革中各自的角色显然是这么划分的：江在党内为改革铺平政治之路；朱在实际中实施改革。此种分工在上海时，当江任上海市委书记，朱任上海市市长时，就多多少少是那么回事了。　
　　　　　　　　
　　　　　　　　令人头晕眼花的要求　　　
　　　　　　　　邓的发展模式尽管有发展的高峰和危机的低潮，但是创造了一个国民经济20余年绝对高增长的发展。现在这个发展到头了，继续的增长唯有通过某种根本性的改革方式才有可能，也就是它得通过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去消除局部市场经济。　
　　　　　　　　
　　　　　　　　邓在1992年已经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示了这个目标，但是实现这个目标只能靠那些后来人了。现在所面临的改革，已经不再是邓时代那种“改革人人获益”的改革了。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势必要求党和国家撤出企业，以便让企业在市场上变成具有自治能力的参与者。它同时要求，政府最终真正的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也就是解决邓20年来一直推迟的问题。国有企业大量裁减工人、干部已经到了再也无法回避的时候。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毛下乡，邓下海，江下岗。”　　　
　　　　　　　　进入市场经济之路变成了改革与保持政治稳定之间的一个两难选择。　　　
　　　　　　
　　　　　　　　第二十九章　邓的增长模式的结束　　　
　　　　　　　　后工业化的三种模式　　　
　　　　　　　　后工业化并非是按照新传统经济的规则和英美的自由经济、贸易的模式发展的。在20世纪所有富有成效的后工业化国家中，国家更多的是作为发展的推动力，这一点对于成功相当重要。三种模式被试验过：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日本的出口促进增长模式；邓的局部市场经济。　
　　　　　　　　
　　　　　　　　斯大林的计划经济　　　
　　　　　　　　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是通过牺牲农业和普遍的节衣缩食，从而把国家的全部物力财力集中到建设重工业上来。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可能形成一种绝对的工业化，并创造出类似于发射人造卫星、宇宙空间卫星站这样令人自豪的技术成就，并在西方引起震动。美国经济学家卡尔文？胡佛在1957年警告说，苏联经济将在70年代初超越美国。赫鲁晓夫也相信这一点，他196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用鞋使劲儿的敲着桌子，并威胁道：“我们要把你们送入坟墓！”就在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瓦斯理？利昂铁夫在内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对苏联模式的优越性坚信不疑时，这种模式走到了尽头。　
　　　　　　　　
　　　　　　　　用计划经济的形式尽管可以建立一种工业，但是无法形成经济效益型企业。平均分配方式压抑个人的积极性和成就意识。经济增长率不是通过提供生产力而实现的，而是通过不断的资源投入：人力、技工以及更多的投资。但是，增加资源的投入不可能是无止境的，一旦到头，那增长也就停滞了。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逐渐地进入了停滞阶段，到90年代初开始了萎缩。　
　　　　　　　　
　　　　　　　　靠出口作为驱动力的日本模式　　　
　　　　　　　　60年代，当苏联模式的光彩逐渐消失的时候，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就是日本的模式。这种模式由东亚几条小龙，尤其是韩国，随之是东南亚的几只小虎所接受，并且对邓时代的中国改革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也像在苏联模式中那样，日本模式中的国家也属于“驱动发展的动力源”，但不同的是，在日本模式中，国家不是通过国有化企业来完成此任务，而是通过私有企业。国家创造一种环境，它鼓励国民竭力节约，随之又在部委的精英官僚与大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精诚合作中对工业项目共同进行“战略性”选择，并引导人们把这些节省下来的资本投入到这些“战略性”选择出来的增长性工业和出口性工业中去。作为标志性的工业，日本在70年代中期以来把重点放在电子和汽车两个领域。在这些战略性工业中，企业在银行和政府的帮助下，建立起了远远超越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其目标就是抢夺世界市场。在规模生产方面，赢利的思路对于当时的情况而言，根本就不值一提。企业也就根本不考虑负债问题，经营管理人员唯一的指导思想就是，增加生产能力，抢夺尽可能多的市场占有部分。这种日本模式中潜含着一种企业过度超额投资和超额负债的趋势。　
　　　　　　　　
　　　　　　　　这种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发展得不错。在掠夺世界市场方面，日本在从1960年到1990年的30年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