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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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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0年共产支部在上海、北京以及其他城市相继建立之后,1921年7月12名代表在上海的法国租界开会,以便在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下把中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出席会议的这12名代表肩负着50名党员的重托,28岁的毛泽东是代表之一。共产国际的代表给这个新党设立了一个列宁主义组织结构,党的决定大权集中于最高层的一个政治局,尤其集中在党的主席。当时在法国、德国等国也诞生了共产党支部,隶属于巴黎支部的有周恩来和邓小平。 
        
        国民党的新组织   
        1922年8月,苏联代表与孙中山取得联系,表示愿意给他提供经济和组织上的帮助。孙中山对西方列强失望,而且正面临着被广东军阀赶出广东,处于特别需要帮助的境地。他接受了莫斯科的建议,与他们合作。1923年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按照列宁的原则重新改组了他的国民党。也像中国共产党组织中那样,决定的权力集中于一个很小的高层圈内,也就是常设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最后由党主席控制。 
        
        自1912年1月宣布共和以来的痛苦教训使孙中山明白,党需要一支军队。在此方面,苏联也从经济、组织和武器上予以援助。在珠江中距离广州20公里的一个岛上,孙中山于1924年5月亲自举行了黄埔军校的开学仪式,他把年仅37岁的蒋介石(1887~1975)任命为校长。蒋是1907年送往东京军事学院去培养的青年军官,也是在那时,蒋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黄埔军校不仅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专业的军事人才,而同时还要给他们灌输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从而要为党培养一支富有军事和政治头脑的军官队伍。黄埔军校的学生在1925年初,也就是在反击广东军阀的进攻、保卫广东的战斗中,显示出了他们的战斗力,而且他们以此战使国民党终于控制了整个广东省。这些由黄埔军校所培养出来的优秀军官们,在后来的抢夺权力的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24年1月,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告党的新机构诞生,揭开了与苏联合作的新的一页。党的纲领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准,并要求进行三大革命,即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 
        
        民族革命置于第一位。现在,在推翻了清政府以后,它又增添了两个新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打倒军阀,统一中国。而第二个目标最初这样表述为:打倒帝国主义,这完全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定义的。在党纲中,明确地把中国定义为“外国列强的殖民地”。党的任务就是,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拯救出来,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所有的外国特权。 
        
        孙中山在他的理论著作《建国大纲》(1921年)中,把民主革命的实现划分为三个阶段:军事政府时期,训导政府时期以及宪法政府时期。在第一二两个阶段,灌输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由此就可以看出,孙中山所考虑的绝非是西方式的多元制民主,而是在传统儒家框架下的一党统治,这种统治是为人民的,但绝非是通过人民来管理的统治。毋容置疑,党纲也就是这么考虑的。它把党作为高于国家和社会的先锋。而且只要涉及到民主政体的建设,所有的解释都大同小异,即“背叛民族的人,就既不可能承认民主,也不可能承认人权”。 
        
        孙中山的第三个革命,即社会革命,作为党纲的内容,与今天的社会主义类似。   
        就这样,两个在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对立的党派产生了。而形成两党根本区别的因素就在于它们各自的追随者构成:中国共产党以工人和贫苦农民为基础,而国民党则建立在农村绅士、新产生的商人绅士以及军官的基础上。从而,两党追随者的兴趣也无法调和。两党的领导们很快的就引发了生与死的战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1925~1927)   
        尽管如此,两党在苏联的推动下,开始在反军阀和反帝方面形成了统一战线。1920年,列宁在第三次共产国际会议上建议,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方面,应该与本国的小资产阶级党派联合起来。当革命在西方世界失败之后,他觉得要从根基上铲除资本主义,首先要先铲除殖民地。共产国际代表按照列宁的策略,强迫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共产党人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其共产党员身份仍然保持。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希望,共产党能渗透到国民党中去,并且最终能够控制它。共产党在1922年时,只有300名党员;1925年发展到不足1500名党员。可是国民党在1923年已经有5万党员。 
        
        在国民党改组之后,孙中山想马上把多年来一直计划的北伐统一中国的战略付之于实施。1924年11月,他借助于北方军阀混战,尝试着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统一。他只身前往北京,可是病倒在港口城市天津,经查是肝癌。尽管他在病床上仍然进行商谈,可是统一的尝试未能成功。同年12月份,一辆特别列车把病魔缠身的他送到北京,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死后的孙中山成了传奇人物。蒋介石的共和国在南京的紫金山修建了一座宏大的陵墓,并且把孙中山尊称为“国父”。随后在台湾,蒋介石又把孙中山半神话地予以祭祀。北京的共产党政府把孙中山作为一名“革命先驱”予以纪念。台湾在实施农业改革时,面对美国的压力,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为自己的依据。在5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就特别强调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的去世无疑也带走了一些力量,尤其是带走了凝聚国民党内部左、右两翼的力量,以及与共产党持续合作的控制力。围绕着党的领导权,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到了白炽化的程度,最后蒋介石获胜执掌了国民党。初时,由于北伐使得这种分裂不太明显。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从广州出发北上。这是一次极为勇敢的行动。这支由10万余人组成的队伍中,有6000多黄埔军校的学生,这支队伍要攻打的是超过100万人的北洋军阀。通过闪电式的战役,甚至可以说是浴血奋战,国民革命军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占领了中国东部、南部,直到长江的整个地区。9月攻克武汉,11月占领南昌,12月夺取了福州,1927年3月又夺取了上海和南京。 
        
        在那振奋人心的第一场战役胜利之后,联盟内部的矛盾终于爆发了。随着国民革命军越来越近的消息,上海工人通过起义控制了这个城市除租界地之外的所有地区,并且给蒋介石的部队打开了城门。3月29日,刘少奇这位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革命政府。与此同时,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也控制了其他的一些城市;在农村,共产党也在把农民组织起来。国民革命军的西路纵队,也就是占领了武汉的那支革命军,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左派构成。包括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自身,高层领导人也属于国民党的左派与共产党人一起联合起来的。蒋介石对此比较担心,他怕共产党抢了领导权。故此他采取了闪电式的血腥武力行动。在获得西方列强默许的情况下,他在上海采取了行动,1927年4月12日,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使上海的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被镇压下去。在这场残酷的屠杀中,与蒋介石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上海黑社会组织“青帮”也没少出力。据共产党的统计资料,当时有五千余人丧生。上海的这场突发行动向蒋介石所执掌的所有地区发出了信号,一场镇压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的活动开始了。工人运动在这场打击下进入低潮。 
    
        武汉国民政府发表声明,罢免蒋介石的总指挥,但蒋根本不理这一套,毅然把南京作为与之抗衡的首都。结果,武汉政府中的国民党左翼很快就动摇了。分裂已经开始,尤其是在共产党的南昌起义以后,武汉政府把共产党人从他们的权力范围内赶出去。国民党的右翼获得了胜利,蒋介石成为政治领导人。他开始了又一次北伐,1928年7月8日,他进入北京。在一片夺得政权的喜悦庆典中,蒋介石向孙中山的亡灵报告说,他统一中国的梦想得以实现。 
        
        经过17年的无政府状态和无休止的混战,和平与一定程度上的稳定又恢复了。蒋介石政府在南京从其接受政府管理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   

        江西苏维埃和长征(1928~1936)   
        在与国民党的联合悲惨、壮烈地结束后,共产党于1927年4月转入地下。党分成了两个联盟体:上海党的领导把北伐军中的左翼将士组织成“红军”,并借助于他们的帮助,在南部许多大城市举行起义。起义一次接一次的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每次失败后都有共产党领导人被砍头。党被鲜血染红。在1927到1937年间,估计有一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它的追随者们丧生。毛这位主张把重点放到农民运动上的共产党人,早在1927年3月就给中央领导写了一份有关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43他在这份报告中证明说,中国革命只有以占人口80%的农民为基础,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农民有4亿,而工人只有300万。可是,党的领导人却以毛的策略与马列主义理论不一致,而驳回了他的建议。并且强调说,农民的本质属于小市民、保守,他们只对自己那一小片土地感兴趣;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本质。农民只能作为联盟的对象,而不能承担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 
        
        毛不理会莫斯科和上海党的领导人所确定的路线,与几个共产党领导人一起依然走着自己的路,继续发动农民。1927年8月,毛按照党的指示在湖南的省府长沙领导了一次起义。带着500名起义幸存者,他们转移到位于湖南和江西省交界处的井岗山,在那里,与两个秘密农民组织一起共同建立了一个“革命根据地”。此后,南昌起义的幸存者也辗转投奔到他这里来,其中包括后来中共的著名将军朱德、陈毅和林彪。1928年7月,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13日)的幸存者也先后投奔毛的根据地,其中还有后来的著名将军彭德怀。 
        
        很快,井岗山作为根据地就显得太小了,另外它也经常受到政府军的侵扰。于是毛把根据地迁往江西省的南部,把瑞金作为江西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并于1930年8月在现有军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红军”。也像苏联军队一样,红军实施双层领导: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到1932年,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到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450万人口。红军当时达到2。5万人,而且背后有大量的民兵作后盾。 
        
        蒋介石对江西根据地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每次毛泽东和朱德都是以重创政府军而击退了进攻。他们把政府军引入山林深处,而游击队就在那里消灭他们。毛后来有关游击战所写的文章,属于20世纪最重要的军事论述,并且对后来世界上的游击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游击战术之所以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民支持红军的部队,而他们“在人民群众之中就像鱼儿在水中”。人民群众支持游击队,不仅不出卖他们,而且还向他们通报敌军的动态。政府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抱怨说:“我们盲人瞎马的打仗,可是共产党的军队却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农民的信任是毛通过红军长期、持续不懈的守纪和帮助群众的行为,以及合时宜的土地改革赢得的。他的土地改革就是解放贫雇农、改善农民生存状况,而不是通过极端行为把富农和地主搞成十恶不赦的敌人,也避免采取影响农业生产的作法。 
        
        1933年初,在上海的局势发展到实在待不下去的情况下,党的中央领导们也辗转投奔毛的瑞金根据地,但是他们同时采取行动,解除了非正统的毛泽东的权力。同年10月,蒋介石对江西苏维埃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他动用了70万兵力,而且根据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政府军这次采取了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他们包围了江西苏维埃区,并且修建工事,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一点一点地缩小包围圈,同时对占领区实施纵横交错的防御策略,这就使红军陷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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