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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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尚未达于特性的发展期。故“延长之童年”;似较为适宜之名词;若施以“幼稚性”“停止发展”“沉滞性”等等名称;则易滋误解。
中国的文化沉滞是一个人仅观察外表而不明了内在生活所发生的错误概念。你只消想想近代中国瓷器的发达;她不是像西人所想像;以为是从孔子时代就发展而遗传下来的;却直至第十世纪;这种工艺才始萌芽;随后缓缓进步;迨十七世纪康熙乾隆年间;始达到完美之境地;这一个时期;离吾人不远;宛似犹在目前。漆器、印刷、绘画之进步;亦殊迟缓;但每一朝代;总能推进一步。大名鼎鼎的中国作风之绘画;产生迄今;亦未满千年;这是中国旧文化的晚近时期。在文学方面;你也只消看散文诗和奇情小说的发达之晚——《水浒》与《西游记》应认作散文诗及奇情小说——它们的完成期;应在十四世纪后;距离孔子、老子之生卒年代几及二千年。
很可怪;中国古代未有散文诗;或许它们是遭了厄劫而散失了;竟未剩留一丝痕迹到现代。纪事诗至汉代始出现;且产品不多。戏曲发达于元代;时已第十一世纪;幻想小说如《西游记》出于同时;那时中国人的理想受了佛教思想的刺激;像这样的小说;仅至第九世纪始行萌芽;发达成熟;犹为十四五世纪(明代)事;清初为小说发达之最盛时期;《红楼梦》即于此时出世;此书堪与《克拉丽莎》(ClarissaHarlowe)。相匹敌;而适又为同时期的产品。假令中国文化生命在孔子后数世纪便繁荣而萎谢;如希腊天才之命运;则所能遗留给吾人者;恐只少量之德行格言及民间歌谣而已;安复有伟大的绘画、小说、建筑以光耀此世界的艺坛?这样的史实;闻之一若吾人所盼望者;不是像希腊与罗马之文化;在他们的年轻的黄金时代;发育成熟而达全盛期;而盼望民族的童年时代之延长;历数千年而后达于全盛期;那时或仍兴奋着以期精神上之进步。
*第二章中国人之德性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吾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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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圆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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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Character”是一个纯粹英国典型的字;除了英国以外;在他们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国那样着重之国家恐怕是很少很少。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它所控占着;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直无暇以计及其他。全然避免离世绝俗的思想;不卷入宗教的夸耀的宣传;这种封建德性的中心理想;经由文学;戏剧;谚语势力的传导;穿透到最下层的农夫;使他有一种可凭藉以资遵奉的人生哲理。不过英语Character一字;尚表现有力量、勇气、癖性的意义;有时更指当愤怒失望之际所现的抑郁;而中国文中的“德性”一语;使吾人浮现出一个性情温和而圆熟的人物的印象;他处于任何环境;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别人。
宋代理学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优越势力;并自负地断言;人苟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并洞悉人生;则常能克胜不利之环境。《大学》为孔教的入门书籍;中国学童初入学;常自读此书始;它把“大学之道”定义为“在明明德”这样的意义;殆不可用英语来解释;只可以说是智识的培育发展而达于智慧的领悟。人生和人类天性的圆熟的领悟;常为中国德性的理想;而从这个领悟;又抽绎出其他美质;如和平、知足、镇静、忍耐这四种美质即所以显明中国人德性之特征。德性的力量实际即为心的力量;孔门学者作如是说:当一个人经过智育的训练而养成上述的德行;则吾们说;他的“德性”已经发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进;得力于孔教的宿命论。宿命论乃和平与知足之源泉;适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丽而有才干的姑娘;或欲反对不适合之婚姻;但倘值一个偶然的环境使她与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则可使她信以为这是天意欲牵合此一对配偶;她马上可以领悟她的命运而成为乐观知足之妻子;因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底冤家;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前世的冤家;狭路相逢。”有了这样的理解;他们会相亲相爱;又时时会吵吵闹闹;扭做一团;打个不休;所谓欢喜冤家。因为他们相信顶上三尺有神明;而这神明却监临下界;有意使他们免不掉此等吵吵闹闹玩把戏。
吾们倘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性;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猾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并(十五)为好色。大体上;此等品性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单纯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谓德性中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质;他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括起来包容于“圆熟”一个名词里头。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它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非是年轻的活跃与罗曼斯的力量。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因为这种文化;使每个人能在任何环境下觅取和平;当一个人富有妥协精神而自足于和平状态;他不会明了年轻人的热情于进取与革新具有何等意义。一个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价值;而不复虚劳以争取不可达到之目的。中国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剥削了自己的希望与进取欲。他们无形中又有一条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强求的;因是放弃了这个企望。中国常用语中有云:“退一步着想”;故从无盲进的态度。
所谓圆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实际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机的共通性;其性质可视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盖此共通性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所培育而发荣者也。故“圆熟”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一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也有生长美国的中国人;长大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国人之特性;他们的单纯的古怪鼻音;他们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语;可以冲散一个教职员会议。他们缺乏东方人所特具之优点:柔和的圆熟性。中国的大学生比之同年龄的美国青年来得成熟老苍;因为初进美国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青年;已不甚高兴玩足球;驾汽车了。他老早另有了别种成年人的嗜好和兴趣;大多数且已结过了婚;他们有了爱妻和家庭牵挂着他们的心;还有父母劳他们怀念;或许还要帮助几个堂兄弟求学。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亦足使他们的思想趋于稳健;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但是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中国青年很快地理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憨头憨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如此;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实业救国”;或则翻译几首美国小诗;叫做“介绍西洋文化”。又因他们须担负大家庭生活;又要帮助堂兄弟辈寻觅位置;假使他任职教育界;势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须想个方法巴求飞黄腾达;譬如说做个大学校长;这才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仍保持其年轻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倘不是彻底的呆子;便是捣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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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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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先来谈谈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吾相信这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所以它们必是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它们存在迄于今日;因为我们生存于数千年特性的文化与社会的势力下。若此等势力除去;其品性亦必相当地衰微或消灭;为天然之结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型。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老猾俏皮导源于道家之人生观——老猾俏皮这个名词;恐犹未足以尽显这种品性的玄妙的内容;但亦缺乏更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它。当然;上述三种品性皆源导于同一环境;其每一品性列举一原因者;乃为使眉目较为清楚耳。
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可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赋税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诅骂;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与中国人作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之独步全球;周游世界之游历家;不妨带一些中国的“忍耐”回去;恰如他们带景泰蓝一般;因为真正的个性是不可摹拟的。吾们的顺从暴君之苟敛横征;有如小鱼之游入大鱼之口;或许吾们的忍苦量虽假使小一些;吾们的灾苦倒会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伦理学又谆谆以容忍为基本美德而教诲之;奈何奈何。吾不是说忍耐不能算是中国人民之一大德行。基督说:“可祝福哉;温良谦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吾不敢深信此言。中国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守有之乎?中国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吾们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是观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妹倩姊夫;老子和儿子;朝夕服习这种德行;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闼密谈;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绝无个人回旋之余地。人人从实际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训自幼受了训练使互相容忍;俾适合于人类的相互关系。深刻而徐进的日常渐渍之影响于个性是不可忽视的。
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羡。一日;唐高宗有事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睦之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为流涕;赐缣帛而去。中国人非但不以此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世世羡慕张公之福;而“百忍”这句成语;化成通俗的格言;常书写于朱红笺以为旧历元旦之门联。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会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上;即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以一个分子的身份生活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那很容易明了忍耐何以须视为最高德行;而不可免地培育于这个社会制度里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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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可无不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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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吾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吾人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博朗(TomBrown)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那儿个人的一些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这就是它的动人之处;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人之所易于理会。
据吾想来;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会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吾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熟筹深虑所磨练出来的。滕尼(Taine)说过:“罪恶和美德为如糖与硫酸之产物”。使非采取这种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流行于社会;亦容易被人接受为生命之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