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谁养活中国 王治安著-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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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反映干部违法占地建私房；有的是因土地被占，失去了谋生的手段，上访、告状；有的已背井离乡，流落街头大约在１９９１年的秋天，一位独臂青年率领一伙农民，呼呼啦啦走进编辑大楼，诉说他们失去土地的痛苦。那位独臂青年，是刚从“猫耳洞”归来的战斗英雄。他在前线保卫祖国领土，他的耕地却被乡里非法强占。乡里一不给补偿，二不安排工作。他和几十户农民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四处上访，却无济于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矛盾激化了，他们身上捆着炸药包，向市委逼近，要与市委领导同归于尽。市委获悉，一面请律师出面做工作，一面调公安干警保护市委，才未酿成大祸当他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时，在场的人无不目瞪口呆。惊讶中，产生了同情和忿懑。
我再也坐不住了，随即同他们请的律师一起，写内参，呈报告，为他们的土地奔波、周旋、呐喊！
《土地管理法》的颁布为清理违法占地建私房，买卖土地的行为，提供了法律武器。但随之，执法与抗法，护土与强占的斗争步步升级，引来了一连串的悲惨事件。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３日，浙江省桐庐县合强乡土地管理所副所长夏继良为了保护土地，被村民何玉贵等人用铁锤砸碎颅脑，不幸殉职。一年后，在川南宜宾，乡土地管理员蒲先云又为保护国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国家土地管理局授予“土地卫士”的仪式刚刚结束。又从遂宁传来第七个“土地卫士”被人杀害的噩耗。多么严峻的现实，多么悲惨的情景！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被四川省政府定为“第一个国土宣传月”进行一次全民国土教育。全省上下一齐动员，宣传土地管理政策和法规，意在提高全民的国土观念，法制观念，同时，省国土局和四川日报编辑部还联合在《四川日报》上举办“国土宣传月”征文活动。我承担了征文活动的采访和编辑工作。这次“宣传月”活动规模庞大，写标语，发传单，领导干部上街咨询、演讲，并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台等宣传媒介大造舆论。省委书记、省长、省人大主任、省国土局长，还带头撰文在报上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土宣传月”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清理违法占地的工作向纵深发展。许多怪案奇案相继被揭发出来，令人触目惊心！一种政治责任感，驱动我手中的笔，去记下那些为了人类生存而保护土地的英雄。
所以，我在１９９０年就萌发出一个念头，写一部反映人地矛盾的长篇报告文学。在国土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完成了这部著作。
我在《啊，国土忧患的警钟》一书的“作者自述”中写道：
“我与土有缘，按星相学元素分，我的星座属‘土’。倒也是，我生长于四川剑门山区的沃土中。”
“１９６４年从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后，走上了新闻战线。跑田坎、钻农舍，着力撰写‘土养人，的报道。７０年代以来，时代赋予我灵感，从此奋笔报告文学创作，有多篇获优秀报告文学奖的作品。当《人生一万八千日》、《生活没有梦幻》等多部报告文学奉献给读者后，护土的责任感，驱使我出夔门，入南疆，越秦岭，浪迹天涯。笔触五彩缤纷的大地，创作了长篇报告又学《啊，国土忧患的警钟》。为‘基本国策’的实施，为人类的母亲土地祈祷、呐喊！”
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催促我担负起这一重大任务，抓住这个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写出了一部反映人地矛盾的长篇报告文学。
可以说，我的文学创作是源于新闻，始于新闻，如果没有这种记者的良知，也就没有这部作品的诞生。
然而，从新闻到文学，从记者到作家又是那样的艰辛。以这本书来说吧，在动笔前，就想这部长篇既要囊括世界，囊括中华，又要有血有肉。因此，我长途跋涉，搜集了几大捆资料，记满了六七个笔记本，才筛选出２０万字的作品。
脱稿之后，我已是精疲力竭，但想到这一全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不能就此搁笔，对土地管理的宣传，是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作为文学创作，土地堪称是个长远的主题。所以，紧接着，我又将“土地卫士”蒲先云烈士的感人事迹，创作成电视剧《血祭黄土地》（上、下集），由峨眉电影制片厂和四川省国土局联合摄制。
辛勤的劳动，带来了慰藉的鼓励。当《啊，国土忧患的警钟》一书问世后，立即引起各方面人士的重视。许多读者来信、来电话要求购买，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很感兴趣。
１９９２年３月１日，英籍华裔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女士在成都看到《成都晚报》刊登的该书将出版的消息后，很想得到这本书，于是她委托在成都的亲戚、四川省邮电管理局总工程师周光墉先生帮她购买。周先生跑了市新华书店、成都出版社，最后又找到我，因当时此书正在印刷之中而没有买到。
６月份，她又从英国来信敦促周光墉先生尽快为她购买。在第五届书市期间，韩素音女士回到成都，当她看到这本书之后，热情赞扬：“写得很好！”１０月２０日下午，她又十分激动地对我说：“你的书写得不错！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既写好的，也写问题，反映了中国人口多，土地少的全貌。我们不能是聋子、瞎子，要看到人地矛盾的严重性，应该注意土地和人口。土地非常珍贵。成片土地被占用，对农民不好。这本书，我一夜就读完了。我还送给我的朋友读了。我要把它带回欧洲去，作些研究。”
书已经问世了，但人地矛盾还在加剧。１９９２年，这部书正在发行之中，随着又涌来“开发区热”、“房地产热”，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遍及神州。这既是好事，又令人担忧这里，我又想起美国绿党有个响亮而又发人深省的口号：“我们不是从父母手里继承了地球，而是从子孙那里借来了一个星球。”倘若人类还需继续繁衍下去，就必须唤起全社会共同努力，捍卫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源泉，热爱自己的母亲土地！后记之二
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啊，国土忧患的警钟》一书会产生重大的反响。书一问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中国土地报》、还有香港《星岛日报》等，七八十家报纸刊物作了宣传报道，随后，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成电视剧《血祭黄土地》（故事片），英籍华裔著名女作家韩素音，香港著名作家刘济昆，以及著名评论家傅德岷、吴野、陈朝红等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给予肯定和赞赏。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这本书。１９９３年６月，该书再版时，韩素音还为其作了序。她在序言中这样写道：“这本书写得很好，值得大家一读。它论述的问题关系到中国亿万人民的未来兴旺与幸福。作者王治安先生用报告文学的形式，以客观、科学和认真的态度，既写好的，也写问题；既不夸大，也不掩饰地叙述其对国土的忧患，反映了中国人口多，土地少的面貌，启人深思，使我不愿释手，阅至深夜。”末尾，她还提出：“这本书除供国内读者阅读外，还可翻译后在国外发行，在拉丁美洲、非洲的一些国家或地区，也存在不注意保护土地，任意砍伐森林等类似问题。”
正值全国大搞“开发区”、“房地产”的高峰时期，《啊，国土忧患的警钟》一书的作品研讨会于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９日在成都举行，与会的省、市有关领导，以及作家、评论家在会上异口同声地赞扬这是“一部大力度、大气度、大规模、大内容、大主题，并产生了大反响的优秀作品”，同时大家对当时全国涌现的“圈地旋风”惶惑不安，鼓励我提起笔来，撰写续集，对乱占滥用耕地的歪风给予披露和抨弹。同年１２月份，韩素音女士又到中国，我采访她时，她忧心忡忡，再次谈到我那本书。她坦诚地说：“近年来，全国不切实际地办‘开发区，虚占良田沃土，很不应该，很不正常。我到郫县去，那里的干部说：‘不搞开发区，我们吃亏了。’这种说法很离奇。我支持你再写国土问题，警示广大干部，要从长远着想，不要随便占用耕地。”
众人所言，给我莫大的激励和支持。写！我下了决心。
，一大难题，如同泰山阻拦着我的前行。如何写？重心放在哪里？仔细琢磨，觉得难度太大。
犹豫中，一些朋友劝我，不要轻易下笔。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之后，举国上下，掀起改革大潮，此时此刻，你来披露土地问题是否恰当，会不会有人说你给改革开放泼“冷水”。还有一些好心的朋友，说得更实在：“你要三思而行，你已是有名气的人，要识时务，不要天亮了还洒泡尿。”
对文友的提醒、新闻界同仁们的劝告，我非常感激，也非常慎重地作了全面思索。
但是，对于写与不写，我一直不甘心。因为，我已花去很多精力进行采访。１９９３年８月，我不顾夏日炎炎，北上内蒙、山西，考察了沙漠、草原。从内蒙返回成都后，又马不停蹄地向南奔去，采访了福州、厦门、深圳、珠海、广州等沿海几大城市和一部分开发区，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犹豫和不安，一时间充满我的脑子。写报告文学是艰辛的，酝酿和审视更是艰辛的，很长一段时间冥思苦想，常常失眠。
我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在一次采访中碰上了国家土地管理局宣教司司长周乃平同志，对上述问题，他也有同感。我们在交谈中，可以看出他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对土地第三次失控深感不安，支持我写续篇；另一方面又觉得时机未到，认为许多问题还不明确，中央的态度，整个局势的走向，对各地违法占地如何处理没有定论，如何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很难。不过据他预测，这种局面会很快过去，对制止乱占耕地的行为，中央已经发了指令。
事隔不久，第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始了。这次两个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土地、农业，会议号召大抓“米袋子”、“菜篮子”，解决１２亿人口的吃饭问题。雨过天晴，阳光灿烂。随即，全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央的态度很明确：大搞“开发区”，乱占耕地和小平同志的讲话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顿时我心中的结解开了，精神抖擞，浑身充满活力。
《靠谁养活中国》一书的重点，自然就明白了。《啊，国土忧患的警钟》重点是写基层干部和农民为了私利违法占地；这部书的重点便是披露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依法行政，乱点鸳鸯谱，乱办“开发区”，造成了土地第三次失控。从内容看，前一本书着重解剖了四川这只“麻雀”，续集便跳出了四川，既写了中国，也涉及到全世界，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经济落后国家的土地失控的状况。从时间看，仅仅叙述了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６年这段历史。
最后，我衷心感谢所有支持我、鼓励我的朋友和同志！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