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谁养活中国 王治安著-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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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头系着中央，一头系着千家万户的百姓。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工程”，是衡量和评价党和政府是否为百姓排忧解难的民心工程！
１９９４年３月，“两会”刚结束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响亮地提出：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今年各项工作的首位！
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任务十分明确：
确保粮、棉、油和“菜篮子”的生产和供应；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的收入；
保持农村社会稳定；
搞好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
形势逼人啊！
然而，历史的遗迹，却不令人满意！
天不助我！
反观１９９４年的农业形势，更令人感叹！
寻找１９９４年中国农业的脉搏，不难发现心律不齐，心力交瘁。自１９９３年出现了建国以来粮食生产高峰后，转过年来，农业形势受到了严峻考验。
旱灾；
涝灾；
风灾；
人灾
土地第三次失控
这一年累计受灾面积达８．６亿亩，成灾面积达４．６亿亩，灾害系历史罕见！
三灾并举，受灾面积超过了三年前的江淮特大水灾；大幅度的农资、农产品价格上涨，大幅度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浮。
农业这个“基础”出现摇摆，社会承受力加大，人心忽然波动，怨声载道，社会不安。
波动和不安的交织，涌现出１９９４年农业对社会的震撼力，也显示出它的特征和忧患。
百姓急！中央更急！
中央施出两剂良药。
１９９３年底和１９９４年初，中央在几个月之内连续两次召开了全国性的农村工作会议，布置全党行动起来，大抓农业，要全党全民高度重视农业！
殊不知，天不助我，灾难接踵而来。
天不助我，人助我否？国家作出一系列决策，去争取农民，激励“农二哥”的生产积极性。
同年６月，国家正式提高粮棉收购价格，粮食提价幅度％，棉花幅度为６０
为３９％。不可小视，仅这一项措施，就可让农民增加收入４００亿元。
这样的举措，便空前地激发了农民抗灾夺丰收的积极性。加之政府的重视，政策兑现，措施得力，农业科技人员的及时指点，挽回了部分损失。
是人们没有预计到呢？还是市场经济规律在作梗呢？
在国家大幅度提高粮棉收购价格的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猛涨，达到了建国以来的高峰。其原因，除受社会通货膨胀影响和粮棉提价的牵动外，主要是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不顺，造成竟相抬价，失去控制。于是，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又日渐增大。
似乎弄巧反拙！中央大幅度提高粮棉收购价格，意在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种田积极性。结果呢，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却受到冲击。
事物的发展，让人失望！天不助我，人不助我，形势更加严峻！
至此，全党全国大抓农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１９９５年“两会”的议程更集中到一点：农业！农业！农业！
１２亿张嘴在呐喊：
清醒“脑袋”，充实“米袋”！
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居家过日子，粮从何处来？粮的多与少，丰收与歉收，是至关重要的。
第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
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大力发展农业，保证农产品稳定增长，是控制物价上涨幅度，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基础。各级政府要重视农业，切实加强领导，千方百计夺取今年农业丰收。今年要抓紧水稻特别是南方早稻的生产，力争粮食产量达到４５５０亿公斤以上，棉花播种面积和产量有较大增长，油料、糖料、肉类、水产品也要有较多增加。通过发展农村经济，继续增加农民收入。
为了保证农业稳定增长，必须坚持农村各项基本政策，继续深化农村改革。首先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今年中央用于农业的投入将有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也要增加投入，农业投入不得挪作他用。要积极引导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增加资金投入和劳动积累。二是保护和合理使用耕地，稳定粮棉播种面积，坚决制止撂荒和乱占耕地的现象。各地都要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并且落实到地块和农户。城乡建设要尽量利用非耕地资源，农村多种经营和住宅建设不得挤占粮田。三是因地制宜搞好农业综合开发，积极开垦宜农荒地，改造中低产田。有条件的地区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四是加强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视重大自然灾害的预测，预报和预防，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五是进一步改革农产品的储备体系和风险基金制度，促进粮食供需的地区平衡和结构平衡。要坚持“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负责“米袋子”就是负责本省的粮食供应，这就要求保证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增加储备，调剂供求，稳定价格。六是促进农、科、教相结合，推广优良品种、节约用水、科学施肥和使用农家肥，以及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农业适用技术，对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技术进行重点攻关。大力培养农业技术人才，稳定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队伍。七是积极扶持化肥、农药和农机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整顿农业生产资料流通秩序，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通费用，抑制价格上涨。八是支持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多渠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组织好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九是认真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多安排一些资金，扩大以工代赈规模，重点扶持贫困地区修建公路和基本农田，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十是继续加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农业保险制度。
“米袋子”问题像一座难以跨越的大山，摆到了各级领导的面前，不能掉以轻心啊！正如明代吕坤在《呻吟语·存心》中所言：“心一松散，万事不可收拾；心一疏忽，万事不入耳目；心一执著，万事不得自然。”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本是千真万确的。“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荀子·荣辱》）
这是个很浅薄的道理。
“米袋子”系人心啊！
“上海有４００万企事业职工，如果每人上班因抱怨‘菜贵’耽误５分钟，就要损失产值几百万元。”上海市农委张燕代表用这个形象的“小算盘”，谈都市与郊区的唇齿相依的关系。
张燕代表慷慨陈词，滔滔不绝地述说着上海重点兴农的新招，早在１９８７年，上海提出了上策：“菜篮子工程大家建！”所有的企业，每人每月拿出５元钱，这样一年可筹措两亿资金用于“菜篮子”。如今已是第８个年头了，功效卓著。为防止“菜贱伤农”，上海还建立了“生产风险基金”，补贴农民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这个基金会没有失信于民，几年内已拿出４００多万元补偿农民。市里考虑得周到，可以说，对农民体贴入微。农民进城，市民一百个欢喜。对农产品的收购，不打白条子，那是最起码的。买农民的生猪、牛奶必须付现金，且有明文规定。高档商品可以进入超级市场；农民进城卖菜、卖水果，也设有漂亮的摊位，而且定人定位，发有专卖卡片，不收一分钱的管理费。农民竖起大拇指赞口不绝：“城里人视乡下人为朋友，阿拉干得更有劲！”
“咬定农业不放松！”新疆自治区党委代理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王乐泉与农业有着不解之缘。他是农民的儿子，当过社长。当“官”不离土，他走上领导岗位后，依旧恋着农业，主管农业，对土地仍然情有独钟。
他用农民那种朴实的语言，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新疆的土地面积全国之最，人均占有面积也最多。可提起农业，最为忧虑的仍是土地许多人不惜以牺性耕地为代价，牺牲农民的切身利益，占用大量的耕地，致使粮棉产量减少。”
王乐泉谈到这里，眼圈都红了，脸上的忧郁显得更加深沉。
头发花白的孙浮凌副主席成天都很忙。在１９９４年３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就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关系发表了成熟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４月份，他又奔赴农村，西行陕西，南下江苏，跑田埂，钻农舍，虚心听取农民的意见，着实考察了他们种地的难处与艰辛。
回到京城，他立即着手写提案，把农民反映的农村种植效益低、农民不愿种庄稼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政协常委会上正式提了出来。
他和记者见面时第一个问题就提到了农业。他严肃地说，“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第一位的，粮食是根本问题，农业是重中之重。”
孙老无时无刻不在挂念农业，始终把农业当作一件大事情给予关注。他说，依我看，农业不是一年的问题，也不仅仅是５年把粮食增加到一万亿斤的事，至少到２０１０年农业都是重中之重。
谙熟经济的孙老，如同站在讲台上向学生讲授博大精深的理论，讲得津津有味。
在理论上，孙老是有其独到见解的。他说，我建议应该像开发工业小区一样来开发土地，可以把荒地划出来出租使用权５０年到７０年，收入的钱，有计划地用于搞农田基本建设，这样可以省去国家的开支，又增加了可耕地的面积，同时，要严格控制土地的占用，减少土地浪费。我们把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同样也应该把节约土地作为基本国策两会期间，会上、会下，代表们、委员们张口闭口无不议论一个“粮”字、一个“菜”字。
政协委员沈桂芳把一份专家建议带到了农林界小组讨论会上。这份材料上面，密密匝匝地写着几位农业专家给中央领导的重要意见。
１９９５年３月５日下午，北京西郊宾馆综合楼一个不大的房间里，坐满了政协农林界的委员。他们围着《政府工作报告》谈及的热点、难点问题，竞献诤言良策，最后聚焦到一点，就是如何大力发展农业，如何保证让“米袋子”丰盈起来。
正在激烈的争论中，沈桂芳接过话题。这位刚卸下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研究员，拿出了该院教授梅方权写的一份题为《粮食生产需作战略性调整》的建议。
沈桂芳委员对这份建议作了这样的解释。她说我国到２０００年人口将猛增到１３亿，要能吃饱饭，粮食就必须进行结构改革。梅教授在建议中指出，我国将来粮食的增产幅度大，实际上大部分属于饲料。如何达到增产这个目标呢？当然有各种方法和思路。但是最迫切的是要作战略性调整，即从现在的以粮食－－－经济作物生产为主的“二元结构”，转变为粮食－－－饲料－－－经济作物生产为主的“三元结构”，尽快实施“三元结构工程”。
代表和委员们非常理解。过去，我国人畜不分的粮食生产结构，对我们这样一个耕地匮乏、粮食短缺的国家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浪费，严重影响粮食生产的有效增长和粮食综合效益的提高。所以，粮食生产亟待作战略性调整，“三元结构工程”势在必行，而实施“三元结构工程”，将会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总体生产能力。
在会上，安徽省农科院名誉院长李成荃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全国粮食输出量第一的安徽已采纳了实施“三元结构工程”的建议。会后不久，该省召开的第六次党代会上，这项工程已经进入了省委的红头文件中：
“大力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从传统的粮食经济作物的‘二元结构’逐步转变为粮食饲料经济作物的‘三元结构工程’。”
人们难以忘怀的１９９５年，是中华民族的农业观念大转变的一年，也是全国上下齐心大造舆论的一年。
历史，刚刚翻开新的一页。全国上下一遍呼声：农业、农民、粮食喊得震天响！
１９９５年，一个崭新的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中确立；３月１８日，“两会”在“咬定农业不放松”的口号声中结束。
接着，在３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全面落实加强农业各项决策，加快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至３月底，江泽民总书记风尘仆仆踏上了南行路－－－江苏、广东等省，实地考察农业。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统一认识，狠抓落实》，强调全党全国大抓农业的意义和它的艰巨性。“我们应当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看待农业问题。只有夺取农业丰收、丰富‘米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