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谁养活中国 王治安著-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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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深远的内涵的。”
　　她的语言生动，寓意深邃。在她看来，他们不是在表演，而是在奉献一颗博大的热爱大地母亲－－－土地的赤诚之心。他们日夜兼程，仅仅花去一个月时间，就创作、排练出《大地颂》、《国土员浪漫曲》、《土地情》等一批歌曲、舞蹈和小品，格调高雅，形式新颖。并邀请了全国著名的歌唱家董文华、杨洪基参加演出。
　　提起杨洪基，在我耳际不禁响起了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声音。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壮歌，那声音至今仍震撼着人们的心弦。
　　此时，他随他的歌声一起，走进了舞台，为晚会增添了光彩。
　　曾小姐陪同我采访了杨洪基。此人气度不凡，高大的个子，和善而有神的表情，风度翩翩，随和稳健。
　　“你参加这样的演出，有何感受？”我劈头问道。
　　“哦，感受颇多啦。”他似乎早有准备，“实话告诉你，以土地为主题的演出，我还是第一次。不过，对土地的情感，对我国的土地国情，早有感受。去年，我去欧洲访问，先后去过德国、意大利、芬兰等十余个国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大地一片翠绿，那里的人民对土地一片痴情。那些国家到处是森林、草地，没有人愧对人类的母亲－－－土地。”
　　此刻，他突然刹住了话题，明眸里透出一丝丝忧虑。好半天，他才接着往下说：“然而回到祖国，再细观山河，到处是荒山兀岭，乱石嶙峋，一片片焦土，给人的印象是沉闷的，灰暗的过去，中国人喜欢说‘地大物博’，现在地已变小了，物博也就不好说了。”
　　作为一位艺术家，如此深情地关注土地，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顺畅。这位年过半百、饱经沧桑的歌唱家，说话犹如竹筒倒豆子。
　　末尾，他又补充了话题。他郑重地表明一个道理：“在我国如何教育农民，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爱护森林，爱护土地，这是人类的美德，也是体现人类文明的表现，我们不能丢掉了美德。前些年，炒地皮，买卖土地，我实在看不惯呀！”
　　省、市政府官员，对这场晚会十分关注，主要领导都来了。一位副省长在致词中，声音激昂，措词强烈。
　　每年的６月２５日，是全国“土地日”。这是１９９１年６月２４日由国务院第８３次常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的。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土地管理的重大举措，意义十分深远。
　　这位省领导，还叙述了土地的省情，并全面地、客观地披露了家底。他说：我省土地管理工作经过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他话锋一转：四川这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省有种种困惑。四川人均耕地面积仅有０．８４亩，比全国人均水平少三分之一。每年自然灾害和农业结构调整净减３０多万亩，非农业建设占地１８万亩，复耕开垦约２０万亩，三下五除二，每年耕地净减３０万亩，而人口净增上百万。人地矛盾始终是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我们要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土地国情和省情教育，增强全民的土地忧患意识。
　　一年一度的“土地日”，旨在教育群众，教育整个民族，共同奋进，保护国土。每到那一天，举国上下的人民都会最诚挚地纪念这个节日。今年的节日，有着特殊的氛围，特殊的意义！
　　６月２４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再三强调，今年“土地日”的中心是“大地与法制”。他面对麦克风，严肃诉说着这个节日的重大意义：“今天是全国‘土地日’。自从确定这个纪念日起，历经了５个春秋，‘土地日’从陌生到熟悉，已深入亿万人的心灵，成为全社会深切关注的一个重要纪念日。”
　　６月２５日，为纪念这个重要节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制止违法批地用地》。文章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今年的土地日的宣传主题是‘土地与法制’。这个重大的主题，说明了土地与法制这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向人们提出了如何加强法制建设，依法强化土地管理的重大课题。”“法律是土地的保护神，而土地正在呼唤着法律。”“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土地当它从非市场化走向市场的时候，尤其要靠法律以强制性的力量来规范，通过严格的管理，使之活而不乱，运作有序。在致力于土地市场建设的同时，致力于土地法制建设，这应当是并行不悖的两项任务。只有两手一齐用力，抓住这两种建设，才能促使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健康地发展。”
　　越权·揽权·争权
　　应该说，这一回，四川的举动是“超前”的。第五个全国“土地日”刚过１０天，就行动起来了。
　　１９９５年７月６日，“四川省政府土地执法检查组”兵分四路，浩浩荡荡，向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进发。
　　前一天，我去省国土局办事，在办公室碰上了老曾。
　　“王记者，我们土地执法检查组，明天出发，去查土地的事儿，你去不？”他高声热情地嚷道。
　　“查什么？”
　　“查违法、越权批地呀！”
　　“哦，不是说，下月才干吗？怎么这么快就动起来了呢？”“嘿，过去我们老是拖后腿，这一回，要做出样儿给大家看才是呀。这不，这是上面的意图。”他是个直肠子，快人快语，可这一次，有些话已到嘴边，为啥又咽了下去？
　　我在沉思，咀嚼他话中的内涵。
　　“你到底去不去？我们还邀请了好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呢。”
　　“去！”我点头应允了。
　　次日清晨，我按时参加了川西组，第一站，是川西的某市。
　　小巧玲珑的市政府小会议厅，安静、优美、清新，给人的感觉很好。汇报会，召开得紧紧骤骤的，会议室人数不多，但气氛很浓。一位副市长亲临会议，迎接省政府的检查组。
　　我坐在圆桌的尽头，察颜观色，静静地等待着市长、局长们的汇报。
　　约摸半个时辰，会议开始了。首先由市国土局局长作了全面汇报，有些材料自清理土地撂荒以来已听过几遍了，新鲜的、动听的不太多。
　　但有一点令我难忘，令我吃惊。他理直气壮，毫不掩饰地说，自１９９２年以来，市里批地６万亩，各区批地６万亩，报省上批地６０００多亩。
　　此外，下面有人反映，在土地批租上步子迈大些，本届政府要求发展经济，当初认为门路更多的就是批租土地。有些问题，哪里是我们造成的呢？上面有领导叫我们加大力度，多圈土地嘛。××航空港、××工业城、××扶贫开发区、台商招商区等等，都不是我们的主意嘛说到这里，副市长插入了话题。他的声音柔和而有分量。他说，这几大开发区，市里没批，现在依然是，应该算违章用地。此话透露了实情。
　　在场的知情者和不知情者的眼珠儿都鼓得圆圆的，望着他，仿佛在说，讲下去，讲下去，继续披露。
　　我蒙在鼓里，不知缘由。
　　局长接着说。此时，他心情是复杂的。他从压抑到启动，似乎像岩浆压在地壳中，突然喷发出来。“××大都会、××乐园，都是上级领导开的口，我们哪里顶得住呢？上级强调说‘特批特办’，先用后批。唉，这样搞，我们当时就认为所以自今没批没办手续。１９９２年，上级要求大发展，现在又来找问题。我们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才是。我们欢迎提意见，但我们也要汇报我们的苦衷还有，最近，省上提出全省建立１００个镇，每镇用地３００亩。这些土地从何而来？”
　　此时，副市长也激动了，国字脸胀得通红，明眸大睁，大有一吐为快之意。顿时，厅内鸦雀无声，大伙儿屏住呼吸，听他的诉说。“这”很遗憾，他没有说下去。
　　沉默了约二分钟后，局长才接上了话题。
　　现在，他的心情倒平静了些。他说，３年前，省上要求以我市为中心，抓好“一条线”的发展，要我市做好服务工作。所以我们将土地的审批权，即耕地２０亩、非耕地６０亩的审批权委托给区县办理，并发了文件。这个文件也不是乱发的，是根据上面的精神搞的，别人指责我们下放土地审批权，不对嘛！我们是有依据的。唉，我们国土局难办呀！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得病我吃药哈哈，这叫我当局长的怎么说呀！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又争执起来。这几座大的工程，如“××大都会”市政府不知道，也没人批就干开了，甚至连市委、市府的主要领导也只是听到一些传言，没人正式和他们商讨。还有人透露，“××大都会”开工是一位上级机关的头头剪的彩。
　　如此种种，叫人费解，叫人心酸。这也许是，本市这块可口的肥肉，在当初批地、租地、卖地、炒地的热潮中，大伙儿都把成都平原当成“唐僧肉”。手从四面八方伸来，横吃、豪吃、抢吃、偷吃，谁也挡不住！
　　最后，局长细言细语地提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要求。他说，我市给的土地审批权限耕地２０亩，非耕地６０亩，太少了。深圳、广州等地的审批权比我们大，耕地５００亩，武汉、南京是２００亩。我们应该和深圳、广州一样才是。省上的审批权耕地是１０００亩，市上可不可以审批５００亩呢？
　　局长的意见也许有他的道理，广州、深圳有的权力，该市也应该享受。权，有时候确实起很大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个政治待遇的问题，不可随便弃权。
　　但是，我又想这权能放吗？我一时迷糊了。不过，我想成都平原就是那么大一块了，一次就批５００亩，或１０００亩，权力的作用太可怕了！
　　我环顾厅内，一派沉默，既没有人支持，也没有人反对。只见大伙双眼滚动，好像在说：这权不能放！
　　其实，这权该不该放，是有法律规定的。《土地管理法》第２４条规定：“国家建设征用耕地一千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千亩以上，由国务院批准。征用省、自治区行政区域的土地，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征用耕地３亩以下，其他土地１０亩以下的，由县人民政府批准；省辖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批准权限，由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这是国法，谁也不应该篡改呀！至于权限，是很明确的。
　　汇报是平淡无奇的。在汇报中，有个小插曲，倒很有趣。
　　检查组领头的是一位年逾半百的同志，听说是省上某厅一位副秘书长。按照常规，他的发言应该是有分量的，然而并非如此，真有点遗憾。
　　他说，《土地管理法》颁布快１０年了。我们这次检查是调查、总结、学习的一次好机会不过，这种执法检查，也许是“例行公事”。我们实行分级检查原则，我们在查的基础上进行检查查的范围，不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嗯，依我之见，主要是汲取教训的问题，有些事如何处理，就看中央的了
　　顿时，厅内寂静无声，大家面面相觑，对头儿的这番“肺腑之言”哭笑不得。我呢，刹住了笔，只觉得一股冷气横贯全身。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故障。唉，难道“例行公事”，就是这次检查的目的吗？难怪，邀请了七八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不来，仅仅是我这个“编外”记者来了。我责怪自己，是不是吃错了药？别人既然是“例行公事”，你又何苦来凑闹热呢？
　　我心中一阵冷，一阵热，冷气消失之后，又转换成热浪。我的心底在说，哎，现在来讲这些话，都是马后炮。地，占了，圈了，该占的占了，不该占的也占了，卖的卖，荒的荒，一拖两三年，大批土地都陷入了头儿们的纷争和戏言之中，目下再说再争，都没用！
　　谁之过呢？
　　是村干部？他们是“中国官谱”之外的“无品”小官，没有那样的“狗胆”。
　　是村夫？他们是被“宰割”的对象，更不敢妄动！
　　我一直在沉思，这场土地大战，造成如今僵持局面，风从何处刮起呢？又是谁在推波助澜呢？
　　我一直在捉摸，这次检查为什么匆匆行动，而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就降了调，泼了冷水。前面的路该如何走呢？
　　我正在猜测时，同行的四川省国土局监察处李处长，递给我一份材料。
　　我打开一看，似乎明白了几分。一份国务院的《情况反映》，文字不长，可领导批字，从中央到省里一级批转一级，字迹密密匝匝，龙飞凤舞。正文这样写道：
　　“从四川刚结束的国土工作会议获悉，成都平原１９９２—
　　１９９４年耕地又减少了一个中等县的耕地，像这样快的速度，使耕地锐减，我们的后代将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