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1期-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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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浩然并没有客观地反思“文革”，更没有好好地反思自己。林斤澜说：“１９８３年，北京作家到市委党校学习，联系实际谈创作。有人说到‘文革’用了‘浩劫’一词，浩然发话，对浩劫两个字接受不来，说是‘十年动乱’还能接受。这就在会上引起争议，有几个作家提出质疑。我记得浩然解释说：‘又没有抢劫谁，怎么用浩劫两字？’——浩然也许懂得、也许不懂得‘浩劫’是什么意思，‘浩劫’的劫是劫难的意思，不是抢劫的意思。端木蕻良坐在我的面前，摇头，低声自言自语：‘太惨了，太惨了……’‘太惨’指语文水平？指留恋‘文革’？端木的话含意是很多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浩然有与“文革”一损俱损的心理，有对“文革”要从轻发落的心理。慢慢地，他的尾巴松开来了，翘起来了。他在《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一文中有言：“我在‘文革’期间，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这话可能会蒙了全世界的人，“贡献”在那里？是否斗人还不够惨烈，是否没有把老舍当场打死在文联里头？是否同江青的关系还不够紧密，没有弄个文化部部长或副部长当当？　
　　浩然说：“我是一个奇迹，一个亘古未出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成为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浩然还说，“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并自封为“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有人著文问浩然了：农民１９６０年前后饿死很多人，你浩然做到“农民饿死我饿死”没有？很长时间里有农民吃不饱，穿不起裤子，你浩然先生做没做到“农民没裤子我没裤子”？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的份儿，农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场戏，同吃一桌饭，出入有直升机，生了病住北京三〇一医院（高干医院），你浩然代表得了农民什么？　
　　林斤澜说，浩然曾经在一次会上，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其中一条叫“反其道而行之”。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现实里，不见好人好事，只听到或看到不好的事情，于是倒变过来，成了好的一面，你理想的样子。比如，看到售货员态度恶劣，浩然一变，售货员笑容灿烂，又周到又贴心。又比如，农民怠工，干活“疲沓”，变成争先恐后。即江青干将于会咏所谓“没有更好，海阔天空！”“倒过来”的思想，成了风行的逻辑，走入文艺阵地。有人写了反右小说，有人写了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的小说，出书时政局大变，说：“不要紧，倒变过来就好了。”不但离开了文艺，而且离开了常识。　
　　浩然说：“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包括《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之战》……）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有人指出：浩然的作品一直贯穿着阶级斗争，“左”的路线害苦了中国人民，浩然还回味什么呢？浩然对“以粮为纲”、“统购统销”之类极左农村政策，至今坚信不移，深信富裕是修正主义，贫穷是社会主义，真是匪夷所思。再，我国农村什么时候开始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不是浩然描述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的“一大二公，穷过渡”的五六十年代，也不是浩然按照江青旨意创作“农业学大寨”的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的，“阶级斗争”空前高涨的七十年代中期，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林斤澜说：“浩然的作品当年读者很多，但浩然的文学观里没有文学，也可以没有语文，然而很固执。——叶圣陶是前辈语文专家，他的长孙诗人叶三午对我说：伏天，叶老挥汗为《艳阳天》修理错别字语法。他站在老人身后打扇，老人一边坚持，一边叹气。”　
　　我觉得作为作家的浩然，非常顽固。一个怀着悲悯情怀的，站在人民一边的、对历史负责的作家不是这样的。作家不是跟屁虫或应声虫，作家不是螺丝钉或工具，作家绝不能把臭说成香、把假说成真、把错说成对，把丑说成美。作家应该为民众歌哭，富有忧患意识、批判意识，以促社会的前行（即鲁迅先生所说“变革现状”）……　
　　我看１７年的长篇小说，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最见功力。改霞，特别是梁三老汉，形象鲜活，呼之欲出。地域乡土色彩极为浓郁，叙事扎实，议论精辟，常见妙笔。但，《创业史》无法成为杰作，大作家终被时代局限，图解了政策：集体所有制必将代替个体所有制。这样的遗憾，在水平接近的周立波那里也可以见到。遗憾的作家太多太多，谁都明白，不必赘述。　
　　林斤澜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浩然出现不少阶段性的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作品没有了，权欲大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一次看似重大的会议上，浩然说：“要把文艺事业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作家要重新组织，整理阶级队伍。”——经过各种运动的人，该知道“整理阶级队伍”意味着什么，令人不寒而栗。后来时局发展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但，浩然的话在听者心中，已永远不能抹去。这是浩然的极端表现。　
　　后来，和刘绍棠争当北京市作协主席，非常起劲。　
　　我看到一篇浩然访谈录，文章的结尾颇具意味。摘抄下来，附带交代，访谈的时间，是１９９８年。　
　　　
　　……　
　　“这些年来，确实有孤独的感觉，也很少能够进入评论家的视野。我也有意识地远离文艺界，主要觉得跟他们没有交流的语言。现在的很多东西我已经无法理解了。包括现在一些作家写的东西，我看不懂。”　
　　采访结束后，浩然坚持把记者送到门外。他的家静静地伫立在一片漂亮的独家小院中。浩然告诉我们，邻居们都是三河的农民，很富裕，很有钱，或者说都是暴发户，住在这里他感到很压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芽”记者不解，“几十年来，您不是一直盼望着农民兄弟们过上好日子吗，如今他们终于富起来了，您怎么反而觉到压抑呢？芽”　
　　“他们都是靠着倒卖建材先富起来的，”浩然说，“更多的农民不这样。”我们问：“在您心里是否和那些沾着泥土味儿的农民更亲，跟他们更认同呢？芽”　
　　浩然沉默，然后微笑。　
　　　
　　１９９７年，刘绍棠去世。　
　　“倘若不跟浩然争当北京市作协主席，刘绍棠还死不了”。林斤澜说。　
　　“这有什么意思呢？作家靠作品说话，为了一个官号，搭上一条性命，太不划算。”我说。“他肝腹水，坐在轮椅上，夫人推着。那时，他除了作协的事，还开‘两会’。忙得不得了。我跟他说，静心养病。他向来听不进人家的意见。我曾和人私下商量，主席设个虚的也可以。他不同意，跟人说：‘我不当，难道让浩然当吗？’”林斤澜说。　
　　“他争得这个作协主席了吗？”我问。　
　　“他是个豪放坦荡、意气用事的人，写作勤奋，以多取胜，是多产作家。大会通过了。可是上任的时候，他却死了。”林斤澜说。
　　　　“那么，后来谁当了主席呢？”我问。　
　　“浩然。”林斤澜答。我吃了一惊，但无话可说。细细想来，这种事情实属正常。　
　　那么，刘绍棠争当主席正常吗？也属正常。——大凡这种官儿，要么德高望重，别人没法不给他当；要么让官面上放心得下；要么热情很高，群众基础也不错……上面觉得大方向把握得住，谁当都没有关系。　
　　“从前你被免去《北京文学》主编，听说刘绍棠不想接你这个班。是不是？”我问。　
　　“刘绍棠是个讲义气的人。他说过：‘林斤澜的班，我不接。’”林斤澜说。　
　　“据我所知，浩然做主编后，《北京文学》就萎顿了。倘若是刘绍棠，你以为会好一些吗？”我问。　
　　“这很难说。刘绍棠是热情似火的人，可他的观念不行，包括社会观念。”林斤澜说。　
　　林斤澜所谓“社会观念”，我略知一二。刘绍棠对待“反右”，有个著名的比喻：“娘打儿子”。——“把我错划为右派，是妈妈错打了孩子。妈妈错打了孩子，也是很心疼的。难道还非要已经认错的妈妈给儿子下跪吗？！”　
　　我极崇敬的邵燕祥先生写有《“娘打儿子”论》。指出“娘打儿子”论是同《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相抵触的。又说：　
　　这种“娘打儿子”论，不是更像旧时代“官打民不究，父打子不究，夫打妻不究”的封建法规和奴隶道德的翻版或变种吗？还哪里有一点现代工人阶级先锋队内部关系上应有的原则精神和感情色彩呢？　
　　倘若相信了“娘打儿子”论，把错误路线当作“娘”，则如此之多的血的教训就不值得研究，而总结经验不仅多事，且有违“孝”道了。试问：这种观点和论调究竟是维护党的利益和威信，还是在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路线辩护呢？　
　　哪怕退一步说，作为一种蹩脚的比喻，姑且承认党是母亲、党员是儿子，也根本不能得出冤假错案是“娘打儿子”的结论。因为制造冤假错案，破坏党内民主生活，侵犯党员政治权利以至人身自由的，并不是党，而是党内错误领导和某些个人野心家，以及有心紧跟或一般执行了整人指示与部署的党员；除去个人野心家如张国焘和后来的林彪、江青、康生一类不论外，这些不同程度整过人的人，和被整的党员一样，按照上述逻辑本来同属党的“儿子”。因此，“娘打儿子”也者，不过是党的一些“儿子”整另外一些“儿子”，整人时却“以母亲的名义”而已。整得眼睛红时，还要整到党外去，那自然谈不上“娘打儿子”，而是打邻居、打朋友、打路人了。　
　　我问邵燕祥，这是不是针对刘绍棠的。答曰是听到别人同样的论调后所作。　
　　刘绍棠还有个“有所不写论”。刘绍棠在南开大学作报告：“每一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即使是真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一位同学递上一个纸条：“刘老师，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既然是真实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刘绍棠拿着这张条子问是谁写的。台下站起来一位女同学说：“是我写的。”刘绍棠见是个女子，就开玩笑：“你把你的学生证给我看看好吗？我要看看你的学生证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疮的照片。”“我为什么要把脸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啊？”“长疮时你为什么不拍一个呢？”“长疮时拍照片啊，怪寒碜。”刘接着说长疮时是非本质的，不漂亮是暂时的，它不是你的真正面目。“共产党的缺点也是同样如此，你为什么对自己是那样的公正，而对共产党却是这样的不公平呢？”——小小花絮，作家几次沾沾自喜，我却看出一个作家的浅薄来。——多么好的刘绍棠啊，怎么写不出多么好的作品呢？　
　　“我觉得刘绍棠写了那么多，你评论过的《蒲柳人家》稍好，还有《瓜棚柳巷》，但同是写风情，和汪曾祺的《受戒》无法相比。”我说。　
　　“那当然。《边城》和《受戒》是观止。刘绍棠写东西不求个性。比如刘绍棠写景，爱用成语：‘鸟语花香’‘桃红柳绿’‘大地回春’‘风和日丽’……沈从文读到刘绍棠这些成语，问道：‘你呢，你在哪里？’”林斤澜说。　
　　我知道，刘绍棠拜孙犁为师。孙犁语言多么干净，多么清丽，多么隽永，多么富有个性，刘绍棠对不起老师呢。　
　　刘绍棠和浩然，性格各别，但都是农村出来的“写家”。都要把仕途与文坛走到顶级。林斤澜说：“刘绍棠以最后的精力，写完计划中的长篇小说；浩然写不动时，还口述回忆。他们最后的力气，还是放在写作上。”我却认为作家要对人民负责，起码不要浪费纸张。中国有不少自以为“伟大”，实则浪费纸张的作家，浩然对得起历史吗？刘绍棠不是在浪费纸张吗？基于这一点，刘绍棠和浩然，结局同样可悲。　
　　世事倥偬，人生如梦。“日月之行，若出其中”。风兮云兮，潮水潮鱼。春秋好梦几何？譬如朝露。京华珍品几多？晨星数粒。惜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杨沫、浩然、刘绍棠，均非等闲，倘风好水好，温熙适体，不定孵出鲲鹏来哉。然人兽交替，不可回首。汉河遥寄，安息安息。　
　　　
王莽本纪
张宏杰
张宏杰蒙古族。１９７２年生于辽宁，１９９４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葫芦岛分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文学院合同制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