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1期-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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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就没人发现，爱上西藏的，多是女人吗？
２．爱西藏的男人
其实我想说，爱上西藏的男人更多。
一般人爱西藏，都多多少少能说出自己的原因。西藏的确是个充满魅力的神奇的地方，诗人能在那里寻找到梦一般的意境，画家能在那里发现诗一般的色彩，歌唱家能在那里唱出天籁般的声音，舞蹈家在那里能找到飞翔的感觉。
可是我知道，有一群人，他们爱西藏没有理由，他们走进西藏不是选择。他们对西藏的爱，不是源于感情，而是源于责任。他们是一群特殊的男人。
就讲三个爱西藏的男人。
３８年前，有位西藏军区的领导病倒在工作岗位上，他是边修路边进军、爬雪山数十座、趟冰河数十条、历经千难万险、流血牺牲走上高原的英雄群体中的一个。进藏后，他办矿厂，办农场，办皮革厂，拼命工作，活生生的给累垮了。医生和领导都以为他不行了，连忙让他的妻子孩子进藏看他，当年徒步走进高原的他，被担架抬了出来，送到北京治疗。
他的儿子，一个正读高一的青年学生，看到父亲被抬上飞机的时候，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他要继承父亲的事业，在西藏当兵！说到做到，这个儿子就没再出来，义无反顾地留在了西藏。在那片土地上一干就是２５年，从一个士兵，成长为一名大校军官。
三十多年后他跟我说，那时我真的是一腔热血，万丈豪情，毫无保留地爱上了那片土地。我为父亲自豪，也为自己自豪。那时我父亲还在军区当领导，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依靠他，一切都靠我自己，我就是想硬生生地证明我能行。作家马原在西藏时就认识他，称他为“骠骑兵上尉”。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离开西藏，调到了内地部队。但是他跟我说的一段话，我至今难忘。他说，每次我离开西藏回到内地，要不了多久，心情就会像一块皱巴巴的烂抹布，我就会很烦躁，渴望回到西藏。只要一回到西藏，在西藏的阳光下晒一晒，皱巴巴的心立即就被熨平了，重新变得舒展开朗。所以当有人说，西藏军人做出了牺牲、需要理解时，我就说我不需要。因为他们不知道，西藏给予我们的，多过我们给予西藏的。我们从西藏获得的心灵愉悦、灵魂的跃升，没人能知道。我终生感激西藏。
我想他爱西藏，是真爱，爱到了骨子里。
西藏让他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的理想却不断地被现实击碎，虽不能说头破血流，至少也是伤筋动骨。我很为他感到遗憾。但同时，我非常敬重他，因为他依然不折不挠地在自己有限的天地里挣扎，他在被派到一个边远的军分区工作后，居然将那个分区的信息化水平提高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全分区２８３个乡镇全部连通，他为此一直工作到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小时。
无论结局怎样，我都敬重他曾经的理想、曾经的奋斗、曾经的执着。他不愧是１８军的后代，不愧是在西藏成长起来的军人。
我又想起他说的那句话，我就是想硬生生地证明自己能行。
这是六七十年代的西藏军人。再说个八十年代的。
１９８２年，有个来自山东农村的小伙子从军校毕业，因为成绩优异，学校让他留校。他跑去找校长，他说我考军校难道是为了当老师吗？不是的，我是为了戍边卫国。校长说，你要不愿意留校，现在只有两个方向的部队还有名额了，一个是西藏，一个是新疆，你去吗？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去，去西藏。
就这么着，这个１９岁的年轻人，凭着年轻气盛，凭着初生牛犊的劲头，毅然把自己的一生，和西藏连在了一起。
没料到这个选择给他的父母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当时他的家乡发生了一件事：一个被分派援藏的地方干部，因为害怕西藏艰苦拒之不去。那个年代，还是个谈藏色变的年代。于是人们纷纷传说，西藏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不仅缺氧、寒冷，还荒无人烟。他的母亲知道他要去西藏后，一气一怕之下，重病卧床。他感到很内疚，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高原。
踏上高原后，他就像西藏的山一样稳稳地站在了那里。当排长时，他是全旅最优秀的排长；当连长时，他把一个连带得呱呱叫；当营长时，他被评为西藏军区军事训练先进个人。后来被提拔到团长的岗位上，年仅３４岁，是全军区最年轻的团长之一。
但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减轻他对父母亲的愧疚。他的妻子孩子都在拉萨，每次探亲，他都要拿出大部分时间回农村老家看望父母。而且总是选择农忙季节。回家一放下行李就开始干活，将父母亲积攒下的重体力活全部干掉，起猪圈、劈柴火、上房换瓦、割麦子翻地，两天干下来就满手血泡。村里人都说，你这哪还像个团长？简直是个地道的庄稼汉啊。
他是我采访过的一位团长。我当时问他，你爱西藏吗？他说，没想过。我又问他，想过要离开吗？他仍说，没想过。
那是１９９７年。如今八年过去了，他依然在西藏。我不知道如果我今天再问他，你爱西藏吗？他会怎样回答。也许他仍会说，没想过。
他无须用言语表达。
再讲个九十年代的年轻军官吧。
小伙子是北京兵，从军校毕业被分配进了西藏，而且一下分到了最边防的一个哨所，在那里当排长。他的同学亲人朋友都对他的分配深表同情，他们甚至用了“发配”这个词。他自己也情绪不高。只是因为是个热血男儿，没有当逃兵。
到了哨所，他和排里的一帮兄弟一起执勤，学习，生活，想家。日子到底怎么过的，我不知道。我想说的是，他最初是那样不情愿地去那里，只盼着有机会就调走，后来感情是怎么变化的，连他自己也没察觉。一年后他该探家了，他兴高采烈，甚至是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北京。北京多好啊，不仅是他的故乡，还是首都，还是繁华的都市。父亲母亲，哥哥嫂子，还有舅舅，姑妈，总之他身边的所有亲人，都像迎接劳苦功高的英雄那样迎接他。他们一致决定要好好地为他接风，隆重地为他洗尘。瞧瞧他那两颊的高原红，瞧瞧他那一身军装的尘土。亲友们看他的目光，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于是在一家高档酒楼里订了包间，众星捧月地将他围在中间。他也很兴奋，换了一身笔挺的西装，陶醉在聚会的中心。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过这样的生活了？有多长时间没有吃过生猛海鲜了？有多长时间没看见漂亮小姐站在身边倒酒了？
父亲端起酒杯，像对待朋友那样，给他敬酒。众亲戚们也纷纷端起酒杯站了起来，他一口喝下酒，笑吟吟地说，谢谢大家，我太高兴了。我……我今天……
突然，真的非常突然，眼泪一下盈满了他的眼眶，他说不出话来。他垂下头，盯着桌面。母亲关切地问，你怎么了。他哇地一声，哭出了声。他一边哭一边说，我在这里吃这么好的东西，我坐在这么温暖明亮的地方，可是我的那些兄弟，他们还在哨所呆着，他们连电视都看不到，他们住在屋里结冰的地方，他们好多人从来没吃过海鲜，他们的嘴唇和牙龈老是出血，他们的指甲都凹陷了，我想他们，我吃不下啊……
一顿洗尘的宴会就这样被他的泪水淹没了。所有的人都红了眼圈儿，所有的人都在那一刻，挂念起了他们素不相识的遥远的西藏。母亲说，别哭了，等你回去的时候，我给你买好多好吃的东西，你带回去给他们还不行吗？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好不好？
后来，小伙子提前结束休假回到了西藏，回到了他的哨所。他提着满满两大包东西，全是好吃的。他看到他的那些兄弟围着他乐呵呵的样子，心满意足。
我想如果我问他，你爱西藏吗？他也许会说，我爱我的那些守在西藏的兄弟。
当西藏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当西藏被越来越多的人向往，这三个男人，和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却始终特别。他们奔赴高原，不是为了好奇，不是为了风景，不是为了丰富自己的阅历，不是为了写作，不是为了舞蹈，不是为了绘画，不是为了音乐，不是为了自己的任何愿望。甚至，他们奔赴高原并非己愿。但他们一旦去了，就会稳稳地站在那里，增加高原的高度，增加雪山的高度。他们从不表达他们对西藏的爱，因为他们和西藏融在一起。
他们就是西藏军人。
３．空港故事
一次次的进藏，或飞机，或汽车，也吃了些苦头。而且还有个奇怪的现象，好几次临到进藏时我就病了。一次是感冒，打完针进去的；一次是胃病发作，疼痛难忍，一路吃着药进去的；还有一次是慢性阑尾炎发作，吃了三天大剂量的口服青霉素才压下去；其中还突发过一次全身过敏。但都没有大碍，进去之后就好了（这也算是我和西藏有缘）。无论怎样，今天进藏，比起当年走进西藏的女兵们，已是天壤之别了。且不说有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关键是，可以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若走陆路，沿途可以睡在很好的房子里，还可以吸氧。坐飞机就更不用说了，舒舒服服地喝一杯茶，就到高原了。
有时候我从飞机的舷窗望下去，望着身下那连绵起伏无尽的山脉，总是难以置信，当年那些年轻的十八军女战士，就是靠她们的双脚翻越我们身下那些起伏的雪山的么？就是靠吃得半饱的身体顶过严酷的寒冷的么？她们的生命怎么会那么顽强、那么坚毅啊？
我曾从陆地进藏三次。当然都是借助交通工具。青藏线那次，沿途住各铁路工程局的招待所；川藏线的两次，均住在沿途兵站，条件也不错。我曾在每个兵站的门口留影，以示走过。其实是路过。不管怎么说，从陆地进藏，还是要艰辛一些。我为此写了些文字，如《遥遥远远的路》。而飞进去的旅程，常被忽略和遗忘。
就说说我的空港故事。
几乎所有飞进西藏的航班，都是在早上。所以在我记忆里，进藏就是摸黑起床，睡梦中启程。１９９８年夏天，我带着十几个作家去西藏办笔会。本来人多就事儿多，何况是去西藏。我感觉压力很大。那天早上我起得更早了，等把大家从招待所的房间吆喝下来，却不见送机场的客车。连忙打电话到车队，说是送我们去机场的客车司机睡过头了，幸好及时叫醒他，他脸也没洗，睡眼惺忪地就跑来了，搞得我好一阵紧张，也没敢指责他。
总算按时赶到了太平寺军用机场，天还没大亮。其实作家们很配合，但我的精神始终紧绷着。托运行李时，那些骄傲的空军小伙子与我们的作家发生了冲突。事情很简单，有个女作家行李超重，他要罚款，一男作家说，我们都是一起的，行李一起算肯定不会超重。那个兵不肯。这显然有些不讲理。男作家来气了，一时间气氛紧张。我赶紧上前好言调解，息事宁人，赶紧办理了手续。等终于把全体弄上飞机坐下时，我感觉自己精疲力竭，然后身上就不对劲儿了。我预感自己的老毛病犯了。果然，到拉萨时，我已全身过敏，模样十分可怕，脸都肿了，肿到睁不开眼。少女时代我是个很爱过敏的人，每年都发病。成年后比较少了，就忘了这个茬，根本没带过敏药。没想到突然间回到少女时代，狼狈不堪。
幸好同去的一位作家带了息斯敏，赶紧给我吃了两粒。人体的过敏源至今是个医学难题，而我那次，肯定是精神过于紧张引起的。我知道终会过去的，就耐心地躺在床上等，等着那些来无踪去无影的红斑消退。等到下午５点多，它们果然消退了，就跟机场的那些兵一样，吓唬吓唬我又走了。于是我爬起来，按时参加了军区政治部欢迎我们的晚宴。
肿着一张脸飞进西藏，印象自然深刻。
我独自一人那次，也很难忘。
是１１月里，连成都也很冷了。我当时的领导，创作室主任杨景民，考虑到我一个人进藏，又是个女人，就起了个大早，亲自把我送到太平寺军用机场。
杨主任是从西藏出来的，他的青春岁月在那里度过，他对西藏没有向往，只有回忆。有时他会在办公室给我们讲西藏。讲他的当兵生涯。我记忆中比较深的一个细节，是他说他入伍时带着小提琴，分到西藏某工兵团后，有天早上他刚把小提琴拿出来摆开架势，班长就走了过来，从他肩上取下小提琴，换成一把镐头，说，走吧，上工地去。他就扛着镐头和班长去工地了。他所在的工兵团，参与了拉萨到贡嘎机场道路的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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