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5期-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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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局外人也无法了解的是，中共与苏联，绝非西方人士想象中的那种单纯的附属关系。今天的毛泽东不是当年的陈独秀，1945年的延安更不是1927年的武汉。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这里值得强调。当宋子文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成为焦点时，当《雅尔塔协定》引发出中美、中苏外交的波折令宋子文疲于奔命时，1945年4月23日一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随着有着共产国际和苏联背景的“王明路线”的被清除，随着“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写进中共党章，毛泽东完全确立了他的领袖地位。如今，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将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今天来看，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斯大林和苏联的影响力无疑被夸大了。但在当时条件下，又有谁能了解详情，预想未来呢？
从宋子文第一次率团赴莫斯科谈判，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人类史上惊心动魄的事件接连发生：三大国首脑举行波茨坦会议，会后发表宣言，为日本投降定出最后期限；美国投掷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与长崎，蘑菇云腾空而起后地面顿时变为一片废墟；苏联百万大军风驰电掣挺进中国东北，日本百万关东军如秋风落叶；日本天皇亲自发表广播讲话，最终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无条件投降……
《时代》报道了宋子文第二次抵达莫斯科之际，莫洛托夫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世界宣布苏联对日作战的情形：
当记者们走进克里姆林宫白桦林里莫洛托夫的住所时，这位外交人民委员多少显得有些紧张。他的香烟快要烧到指头，烟雾缭绕中他宣读声明……
干巴巴地念完声明，莫洛托夫狡猾地笑着注视记者，这笑似乎在说：“怎么样，先生们？”一位记者说：“谢谢您，莫洛托夫先生，非常谢谢您。”于是，记者们准备他们的报道，回到沉闷的莫斯科大饭店。在饭店里，日本的外交官和记者的行李早已堆在楼梯上。此时，莫斯科时间晚上九点，距俄国与日本的第二次战争爆发只剩下三个小时。
在中国使馆，另外一些行李则刚刚搬进来。一架美国军用飞机运来了重庆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他们前来莫斯科与莫洛托夫、斯大林举行第二轮谈判。中国的来访者和他们的俄国主人，比其他人更清楚该声明的所有重要性和即将产生的影响。
俄国红军进入满洲，加强了俄国在亚洲博弈的力量，从而也就削弱了中国的力量。杜鲁门总统欢迎俄国参战，宁愿过后再考虑未来的博弈。目前他的焦点是东京。（《时代》，1945年8月20日）
战局彻底改变了。随即，整个中国沉浸在八年抗日战争终于获胜的巨大喜悦中。
在这样的时刻，中苏外交谈判的种种反复与周折，现实妥协背后复杂的历史恩怨，必然只会成为历史大震荡中的小插曲。它发出的声音如此之小，如此无关紧要，早已消融在历史巨大的轰鸣中。人们听不到、也无暇去听那些微弱的声音了。在后来的一些史书中，它更成了轻描淡写的过眼烟云。
1945年10月20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附属协定的规定，外蒙古如期举行全民投票。据《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所述，举行投票时，外蒙古全境十八个盟，大体上以户为单位，凡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公民均在所属区内参加投票。投票采用记名法，选票上须填写名字，再填写赞成或反对独立。中国的国民政府曾派内政部次长率代表团抵库伦（今乌兰巴托）参观投票情形。10月24日，投票结果公布。共有四十九万四千余人参加投票，四十八万三千余人赞成独立。1946年，1月5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同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文告予以承认。
至此，1911年底发生的外蒙古独立风波，三十四年之后，尘埃落定。
完稿于2006年7月7日，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PersonalHistory（《个人历史》），VincentSheean（无出版社），1934年
《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王安娜著，李良健、李希贤校译，三联书店，1980年
《宋子文传》，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武汉出版社，1993年
《顾维钧回忆录（5）》，中华书局，1987年
《抓住龙尾》，约翰·佩顿·戴维斯著，罗清、赵仲强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斯诺文集（2）》，新华出版社，1984年
《浪迹天涯——萧乾传》，李辉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
《萧乾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社，1955年
《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石源华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费维恺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大块文章
王 蒙
一 慎重的快乐
都说一九七六年把“四人帮”抓起来是第二次解放，对于我来说，其兴奋，其感触，其命运攸关，生死所系，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解放：指的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席卷了全国。那一次体会的是己方的胜利，是战胜者的骄傲和欢欣。这一次体会到的却是终于绝处逢生，黑暗的地窨子里照进阳光，绝望变成了希望，困惑变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每天都有盼头更有意料得到的与意料之外的喜讯。
开始重发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这在毛著中是最最务实求真、通情达理、灵活机变，不搞教条主义、不搞绝对化、不照抄苏联模式的一篇典范之作。紧接着《人民日报》上竟然发表了反驳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字，大意说是经济都搞成了这个样子，还在那里批判“唯生产力论”，是不是要让我们喝西北风呢？其实这样的话，这样的说法，早已经在我的头脑里夹杂着叹息、怨忿说了不知多少遍了。绝对用不着什么水平什么理论的老百姓的常识，早就弄清了的道理，却由于政治的特殊情况变成了禁忌，而一旦这样的禁忌说破，竟然有云开日出，天翻地覆的感觉。
事后回忆这些事情的发生似乎只在一瞬。谁能想得到，所有的所谓“铁案如山”都在推翻，所有的批倒批臭，一阵风便变成了批红批香。首先是压在五行山下的各种文艺作品纷纷重见天日：人们又听到了“洪湖水，浪打浪”，人们又听到了王昆、郭兰英，各地戏曲名角；人们又看到了戏曲影片《红楼梦》，边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人们终于可以尽情吐露对于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而我在电视屏幕上看李维康主演的《杨开慧》的时候，听到一句词提到“爱晚亭”“橘子洲”，竟然痛哭失声……人们感叹地引用着那几年上演的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反法西斯英雄瓦尔特（据说是以铁托为原型）的名言：“活着，就能看得见！”我们看见了，因为我们活着，而徐宝伦、L、班长们看不见了，我们充满了偷生者的庆幸与欢喜！
郝关中老夫子几次对我说：“右派真的翻了天了……”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常识常理常人常情平常的物品与形状行状都定成了右派，什么创世功业，什么威猛泰山，什么辉煌旭日、雄辩江海、千钧霹雳、万里东风、玉宇澄清、乾坤扭转、新纪元新篇章新发明，还有令人头晕目眩的冲霄汉、上九天、反潮流、光芒万丈、光焰无际……不是早晚会稀里哗啦，踢里突鲁的吗？
真正的日子渐渐来到了，我从一开始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然而我必须夹紧尾巴，我必须格外小心，我相信还有反复，还有曲折，还有坎坷。我好像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一件娇嫩的宝器，我生怕由于自己的不慎而将宝器打碎，与宝器失之交臂。我已经痛感一切美好都是那样脆弱，而一切横蛮与困厄都是那样顽犟纠缠乃至貌似威严。我不当出头椽子，我必须若无其事。但是我还是流露了我的压不住的快乐，以至于一些和我要好的亲朋好友，都善意地告诫我：天道无常，上心难测，慎重，慎重，第三还是慎重。
而春风在悄悄地吹着，回到常识的过程日进百米。我试探地写了一篇小文《诗·数理化》，歌颂高考的恢复，指名道姓地歌颂当时的领导人华与叶，批判“四人帮”的一切已被揪出示众的谬误，政治上没有一句自己的语言，没有独到的见解，如果说此文有任何可取之处，应在于我长久以来的对于诗歌和数理化的兼收并爱，甚至于我认为“那种一切通过实验的不苟分毫的态度和作风，那种建筑在最平凡最一般的事实与公理上的令人神往的高、精、尖的大厦，不都是极其富有诗意的吗？”我赞美诗与数理化都是智慧的硕果，文化的奇葩。远在八十年代福建学者林兴宅提出最高的诗是数学之前。我是怎样将此文投寄给《新疆日报》的，已经记不起来，反正此前或此后，传出来报纸的说法，说是领导研究了，对王蒙可以抱一个良好对待的态度。这篇文章在报纸副刊上刊登了出来，时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距上次在《新疆文学》上发表《春满吐鲁番》——一九六四年五月历时十三年多，加上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的封杀期，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的半封杀期，我前后被冻结十七年，半冻结四年。
受到小文发表的鼓励，我又写了小说《向春晖》，发表在《新疆文学》一九七八年一月号上。写一个在少数民族地区与农民结合得很好的女农业技术员。连主人公的姓名都充满小儿科的“文革”色彩。王蒙写出这样的小说，不能不说是改造得已经很可以的了。别人读了说是不像鄙人写的，后来我自己读也觉得不太像。作品有筋骨脉络，却没有肌肉神情，没有细节，没有丰满的生活情趣，没有气韵生动。但仍然符合当时的潮流，酷似当时的许多作品，意在笔先，大树先进，斗争激烈，合图合谱合辙，绝对不越雷池一步。同时，这又毕竟是王某写的，有小说人称视角的转换，有农业知识的术语（还真有个务农的样儿呢），有对于窃窃私语、是是非非的长舌汉的描绘，还有一句结尾的话，说是：
向春晖的声音是空前的欢快，响亮，明净，像一支金唢呐，震响在弥漫着秋日的白杨和庄稼的香甜气味的空气里。
这句话很长，略显欧化，是王某喜欢写的对于秋天农村与大地的体味。金唢呐的比喻也还差强人意。也可以说这一句是使得孙猴子变成庙宇后露出了馅儿的他的那根尾巴，那根与庙宇风格不协调的旗杆。
《向春晖》的人物和故事却并非凭空捏造。伊犁巴彦岱公社的公社秘书罗远富，和他的妻子，湖南人李惠坤都是那个时代的与少数民族农民结合得极好，服务得极好的典范。可以干脆说李就是我的小说的人物的灵感起源，而我的拔高的写作方法，只是贫乏化了而不是升华了人物的形象。他们都是新疆“八一农学院”的优秀毕业生。罗不但能讲维吾尔语，而且能用木片写维吾尔书法。罗还有一手绝活，可以用特制的陶土制造馕坑，维语称“吐努尔”，我则喜欢音译为“土炉”。这可是真正的匠人——师傅——大师才干得了的活。李是公社农技站的技术员，经常出没在田间地头，用湖南味的N、L不分的维吾尔语推广着“无芒四号”“乌克兰八十四号”“红星二号”优良麦种与“白马牙”“双杂交”等玉米良种，以及其他先进技术。他们曾经住在公社拖拉机站，种了许多南瓜，极适应新疆农村的生活方式。世界与人生有时候是讲不清楚公理与道德的，我过去认为今天仍然认为，毛泽东提倡的与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的方向有一股感人的诚实与献身热情，然而仅仅靠奉献与克己的精神，靠道德品质与精神力量硬是解决不了发展问题温饱问题。何等地可叹啊。
他们二位是从底层一步步做起的。后来罗远富曾任吐鲁番地委书记，新疆自治区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惠坤则在自治区政府农办工作。
接着收到了《人民文学》杂志向前编辑的约稿信。春江水暖鸭先知，杂志送暖作者知。那个年代，能不能上《人民文学》，能不能得到《人民文学》的约稿，竟然成为行情，不，甚至是等级与身份，是命运的通蹇祸福的标帜。得到了约稿信，我读了又读，连人家的字体我也觉得 帅气、潇洒、老到。好歹一本杂志是一个组织的果实，而作家只不过是一个个的个人，当组织拥有无上的威权的时候，个人，作家，才华，灵感……都显得如何渺小与脆弱！不论是打仗还是修水库，组织化之远远优于个人是明显的，偏偏文学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