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5期-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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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的共产党国家的外长，一到旧金山，就成了新闻界捕捉的对象，成为美国人议论的中心。中国的外长宋子文也走了进来，这也是记者们注意的人物。中国，一个顽强抵抗东方法西斯达八年之久的国家，随着欧洲战场的即将结束，日益成为美国重视的地方，而中国国、共两党的矛盾也引起新闻界更大兴趣。和宋子文一起走进会场的是中共代表董必武，摄影记者们，快速地按动快门，拍下他们所要获取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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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天晚上，从柏林前线，传来了苏军与美军在易北河畔的托尔高会师的捷报，旧金山一片欢腾。柏林，即将攻克，希特勒的丧钟已经敲响。（《浪迹天涯——萧乾传》，第315…317）　
　　上面的文字是二十年前我在《浪迹天涯——萧乾传》中，对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场景所做的描写。　
　　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1942年1月，中、苏、美、英等二十六国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提出建立拥有普遍安全制度的世界秩序。1943年10月，中、苏、美、英四国发表《普遍安全宣言》，要求尽速成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1944年8月至10月，苏、美、英和中、美、英先后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讨论并拟定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并将其定名为联合国。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一致原则达成协议。（参见《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　
　　这一次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构成，令人耳目一新。在他们中间，有职业外交家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国民党代表王宠惠、胡适；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妇女代表吴贻芳；无党派代表胡霖；青年党代表李璜；民社党代表张君劢。（据《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这是国、共关系尚未破裂前，两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联合阵线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参与筹建未来将长期影响世界政治局面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此时，有谁能想到，1949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围绕拥有联合国席位的斗争，将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外交较量的一条主线。　
　　中国代表团的美国之行，成为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代表团中无党派代表胡霖，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报纸《大公报》的社长，他急令正在伦敦的《大公报》驻英国的特派记者、作家萧乾前往旧金山。于是，萧乾得以有机会亲身经历联合国成立之初中国代表团的外交活动，并以他的眼睛、他的笔，为处在焦点中心的宋子文等人，为微妙变化着的中、苏关系，披露了独家新闻，留下了现场记录。　
　　二十年前，在撰写萧乾传记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听他讲述了当年的故事。他的回忆，当年《大公报》的报道，现在则又一次帮助我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回望历史的瞬间——1945年5月24日，联合国宣布成立的日子。　
　　萧乾回忆说，就在同一天晚上，他刚刚躺下来准备睡觉，电话铃就响了。打来电话的是胡霖。胡霖匆忙地说：“你务必马上来——马上来，一切见面再说，地点在……”　
　　原来，这天晚上苏联代表团在其下榻的圣弗朗西斯旅馆，宴请捷克、法国、墨西哥等几个关系亲近的国家，同时，也邀请了中国代表团。　
　　车在急驶。萧乾想，光中国代表团参加宴会一事本身就是一大新闻。中苏的关系这几天一直是这里报纸的热门话题。有的报纸，在开幕前夕就报道说中国将盲目追随美国，以作为取得借款的交换条件。现在看来，中国和苏联会更亲近一些了。他在心里猜想，胡霖会告诉什么事呢？　
　　胡霖在大厅入口处等着，他气喘吁吁地对萧乾说：“刚才莫洛托夫向宋子文敬酒的时候，我听到了他的话。意思是欢迎中国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希望与宋外长在莫斯科再会晤。我装作解小便溜出来给你打电话。”说完，他很得意地笑笑。他没再说什么，朝萧乾挥挥手，转过身朝电梯走去。　
　　萧乾像离弦的箭一样蹿出旅馆，坐上出租车直奔电报局。（《浪迹天涯——萧乾传》，第318页）　
　　1945年4月28日，重庆《大公报》在第二版（第一版均为广告）右上角头条位置，用醒目的四行大标题刊发了萧乾发回的消息，顿时在重庆成为轰动的独家新闻——旧金山大会与中苏友谊　莫洛托夫宴宋子文等　莫氏几次诚挚的为中国举杯恳切表示再晤宋氏于莫斯科。消息写道：　
　　自我国提出国际公平正义的主张后，弱小国家的地位，已大见增强。但若干眼光狭隘的美国报纸，例如《旧金山分析报》（Sanfrancisco　Examiner）仍在造成盟国间之互不信赖。该报于二十六日晨刊载一消息，题为《中国为美国投票》，谓中国将赞成美国的提议，以为获得战后借款的交换条件。该报的消息，使人获得一种印象，即中美两国和她们的随从国家，将形成一个集团，以对抗其他的势力，尤以苏联为然。这种错误的观察，可以拿事实来证明其为谬误。苏外长莫洛托夫二十五日晚曾邀请最亲近的国家代表晚宴，由胡次长世泽担任翻译，席间莫洛托夫曾几次诚挚的为中国举杯，并恳切表示不日与宋外长在莫斯科把晤。（转引自《萧乾全集（2）》，第415页）　
　　几天后，5月5日，《大公报》又发表萧乾发回的另外一条消息《宋外长将访苏》：　
　　苏外长莫洛托夫不久即将返国，中国代表团昨晚特为设宴饯行，被邀参加者有莫洛托夫，苏联驻美大使葛洛米柯……主人方面有宋部长子文，驻英顾大使维钧，外次胡世泽。我方由胡次长担任翻译。在晚宴上，莫洛托夫迭次倾心的为中国人民干杯祝贺，并表示诚恳的希望宋外长莫斯科之行实现。宋外长赴苏之行现在似极可能。赫斯特系报纸于旧金山会议开幕前夕散布谣言，谓中国将盲目追随美国，以为取得借款的交换条件，苏联代表团显然曾因此项谣传而感迷惑。据传莫洛托夫曾询问此说是否属实。据报告，宋外长答复莫洛托夫的询问称：中国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决不盲从任何人。……（转引自《萧乾全集（2）》，第416页）　
　　萧乾乃至《大公报》的乐观，很快将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中、苏外长在世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友好，或许说是彼此心照不宣地做出的外交姿态。其实，围绕涉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议》展开的外交摩擦和讨价还价，才刚刚开始。　
　　据《宋子文传》，宋子文在华盛顿于6月9日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会见，杜鲁门第一次正式通报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会见时，美方要求宋子文暂时不要把雅尔塔协定内容电告蒋介石，以免泄密。6月14日，宋子文向杜鲁门提出：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以及苏俄同张作霖达成的协定里，苏联政府已经自愿放弃了一切特权、租借地，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特权地位，他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须澄清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利益”这一概念的含义；在经历了中日战争的一切苦难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坚决反对在中国恢复租借港口的制度。　
　　6月15日，杜鲁门电斯大林：“宋子文今日动身经重庆赴莫斯科，他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就苏中协定进行具体讨论。”　
　　杜鲁门的通报一点儿不错。宋子文一行如期在1945年6月30日抵达莫斯科。除几位外交专家外，有一个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1925至1937年在这里留学、旅居达十二年之久的蒋经国。莫洛托夫外长到机场欢迎，斯大林当天就与中国代表团会见。艰难的、讨价还价的中、苏谈判，由此展开。　
　　外蒙古的独立、大连港的地位、中东铁路的经营权，在涉及中国主权的这三个最棘手的问题上，双方态度迥异。中、苏谈判在7月12日举行第六次会谈后曾一度临时中断。一方面因为宋子文要回国与蒋介石沟通情况，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在莫洛托夫的陪同下，要前往已经解放了的德国，出席英、苏、美三国首脑之间的又一次峰会——波茨坦会议。　
　　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哈里曼，一直关注并介入了中苏谈判。　
　　在7月10日，哈里曼向华盛顿报告了一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斯大林提出的形式，令宋子文感到满意”。中国外交部长这样告诉他。此外，斯大林“明确声明，他只支持中国国民政府，中国一切军队均应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哈里曼接着又说，“宋倾向于相信，如果同苏联达成一项协议，这将打开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谅解的道路。”　
　　两天之后，在斯大林出发去波茨坦的前夕，磋商陷于中断，在苏联控制大连、旅顺港和满洲铁路的程度上发生了严重的争论。宋飞回重庆与委员长磋商。（《抓住龙尾》，第407页）　
　　据戴维斯的回忆，回到重庆的宋子文情绪低落，他对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说“我完全垮了”。他甚至说：“这个拟议中的与苏联的协议，对负责这个协议的人来说，会是政治上的毁灭。”他不想再去莫斯科了。（参见《抓住龙尾》和《宋子文传》）话虽这么说，宋子文还是在8月7日飞抵莫斯科。仍是莫洛托夫到机场迎接，仍是立即与斯大林会谈。但与上次的来访不同的是，宋子文的身份此时有了变化，他只是以行政院院长职务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的队列中多了一个成员——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　
　　在战争的最后一周隆隆炮声中，宋子文又不情愿地到了莫斯科。在他到达后第二天，苏军开始进入满洲。在这一事件的鼓舞下——斯大林奉劝他说，他最好很快签订协议，不然的话，“共军将进入满洲”——在哈里曼为他向克里姆林宫说情后，宋和斯大林于8月13日取得了一致意见。条约和附件在第二天——日本正式接受波茨坦投降条件的那一天——签署了。（《抓住龙尾》，第408页）　
　　斯大林的话打中了蒋介石、宋子文的要害，他们被震慑住了。他们害怕苏联公开援助中共，害怕苏联出兵打败日本后东北成为中共的势力范围。显然，对于他们来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前，如何竭力维护国民党统治和国民政府的权威，如何保持对中国共产党的抑制和挤压，比起维护中国主权，无疑显得更为紧迫和现实。起初得知《雅尔塔协定》内容时，他们曾暴跳如雷，在谈判开始时态度虽曾颇为强硬过，但此刻，在苏联出兵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形下，蒋介石、宋子文最终答应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根据苏联提出的条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与此同时，斯大林正和宋子文谈判联盟条约，并于8月14日签了字。条约无视中国共产党人的存在，并正式使苏联政府承诺支持中国国民政府。作为一项联盟条约，比起华盛顿对蒋的任何保证，都更进一步地为着蒋的利益着想。15日的排队为：美国、俄国和中国国民党是盟友，日本人是迅速消失的敌人，而中国共产党人被华盛顿视为阻力，莫斯科是装作看不见，重庆则视之为敌人。（《抓住龙尾》，第411页）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日本宣布投降的头一天——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值得玩味的细节是，苏方签字的是莫洛托夫，中方签字却不是宋子文，而是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想必宋子文在提名王世杰出任外交部长时，就想到了隐身其后的日子。他大概愿意以这种方式来避免自己所谓的“政治上的毁灭”。　
　　《时代》当时的报道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有利于他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　
　　新的中苏条约就放在蒋介石的口袋里，它是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在莫斯科努力获得的（估计是精明而讲实际的苏联让中国共产党与中央政府面对面坐下来）。这使“政治解决”接近于实现。　
　　其中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俄国人转而支持中央政府，失去得到苏联同志帮助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交出他们独立的军队和统治，在一个统一中国的不同政治势力中占据他们的位置。延安反对这样的结果，但它的领导人已看到厄运将临的预兆。（《时代》，1945年9月3日）　
　　上述分析不过是又一次的一厢情愿。条约的签订，初看起来是有利于蒋介石的，因为他得到了斯大林的明确保证：苏联只支持、援助蒋的中央政府，而不支持延安的中共政权。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表现出他比蒋介石高出一筹的智慧。很快将证明，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他的承诺，最终会止步于纸上。　
　　更为重要、局外人也无法了解的是，中共与苏联，绝非西方人士想象中的那种单纯的附属关系。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