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历史也疯狂-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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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也很对我口味。据说一本书是否学术，是看著作后面的引文注解做得是否详细。真是奇也怪哉，一本书籍是否有学术价值不是看是否有重大突破和思想价值，而是看注解，看来“买椟还珠”已经蔚然成风了。中国的第一圣贤学者孔子不知道自己的《论语》曾经是多么地难堪，因为他的学生当初在编《论语》时一个注解也没有，所以后人就不遗余力地注解了二千余年。当然，我无意向学术规范挑战，有注解我相信是必要的，一个是求信，另外也给读者求源带来了方便。张先生这样的学者大家自然也是不能忘却注解考据的必要，即便是写给社会的普通读者，还是在这本正文只有118页的小册子里抽出了22页用于排列出处注解。当然，一如一本伟大著作一样，前面会序上加序，又是20页。
但无论如何这确是张先生付出了许多心血的著作，所以他喜欢，我也看得很认真。我总不能埋怨一本写给普通人的著作过分“学术”化。我自己写杂文写习惯了，所以不喜欢有注解条目，即便需要“学术”我也杂文化了，里外透着我才是真正适合给普通读者写书的劲儿，怎么努力也“学术”不起来，多亏早记熟了邓小平同志的话：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这才给了我一些勇气。
我是大约两个月前才知道张先生大名的。在一本美洲历史的小册子里，作者提到了张先生的观点，我顿时来了精神：看来张先生是不排斥“全球同源”的，假如不能说他是同意的话。当时我已经走火入魔，谁辱骂我、阻止我都无法使我对“同源说”产生半点疑问。很少有人赞同我，偶然看到一个学者隐隐约约地不反对我的逻辑，所以特别感动。我上网一查，竟然这人还是美国院士，一下我就“剃头挑子一头热”地把张先生引为知音了。可惜黄泉遥迢，无法联系，在我开始对史前史发生兴趣之前张先生已驾鹤西去，不禁扼腕叹息一番。所以，这之后对于张先生的著作分外关注。
除了以上两个因素，这本书一上来就明确是针对“夏商周”的，这正是我关注的核心，我第二本书的副标题为“《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何其“对口”。当天回来就把整本书给翻完了。
很确切地说，张先生在书中确实没有明确显现出中华民族独立自生的观点，我隐约感到了什么东西，但是张先生到底是做学问的大家，所以他只提出谨慎的证据，没有急于给出“全球同源”的匆忙结论。这大概就是真正的学者风度了。后来我还收集了一些他的有关论文，发现张先生对于中国的文明起源整体是比较犹豫的，而其怀疑点恐怕都纠集在商朝这里①。
张先生写这本书有两个目的，其中一个目的恰合我的目的。他说他要“（用本书）力求证明：如果我们能够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这对于古代文明，至少对古代中国文明的研究大有裨益。这个观点正是我近十年来反复强调的”。哦，原来之前的人们看来一直是没有“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的，否则先生也不会如此“反复”倡议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不愿意“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呢？是不能？还是不会？是不愿意？还是偏见？还是组织结构的限制？我不明白，因为我不是“专业”的人。
我是行外人，整个一愣头青，不管不顾竟然就恰合了先生倡议的“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所以我根本找不到我的专业性与归属性了。后来我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最近我一直在考虑“同源说”外围的文化氛围与专业队伍和专业归属问题，这里总算有点明白了。
我想，假如一项研究真的不好归于任何学科，那么，也就是说一门新的学科就开始诞生了！看看社会学、人类学等等，都是这样诞生的，似乎与老的一些学科有关系，但实际上目标与任务都不同，于是新的学科就名正言顺地成立了。我认为“文明源”的研究本身就是全新的学科，不能附生于任何其他学科。它涉及的领域太广泛，仅我可以想到的涉及的学科就有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气候学、宗教学、生物学、文化学、艺术等，我相信任何一门已经存在的学科都会渐渐与其发生或深或浅的联系。所以我已经不仅仅是同意张先生的意见，而且几乎要把他的意思更进一步，说：建立一门跨专业学科的“文明传播学”！
一门学科是否能够建立其实还是“椟”，我们还是别忘记继续寻找“珠”吧。张先生此书的另外一个目的，或者说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从性质和结构两个方面对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古代中国文明进行观察”。在“代后记”里，实际上就是张先生在它处的一篇稿子（《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里，他继续阐述了这一观点，即“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最为令人注目的特征，是从意识形态上说来它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的”。他引用F。W。Mote的话说：“真正中国的宇宙起源论是一种有机物性的程序的起源论，就是说整个宇宙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属于同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它们全都以参与者的身份在一个自发自生的生命程序之中互相作用”。张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这种世界观“显然不是中国独有的”，“基本上它代表在原始社会中广泛出现的人类世界观的基层”，“当我们向东穿过太平洋而找到许多在同一个宇宙观基层的上面和范围之内建造起来的新大陆的文明时，上面这件事实的重要意义便看得更为清楚”。为之张先生举了美洲印第安人的萨满教的例子。在张先生论述中国文明在美洲印第安地区的“适应性”时，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适应性”可能近似于我要求证的“同源性”。
在同篇“破裂性”一节中，张先生说：“中国文明当是由中国所代表的政治程序而自古代亚美基层发展出来的许多古代文明中的一个”。在接下来的篇章里，张先生似乎继承了李约瑟的理论，提到了欧洲的文明是以城市为文明标志的，城市代表了艺术和优雅，但是中国的文明更替却是以政治中心为文明发展标志的。所谓“破裂”，张先生显然是指西方理论适应性上的“破裂”。
让我们回到书的正文。一开始张先生就提出了史前史“重建”的问题，并且说这个“重建”可根据两重资料，一是“神话传说”，二是“考古资料”。我都同意，但是我觉得这不够，主要是需要睁开眼睛向全世界索取中国史前史需要的东西，明确打破“中华文明独立说”的民族主义情结。
“文明以及与其形影不离的政治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这一重要问题，张先生的结论是：“中国文明演进之所以同王朝相伴随，是因为这里也同其他任何地区一样，文明不过是社会少数人，即王朝积累财富的体现……财富积累需首先凭借政治权力的行使来实现；而政治权力在中国的成长，又为几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因素所促动，它们是：亲族层序系统，统治者的道德权威，武装力量，对神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如借助祭祀、艺术和文字运用等手段），以及对财富本身的独占。”不过，对于这个文明发展的动力，张先生似乎还有别的顾虑：“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另外一个大的课题便是它如何形成的？从‘文明’以前到文明阶段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现在的问题便是这发展的动力。在过去主张中国文明是外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但现在既然没有人再作这种主张了，问题的解决便复杂化了①。”
在书中，张先生只是依赖神话传说与考古论证他的理论，对于其他资料，比如民俗等没有涉及。
第二部分 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第7节 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2）
下面让我们离开“主道”，进入细密的田间去拣取部分散落的“谷粒”。
我对第6页的论述产生了极大兴趣：“在王族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会产生某种需要，得让族中一位男子离开王都，到外地去建立新的城邑。”这正是我们在《圣经》里经常看到的情形，这是常见的规律，以至于《圣经》中的一个人就被直接命名为伤感的“分离”：“法勒”。对于分家的形式，或者说分家的具体方法我是比较模糊的，《圣经》上也没有做详细说明，张先生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
他认为分家出去的兄弟会有三个原因：减轻人口压力，开垦新的土地，戍守边疆。
他们可以带走的东西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我在书中得到了答案：“（1）氏族的关系和徽号；（2）属于一个或几个氏族的数群宗族成员，他们既是农业、手工业劳动者，也是兵士的来源；（3）对于新领地的管辖权；（4）标志新政治单位的新名称；（5）保证他同大宗的仪式联系得以延续，并作为他新独立地位象征的仪式符号和道具。他将在新领地中建立新的庙宇，最后还要把自己的牌位放进去，以作为新宗族创立者的标记。于是，一个新的支系开始繁衍。作为次一级的宗族，它必须对自己原来所属的大宗表示恭顺。……这种分化过程还会重复，从而形成第三级、第四级和以下各个支系。”
我们可以看到中东如此，中国古代也如此。其实，这个解释可能解开了我的一个疑惑，因为夏商周并不在同一个区域生活这一事实颇让人难解。假如按照张先生的说法，他们是曾经被分离出去的宗族就比较好办。假如我们不能说夏商周的起源是三兄弟或者有复杂的血缘联系的话，那么按照中国的典籍或者传说，加上秦嬴的祖先，确实最初是四个强人联盟，后来实际上看来像是一种轮流坐庄的形式。但这一结局，我们是否可以推测，他们曾经有血缘上的联系，所以这几家后来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改朝换代，也勉强可以说服大家。这几家后来很可能也中途加入了另外的政治势力，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并且通过婚姻形式来完成——古代的婚姻确实有很大的自由，但那是针对普通人的，具有最高权力者的婚姻向来都是有严密考虑，尤其是牵涉到王子身份确立的时候。三代时期能够找到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例证，这一点与古埃及同。
三代时期的王室婚姻是一个重点研究项目，张先生在书中略有叙述。其中之一说到周文王之母疑为殷女。“帝乙归妹”，很可能又说明了帝乙把妹妹嫁给了文王。中国另外一个国学大家王国维特别推崇《诗经》的真实性，《诗经》里有关这段往事是这样记载的：“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①”“王季”乃文王之父，周文王的母亲是殷人无疑，看来殷、周的和亲是肯定的了。
张先生提到中国古代很可能流行着双方交表婚制，“即一个男子可以娶父亲姐妹的女儿或母亲兄弟的女儿为妻。这种婚姻习俗最重要的证据是周代文献中保存的亲属称谓制”。
除了宗族势力之外利用道德来强化古代的政治力量，这个说法我是非常赞同的。中国古代一直是道德社会，这个道德是一种有效的黏合剂，牢牢地把中国的社会维系了近3000年。我觉得中国的道德意识是从周朝开始明显纳入政治体系内的，西方则是以宗教来挟持政治，这是两个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见下页张著原图）
顺便说说我对于一个甲骨文的解释，关于“族”的解释，张先生或者一般学者的解释是：旗帜下面放着兵器，我的看法是：旗帜下面站着一个戴尖帽子的国王。“族”首先是人，并且是首领，兵器尽管嚣张却不能代表人的存在。古埃及国王的帽子恰是尖顶的。
书中提到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多形成于周后期或者汉朝这一事实很重要，其中尤以“黄帝功绩最大”这一事实与前者联系起来就会得出一些结论：黄帝很可能是周人的祖先。至于时间，既然可以把数功归其一，当然也可以提前无数年，甚至最领先。在神话中，黄帝活动的范围一般在距今5000…3000年间，我当然倾向于后者。但是我至今还看不到需要改变我以前的一个推论：黄帝是商朝人祖先（即黄帝很可能是《圣经》里提到的“约瑟”或者“雅各”），并且“颛顼”这个名称我认为也接近“约瑟”。
另外，对中国古代社会是母系氏族的说法我一贯是反对的。我不否认在民间的生活里可以存在母系氏族社会，但是假如我们把国家政治整体考虑在内时我就不能同意。我宁愿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