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委员会报告-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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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是否同意恐怖主义和对平民百姓进行进攻时，他回答道：“我们相信，当今世界最坏的窃贼、最坏的恐怖主义者就是美国人。对此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只能是报以同样手法。我们没有必要去区分他们是军人还是平民百姓。在我们眼里，他们都是目标。”
在本·拉丹自1992年以来的一长串公开和私下发表的谈话中，美国一直都是被单独挑选出来作为袭击的对象，1998年的战争宣言只是在时间上最近的一次。不过，公开表示要对美国人不加选择地进行杀戮，这还是头一次。
1996年8月，本·拉丹发表了带有其自身特点的“圣战宣言”。他呼吁穆斯林将美国人赶出沙特阿拉伯。在这份冗长、内容不连贯的文献中，本·拉丹谴责沙特阿拉伯国王竟然允许一支异教徒的军队出现在伊斯兰的神圣领土上，并对前不久发生于英国，但针对美国军事设施进行的自杀性爆炸事件表示祝贺。
他还对1983年导致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丧生的贝鲁特自杀性爆炸事件、1992年亚丁的爆炸事件，特别是1993年索马里的武装冲突大加赞赏，因为在那以后，美军“带着沮丧、羞辱、挫败和死亡离开了那里”。
在ABC电视台的采访过程中，本·拉丹说他和他的追随者已经准备在索马里发动另一场持久战，如同在阿富汗反击前苏联的那次一样，然而“美国人在羞愧和耻辱中逃出了索马里”。他还引用前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军的事例说明，具有献身精神的穆斯林军队，即使装备不够精良，却仍然可以战胜超级大国。他告诉记者：“我们有信心我们将会——带着真主的荣耀——战胜美国人。”他还警告说：“如果今天的不公正继续下去……那么战场向美国领土转移则是不可避免的。”
本·拉丹策划袭击美国的决心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未曾发生过动摇。他认为自己是在“追随使者的足迹，并将其使命传播给所有国家”，并将自己视为摧毁美国、为伊斯兰重建新世界的新型战争的核心与组织者。
第二章 新恐怖主义的基础本·拉丹对伊斯兰世界的号召力（1）
这是一个在政治变幻、社会动荡的肥沃土地上传播离奇和恐怖思想的故事。这是一个想要控制历史重大时刻的组织的故事。本·拉丹为什么能够——包括他的不加选择地杀戮美国人的号召——赢得数以千计的追随者和数以万计的不同程度上的支持者？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本·拉丹赖以塑造和散布其言论的历史、文化和信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未知数。抓住伊斯兰过去的伟大象征意义，本·拉丹向那些自认为一直以来都是外国控制下的牺牲品的人承诺，一定要恢复他们的自尊和荣耀。他引用《古兰经》和对它的一些解说作为文化与宗教上的比喻。他的说教对于那些处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巨变中迷失方向的人是有号召力的。他的精美说辞具有多种来源——伊斯兰教、历史和该地区政治和经济失调。他还强调，穆斯林世界的人们对美国都十分不满。他对美军在伊斯兰圣地的故乡——沙特阿拉伯的出现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伊拉克人民因为海湾战争后的经济制裁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还对美国支持以色列表示抗议。1998年乌萨马·本·拉丹在阿富汗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该词的字面含义是“尊崇神的意志”）在阿拉伯世界的兴起，是由于穆斯林认为真主穆罕默德的一系列启示仅来自于一个且惟一的神，即亚伯拉罕和耶稣。这些启示通过天使加百利传达并记录于《古兰经》。穆斯林认为，这些启示是从亚伯拉罕到耶稣一直传诵至今的一些最伟大和时间上最近的先知，它向人类完整地传达了神的旨意。而《圣训》则复述了穆罕默德的话和他的事迹，并由他的同时代人将其记录下来。《圣训》是伊斯兰教的另一个渊源。第三个重要部分《伊斯兰教教法》，是来自于《古兰经》和《哈迪斯》的法典。
伊斯兰教分为两个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先知去世以后，就出现了为穆斯林社会选择新的领袖，或称“哈里发”、“乌马”的问题。最初，他的继承人可以从先知的同辈人中产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什叶派的人认为，乌马的任何领袖都应当是先知的直系后裔；而逊尼派的人则认为，如果候选人在忠诚和知识两方面都符合标准，就不必将选择范围局限于先知的直系后裔。数次血战以后，逊尼派成为（并一直是）多数派（但伊朗却受什叶派的统治）。而哈里发的职位——乌马的制度化领袖职位，一直到1924年，都是隶属于逊尼派的一个机构。它最初受阿拉伯人控制，最后被土耳其奥斯曼人控制。
许多穆斯林将真主作启示以后的一个世纪视为他们的黄金时代。阿拉伯人对它有最深刻的记忆。在此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传播至中东、北非，甚至是欧洲——过去被看做，现在仍然被看做是一个奇迹。无疑，对伊斯兰辉煌过去的留恋已经形成为一股强劲的力量。
伊斯兰教是有关生活各个方面的信仰和行为准则。对许多穆斯林而言，好的政府应当受他们所信奉的道德准则所指引。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官员必须放弃世俗状态，去过教士的生活。但它表明，穆斯林对政教分离感到不安。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穆斯林统治的趋向却是政教分离。
对极端主义者而言，这种分离，以及议会和立法机构的存在只能证明假穆斯林已经成为统治者，他们已然篡夺了神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统治。现今形容这种统治的最贴切的词是“原教旨主义”。在谴责信仰的反复无常时，一些教士号召人们从《古兰经》和《圣训》的传授中回复对教义的遵守。曾被本·拉丹特意提到的14世纪的一名学者——伊本·泰米亚哈，就对那些腐败的统治者和对这些统治者未作批评的教士们进行了谴责。他敦促穆斯林自己去阅读《古兰经》和《圣训》，而不要只是依赖那些有知识的传授者（包括他自己）的讲解。但人们之间应当互相约束，以保证严格遵守教义。
极端的伊斯兰分子将伊斯兰教自黄金时代以来衰退的原因归咎于统治者和那些偏离宗教的正确道路的人，认为正是他们使伊斯兰国家变得易于遭受外国列强的蚕食，而这些列强迫切想要窃取伊斯兰国家的土地、财富，甚至是他们的灵魂。
本·拉丹的世界观
虽然本·拉丹自视为全世界的领袖，他提出的有关伊斯兰教历史的观点却非常极端。这些观点吸引的主要是阿拉伯国家和逊尼派国家的人们。他的观点吸引了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后者谴责那些放弃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而最终破坏了哈里发领导职位的人。9他总是要求他的追随者应当具有牺牲精神，因为“压迫和耻辱的城墙只有在枪林弹雨中才能被摧毁”。对于那些渴望恢复失去已久的古老而又安宁的世界秩序的人们，本·拉丹则提出要用“哈里发”政权来代替不安宁的现实社会。对于其他人的世界，本·拉丹只是提出一些简单的伎俩来进行解释。
本·拉丹还对埃及作家萨伊德·库特伯非常欣赏。萨伊德·库特伯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之一，1966年因企图推翻政府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他在伊斯兰教方面的学识与他对西方历史和思想非常表面化的熟知混杂在一起。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被埃及政府派往美国学习，但他带着对西方社会和历史的无比憎恨回了国。他认为西方国家的成就完全是物质方面的，因为西方社会并不拥有“使其问心无愧和使其存在合理化的东西”。
库特伯的作品有3个主题。第一，他指出，世界上充满了残暴、无法无天和无信仰（他称这种状态为蒙昧时期，这是一个宗教术语，指真主对穆罕默德给予启示以前的无知阶段）。库特伯认为人类只能在信仰伊斯兰教和处于贾西利亚状态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第二，他告诫说，其实大多数人（包括穆斯林）是为贾西利亚和它的物质享受，而不是它有关伊斯兰的观点所吸引，因而，贾西利亚战胜了伊斯兰教。第三，库特伯认为，除了神和魔鬼之间的争斗，不存在任何其他中间状态。因此，所有的穆斯林——如同他所定义的那样，都应当拿起武器投入这场战斗。任何不接受他的观点的穆斯林都是应当遭到毁灭的无信仰者。
本·拉丹与库特伯有着同样刻板的观点。在本·拉丹和他的追随者眼里，甚至是无缘无故的大规模杀戮都被看做是为捍卫他们为之随时准备战斗的那些信念所做的“正当防卫”，从而将这些行为正当化。许多美国人问：“为什么‘他们’恨我们？”还有些人问：“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阻止这些袭击？”
本·拉丹和他的“基地”组织对这两个问题都给予了回答。对第一个问题，他们说是因为美国人袭击了伊斯兰国家；美国应该对与伊斯兰有关的所有冲突负责。这样一来，在以色列人袭击巴勒斯坦人、俄国人攻打车臣、印度人与克什米尔穆斯林发生交火、菲律宾政府镇压其南部岛屿的穆斯林等问题上，美国人都脱不了干系。而且，美国人还要为穆斯林国家的政府行为负责，因为“基地”组织认为这些政府是“你们的代理人”。本·拉丹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反抗这些政府的战斗与同你们的战斗不可分割。”在数百万对美国有仇恨情绪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这种指控颇有市场，因为，从伊拉克到巴勒斯坦，压制人民的统治者都曾得到过美国的支持。
本·拉丹对美国的仇恨可能始于对美国所采取的一些政策的反应，可是这种仇恨很快就变得越来越深。对于上述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即美国人能做些什么才能阻止这些袭击，“基地”组织的回答是，美国应当放弃中东，皈依伊斯兰教，并结束其社会和文化中的邪恶和不信神状态，“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你们是人类历史所见证过的最差的文明”。如果美国不遵从，那么将会发生与伊斯兰民族的战争。“基地”组织领导人说，这样的民族“对死的渴望比你们对生的渴望还要强烈。”
第二章 新恐怖主义的基础本·拉丹对伊斯兰世界的号召力（2）
历史和政治背景
在伊斯兰国家，通过原教旨主义者的运动取得的政治权力很少能长久。在19世纪和20世纪，原教旨主义者帮助人们阐释了殖民主义的痛苦，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争取民族独立的世俗斗争中，他们起的作用不大。大量的独立运动是由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律师、军人和政府官员领导的。在民族前进的进程中，教士的影响和传统文化被视为民族前进的障碍。
阿拉伯中东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西方列强手里重新赢得了独立，但在其后，这些国家经历了由最初的光荣和乐观向今天的冷漠、愤世嫉俗和绝望的转变。在至高无上的部族家庭的领导下，一个个有活力的国家已经存在或迅速建立。君主国家如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约旦一直存在至今。而在埃及、利比亚、伊拉克和也门等国，宗教权力最终被世俗的国家主义革命者所推翻。
世俗政权向人们承诺了一个辉煌的未来，这种未来通常与一种排他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这种意识形态要求建立独立、世俗的阿拉伯政权（如由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拉·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或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所提倡的意识形态）。然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几乎都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独裁政权，它们通常不愿容忍任何反抗——即使是在埃及这样有议会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他们的政策——镇压、奖赏、移民以及用寻找替罪羊（通常是外国人）的方式解决民愤问题——都深受其权力欲的支配。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世俗、独裁的国家主义的破产已经成为事实。同时，这些政权封锁了几乎所有的和平地提出反对意见的渠道，其强迫批评家们只能选择沉默、流亡或者暴力反抗。伊朗1979年的革命赢得了什叶派的神权统治。这一成功鼓舞着其他地方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
20世纪80年代，沙特阿拉伯由于石油财富的急剧增长，便通过宣扬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对伊斯兰教的解释即所谓的“瓦哈比主义”来与什叶派的伊朗竞争。沙特阿拉伯政府总是以伊斯兰圣地管理人的责任为己任，它联合本国和波斯湾其他接壤国家的富有的阿拉伯人，捐款建造了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用来布道和讲授伊斯兰教经文。
在为争取合法地位所展开的竞争中，世俗政权并无良策。相反，有大量的事例表明，世俗统治者试图收买当地的伊斯兰运动，方法是退出对许多社会问题和教育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