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回忆录中文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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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们一定要做人类天性的学生，尤其是热望和恐惧。热望是对人生的礼赞。只有觉得人生是快乐的，我们才会想办法活下去。令人遗憾的是，猛然迸发的热望会令人忘乎所以，而当大祸临头，热望则变成恐惧。恐惧是我们所有人对威胁的自然反应，直指先天习性的最深处，即生存的欲望。这也是众多经济反应的基础，特别是感觉欠佳时，风险厌恶抑制我们投资和交易的意愿，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把我们吓得离开市场，造成经济活动严重下降。
　　　人类天性的一个主要方面——人类的智能水平——与我们成功获取生存资料大有关系。正如我在本书末尾指出的那样，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拥有最尖端技术的经济体里，平均来说，人们每年每小时的产值增长率似乎不能超过3％。显然，这是人类创新活动提高生活水平的极限速度。要做得更好，我们看来还不够聪明。
　　　许多人对我们目前所处的新世界感到很恐惧，其中，维系原先身份和安全的稳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在快速变化的地方，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备受关注。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动荡时代，急功近利，道德缺失，一味降低打破旧秩序的人力成本。面对不断整合的全球化经济，地球人面临着严峻诀择：要么拥抱开放市场和开放社会所带来的全球利益、摆脱贫困、提高技能、心系正义原则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要么拒绝机遇、死抱本土主义、部落文化和民粹主义以及每个群体身陷重围乱抓救命稻草时的种种“主义”不放。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我们将面临巨大障碍，能否超越障碍取决于我们自已。对美国人来说，向世界高技能劳动力敞开国门并着手教育改革，将是我们政策议程上的头等大事，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医疗保险危机找到一条出路同样迫在眉睫。在书末我会回顾一些主题。在最后一章，我断言：尽管人类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们面对逆境永不言弃，终将成功，这并非偶然，这种执着深蕴于我们的天性之中——几十年来，这个事实一直鼓舞着我，我对人类未来充满乐观。　　　
　　一　都市少年
　　　如果您去曼哈顿西区，搭地铁北线，经过时代广场，中央公园和哈莱姆区，您便到了我从小长大的街区。华盛顿高地差不多正对着曼哈顿岛另一头的华尔街——那里不远处有一片草地，据说彼得·米纽伊特当年就在那个位置以24美元的价格从印第安人手里买下曼哈顿（现在那里有一块纪念铭石）。
　　　街区几乎全是低层砖结构公寓，住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蜂拥而来的犹太移民，还有一些爱尔人和德国后裔。我父母的家族，即格林斯潘家族和戈德史密斯家族都是在世纪之交来到美国的：格林斯潘家族来自罗马尼亚，戈德史密斯家族则来自匈牙利。这里的大多数家庭，算我们在内，都属于中下阶层，不象东部下城区的犹太人那样赤贫如洗。大萧条时期最艰难的那几年，我正念小学，哪怕那会儿我们也用不着饿肚子。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亲戚过得很苦。我甚至还有零花钱呢！一周25美分。　　　　
　　　我是独生子，1926年出生，父母旋即离婚。他们分手时我还不会记事。我的父亲赫伯特搬回他从小长大的布鲁克林区。他和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直到后来再婚。我留在母亲罗斯身边，她把我养大。尽管她那时只有26岁而且非常迷人，但她用回娘家姓，终身不再嫁。她在布朗克斯区的路德维格…鲍曼家具店找了份售货员的工作，并且靠这份工作度过了整个大萧条时期。她量入为出，很会过日子。
　　我母亲在五兄妹中排行最小，因此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一部分。我的表兄表妹及舅父舅妈和我们亲密相处，弥补没有父亲没有兄弟姐妹的缺憾。有段时间，我和母亲与外公内森、外婆安娜住在一起。戈德史密斯们是一大帮充满活力的音乐爱好者。我的舅舅默里是一位钢琴家，能视唱最高难度的名曲。他改名为马里奥·斯尔瓦，从事娱乐业，并与人合编了一部百老汇音乐剧《爱之歌》，是关于作曲家罗伯特·舒曼的。他后来进军好来坞，《爱之歌》被拍成了电影，由凯瑟林·赫本和保罗·亨里德领衔主演。每过几个月就会有一次家庭聚会，我舅舅当场演奏，我母亲当场献歌——她有一付动人心弦的女低音嗓子，喜欢模仿百老汇女演员、专唱伤感恋歌的女歌手海伦·摩根，后者以广为传唱的《女之耽兮》（译者注：此歌英文名为Can’t　Help　Lovin　Dat　Man，咏唱痴情女子守望绝情男子之苦情）闻名于世。另外，我母亲平静地过着围着家庭转的生活。她乐观平和，根本不是什么知识份子。她的读物是一份叫《每日新闻》的小报。装点我们起居室的是一架小型平式钢琴，而非书架。　　　
　　　长我四岁的表兄韦斯利更象是我的一个亲哥哥。上世纪30年代初的夏天，他家在一个叫爱基米尔的街区租了一座离海不远的房子，地处皇后区最南端。我和韦斯利为了硬币搜遍海滩，斩获颇丰。虽说时值深度大萧条，人们依然大大咧咧地来到海滩，随身携带的硬币，有不少掉进了沙里。这项爱好留下的惟一后遗症便是——我养成了低头走路的习惯。如果有人问起，我便回答说：“我在找钱。　　　
　　　但是没有爸爸这一点还是令我的生活若有所失。每过一个月左右我都会搭地铁去布鲁克林区见他。他在华尔街为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做经纪人，或者按当时说法做掮客吧。他是个瘦高个的英俊男子，看起有点像吉恩·凯利（译者注：一位美国电影演员、舞者、制作人、导演与歌手，曾经主演过许多知名电影，是美国电影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位演员，1962年他执导了《冷暖心声冷暖情》Gigot，描写好心肠的哑巴收留饥寒交迫的私娼母女的遭遇，悲欢交错，十分感人）而且装得还挺像。不过他一辈子都没有赚过什么大钱。他和我说话时总显得笨嘴笨舌，搞得我也很狼狈。可他是个聪明人，1935年我9岁时，他写了一本名叫《复苏在望》的书献给我。他预测罗斯福新政会令美国经济回到旧日好时光。他郑重其事地为我题赠了一本书，题辞如下：
　　　
　　　致儿子艾伦：
　　　这第一本书是在对你的思念中写成的，愿它能引出一本又一本络绎不绝的著作。当你长大成人，回首今日，解读书中合乎逻辑的预见，便可以开始自已的相关研究。
　　　你的父亲。　　　　
　　　在我任职美联储主席的那些年里，我经常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说：原来在国会议员面前作神秘发言的功夫是有遗传啊！不过，当年我才9岁，完全不知所云。我看了看书，读了几页，就把它丢到一边去了。
　　我对数字的天生喜爱可能的确得自于他的遗传。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以我为荣，经常当着亲戚的面故意问我：“艾伦，35加92是多少？”我心算后报出答案。接着她用更大的数字考我，然后又考我乘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管早就小有名气，我却不是一个自信的男孩。我母亲每每在家庭聚会上大放光彩众星捧月，而我常常向隅而坐落落寡欢。　　
　　　9岁时，我成了一个极其热心的棒球迷。波罗球场举足可到，因此附近的孩子们有空常去观看巨人队的表演。我特别喜欢洋基队，不过要去洋基露天体育馆得坐地铁，所以我主要从报纸上了解他们。1939年前，纽约的体育比赛广播节目没有正式开通，但是1936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倒是广播了的，我发明了自已的方法来记录队员们的个人成绩表。我总是使用绿纸，按照我精心编制的代码，把每场比赛每次投球一笔一笔全都记录下来。我的头脑那时候象张白纸，写满了棒球比赛数据。时至今日，我仍然能背出那场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洋基队选手的出场顺序，以及他们的位置和击球率。（那是乔·迪马吉欧崭露头角的赛季——他的击球率是0。323——并且洋基队以4比2击败巨人队）我通过计算击球率学会了分数：3比11是0。273，5比13是0。385，7比22是0。318。4比10以上转成分数我就没有这么得心应手了，因为几乎没有击球手的成绩能超过0。400。
　　我想自已当球手。我在街区球队做球手而且打得还挺不错——我是个左撇子，加上身手敏捷反应迅速，我成了一名防守严密的一垒守垒员。时光荏苒，我十四岁了。那帮大孩子中有个人大概18岁吧，他对我说：“以你现在的进步速度，你迟早有一天会进入全美职业棒球联合会。”不用说，我激动得浑身颤抖——不过，也正是在那个节骨眼上我停止进步了。那个赛季过后，我再也没有捕球或击球了。我的进步戛然而止，巅峰定格在十四岁。　　　
　　　除了棒球，我还痴迷于摩尔斯电报编码。上世纪30年代后期，西部牛仔片风靡一时——我们花25美分去当地剧院看最新的冒险片《何帕龙·卡赛迪》。不过令我大感兴趣的角色却是电报员。因为他们不仅能够通过指尖瞬间传信——在剧情的紧要关头，只要线路没有断，他们就能够呼救或报警印第安人来袭——也因为他们神乎其技。一个熟练的电报员每分钟可发送四十或五十个词，一个同样熟练的电报员不仅能在另一端在收到信息，还能根据电码不同的节奏和声音判断出是谁在发报。他会说“这是乔的手。”我和好友贺比·侯姆斯倒腾出一个电池和两套按键开始练习发报。我们的速度比乌龟还要慢，只知道电码让我心迷神驰激动不已。此后人生似水流年，当我通过卫星和中央银行同侪们跨洲通信时，再度体验到无以复加的惊奇之感。　　　　
　　　我内心深处渴望着跑到纽约外面去。有的晚上，我蜷缩在收音机前，转动着调谐盘，努力收听远方电台。大约是从11岁起，我开始收集全国各地的铁路时刻表，花很多时间去记四十八个州的路线和各镇名称。我会有条有理地想象一路游历，比如说从大北方起程、穿越明尼苏达州的广阔平原、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在象法戈、迈诺特和哈佛利这样的城市逗留一番，接着继续向前穿过北美洲大陆分水岭。
　　　我13岁的时候，没想到我父亲会突然邀请我和他一起去芝加哥出差。我们到达佩恩站，登上百老汇特快列车。这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最高级的火车，开往费城然后西折。接着载着我们经过哈里斯堡（译者注：宾夕法尼亚州的州府）和阿尔图纳（译者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城市），到达匹兹堡（译者注：美国钢铁工业中心，宾夕法尼亚州第二大城市，位于该州西南部）时已是晚上。黑暗中，我们和吐着火焰喷着火星的炼钢高炉擦身而过——这是我平生头一回见到了多年后我要进行专门研究的行业。在芝加哥我拍摄了很多地标照片，诸如水塔和湖滨道，回家后我在暗房里把照片冲冼出来（摄影是我的另一项爱好）。那次旅行进一步坚定了我追求更加多姿多彩的人生梦想，不再甘心做华盛顿高地的平庸男孩。但是我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这番心事。尽管我母亲知道我收集铁路时刻表，但是我敢肯定她没有意识它们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要逃离她的世界。　
　　　我的另一大爱好是音乐。12岁那年听了表姐克莱尔的演奏后，我开始学吹单簧管，并且全情投入，每天要练3到6个小时。刚开始，我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古典音乐上，但很快便扩大到爵士乐上。有个朋友有台留声机，他邀我过去，放了一张班尼·古德曼和他的管弦乐队的唱片《唱！唱！唱！》，我一听之下就迷上了。
　　　那是音乐史上激动人心的时代。古德曼和阿蒂·肖、弗莱彻·亨德森开创了一个光辉的新纪元。他们把上世纪20年代的舞蹈音乐和拉格泰姆音乐、黑人灵歌、蓝调音乐及欧洲音乐的某些元素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所谓的“大乐队爵士乐”。　“大乐队爵士乐”大受欢迎，声名远播，由于这个原因，1938年古德曼和他的管弦乐队受到邀请，在卡内基礼堂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场非古典音乐会。从那以后，除了吹奏单簧管，我又开始练习高音萨克斯管。在我听来，萨克斯管是“大乐队爵士乐”中最让人满意最具爵士风格的乐器。
　　　格伦·米勒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把乐队的一支单簧管和两只次高音及两只高音萨克斯组合在一起，赋予音乐天鹅绒般的全新质感。1941年我15岁，我搭地铁去宾夕法尼亚酒店听他的乐队演出。我有幸挤到台前，离格伦·米勒本人只有10英尺。乐队开始演奏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的舞曲部分。我吹奏起来。“这是《悲怆》，”米勒转过头来看着我说：“太棒了！孩子。”
　　　乔治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