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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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夫，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基本规范，这规范在外行人看来，既稀松又平常，但在本行业之中，却十分严重，不但十分严重，而且关系着该行业的兴衰。当这些基本规范或被制定为法则，或被容纳于行为，成为本能的一部分时，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规范被遵守的情形，来判断当事者的价值和分量。
好比说吧，“盗亦有道”，强盗朋友对局外人固然吹胡子瞪眼，乱搞一通，但强盗朋友自己人之间，照样讲道德说仁义。皇帝老爷坐在金銮殿上，固然用道德仁义要求他的臣民，强盗老爷坐在忠义堂上，也同样用道德仁义衡量他的伙伴。你阁下一旦走投无路，身无分文，计划偷点什么，想跟柏杨先生光荣合作，由你阁下摸进大门猛俘，由柏杨先生在墙外把风，我如果灵机一动，接了两件钻石项链之后，一瞧三作牌来啦，连暗号也不打，就脚底抹油，而把钻石项链下了腰包，恐怕你阁下捅我刀子时，就义正辞严。
——强盗不遵守规范，就永远成功不了伟大的强盗。
抄风和套风
文坛上也是如此，作家学者虽不是强盗（这可能不是说作家学者的人品比强盗高，而只是说作家学者们的胆量大多数都比强盗小），但作家学者们也有基本的立身之道。不管写得好也罢，写得坏也罢，写的是哥哥爱妹妹鸳鸯蝴蝶派也罢，写的是谁看啦都出汗的现代派意识流也罢，有一点必须要大义凛然的，那就是，不能当文抄公或文套公，不能抄别人的作品，也不能套别人的作品。再名震世界的作家，一旦发现他的作品是抄别人的，或套别人的，他就砸锅矣。以莎士比亚先生之尊，当然举世无匹，谁提起他都会脱帽致敬的，可是一旦泄了底细，他的作品竟然都是——不要说都是啦，只要有一两篇被证明是抄他老友柏杨先生的，他就得卷铺盖。
自从一九五○年代开始，二十年来，抄风和套风颇为茂盛，有些是抄古人的（其实也古不到哪里去，顶多是○○年代“古”），有些则是抄三○年代的，大概英雄欺人，自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有该秘本。万万料不到，文字的流传，无孔不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古人”之书，台湾有时候偏偏也有。而大陆出版的“今人”之书，台湾虽没有，香港却有，日本也有。运气不济时，碰到该死的好事之徒，一对一照，就露了原形。一九五○年左右，有位朋友还用其抄品，不断地得什么奖，后来有人恼了火，该朋友遂丢了官，一直倒楣了十五六年，最近才算复兴。但这个活例子并没有使利欲熏心的朋友得到教训，该抄仍是照抄。
抄品大都限于理论，如果死缠活缠，还可缠出来一点理。至于创作，就无抄矣，但虽不能抄，却要以套，一套就是一本，比小孩子玩尿泥还兴趣盎然。这种例子，如车载斗量。再过些时，柏杨先生一急，真打算列出一张表来，以便读者老爷引经据典。呜呼，军人不能冒功，文人不能抄袭，这是最基本的规范。当一个文人，可以偷，可以抢，如果走桃花，也可以乱爱，甚至乱爱得刀光血影（当然，最好不要刀光血影），如果大发雷霆，也可以杀人，甚至也可以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但是，绝不可以抄，也绝不可以套，为了急于成名，或为了急于弄几两银子，猛抄猛套，天老爷注定他要坍台。
——作家学者，不遵守作这学者的规范，就永远成功不了伟大的作家学者。
保险这一行业最崇高的境界，应该是一旦付保险金时，不但付得迅速，而且付得痛快。喝人血的那种地头蛇想法，固然顽劣，就是缠到最后，虽然不得不付，大概心里始终觉得别扭，那股办不完的手续，也属于耍赖。据说有些保险公司在付保险金时，好像该倒楣客户故意坑他，就心怀不共戴天之恨，能凶就凶，能刁就刁，倒楣分子或倒楣分子的亲属，哭哭啼啼去领钱时，就好像抽了他娘的脚后筋。
在一个有理可喻的国度时，保险公司是以“迅速”“痛快”为号召的。有一则小幽默可以启示他们奋斗的目标：在某一个场合里，两家保险公司经理碰面，甲经理曰：“敝公司是美国第一流的，客人上午断了气，中午就把保险金送到他尊府。”乙经理嗤之以鼻曰：“天乎，这慢成啥啦？昨天有位客人从十八层楼跌下来，经过七楼敝公司窗口时，我们就把支票塞到他喊‘哎哟’的嘴里。”
中国小民是被欺弄惯了的，如果遇到这种硬塞的镜头，不跌死也会笑死。即令上个月出来，下个月拿到钱，就喜欢得昏倒到保险公司的柜台上。这故事应作为中国保险公司的座右铭。有一点似乎清考虑的，发财的道路很多，走正路照样可以发财，不一定非走歪路不可。喝米汤照样可以长得又白又胖，不一定非喝人血不可。保险公司如果用“迅速”、“痛快”建立信誉，它的业务同样兴隆，逞凶耍赖，只是杀鸡取卵的眼前欢，中国人事业所以到处都是昙花一现，而很少立百年之基的（更不要说万年之基啦），虽是个人悲剧，也是国家悲剧。
（）
——保险公司不遵守保险业的规范，就永远成功不了伟大的保险公司。
报上有一则关于车祸消息，说政府正在考虑，凡车祸发生后，司机停车救人的，应减轻处罚。呜呼，这是一个好意见，提出这意见的先生，柏杨先生应向他作一个大揖。不过我真是越活越两眼漆黑，今天才知道法官老爷过去对停车救人的司机都是下了狠心的。记得十五年之前吧，有一位军车司机，在台北街头撞倒了一个孩子，把他抱到医院求治，但孩子仍是死啦，该司机竟被游街枪决。嗟夫，他阁下如果当时跑啦，查出捉回，又该有啥更严厉的处罚乎哉？对肇祸逃走的司机，理应严重地处罚，甚至五马分尸，都未尝不可，但对停车救人的司机，应视他当时的行为，给予减轻，而且在录取了口供之后，立刻交保。中国很多立法委员和很多法官老爷的心理，似乎只会逼得人必须重复犯法才会安全，这不是良法，而是恶法。前曾言之，行贿受贿同一处罚，不但根绝不了红包，反而使贪污分子更猖獗，使官场更腐败，真不知立法的人脑折纹里，啥时候塞上石炭的也。
新年快乐
阳历年元旦终于过去，由一九六二，跨进一九六三，如此大变，快乐之人自然应运而生，姑且举出几种，以质国人。
一
第一种快乐之人，乃深明大义的公教人员。案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堂堂中国，割据我堂堂宝岛台湾，凡五十年。经过了八年抗战，打得一塌糊涂原理作了经典性的表述。阐明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同社会，总算吐赃似地把台湾吐了出来。吐了出来之后，凡是日本的一切暴政，统统加以铲除，十三年来，颇著成效。可是只有一件暴政一直维持到去年才改革掉，那就是所谓“年终奖金”。盖中国从来没有这种“年终”什么的廖说，当一个公教人员，能够献身救国救民大业，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荣誉，还要啥奖金哉？而竟容忍日本鬼子留下的残余措施，凡十二年之久，自令人痛心疾首。幸亏去年大官巨公，振臂一呼，万众响应，把年终奖金之制取消，这又是公理战胜强权之一例，真是快乐得很也。
去年初冬，报上载有各方面酝酿要求恢复年终奖金的消息。柏杨先生看啦，龙心大怒，如果这种侵略残迹竟可恢复，则啥侵略残迹不可恢复乎？幸大人先生择善固执，不为所动，邪谋未能得逞；否则，人人在最后年关，都捞一笔，算啥体统？如今元旦已过，铁的事实终于毁灭那种一定发年终奖金的恶毒谣言，柏杨先生乃额手称应。其实不但我一人而已，凡是深明大义的公教人员，相信也会跟我一样非常高兴，现在孔孟学说大行的目的，就在于此。君没有听说圣人之一的颜回先生乎？穷得连枕头都没有，枕着胳膊，还欢欢喜喜地唱歌哩。我曾经到过很多朋友家，有一家可以说最穷，老少五口，靠月薪一千一百元度日，只有一条破被，小孩子天天去污水沟里捞菜吃，八十岁的母亲辗转床上，已四年之久，无钱送医。可是，他们竟赫然有一个枕头在焉，比颜回先生高级得多矣，而竟不知道用唱歌以表示其快乐，其蠢固如猪也。不过因孔孟学会成立，朱熹先生阴魂复活，再加上取消年终奖金之故，终有一天可以把他们的气质变化过来，一定会快乐一阵。如果仍有执迷不司，非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不可之辈，无疑地都是些不堪造就的家伙，属于“没有办法阶级”，为柏杨先生所不喜，自亦为国人所共弃《法门寺》刘瑾先生不说是说过乎：“桂呀，拉出去给我哗啦了吧。”际此啥啥前夕，以及啥啥之际，真应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二
第二种最快乐的人，则是邮差先生和秘书先生。盖“贺年片之灾”已过，邮差先生可舒舒腿，秘书先生可舒舒手矣。世界上各种灾情均有，唯我们的花样特多，连修堤都能修出洪水，何况贺年片乎？只不过贺年片之灾，没有洪水那么来得有劲而已，但其害人的程度却并轻不了多少。我有一个朋友，在某大衙门秘书处任书记之职，前天我去找他，一进其门，便发现气氛有异，原来他正替他的顶头上司向人写贺年片哩。桌子上堆了一大堆——有别人写给他顶头上司的贺年片焉，有各机关、各公司行号、各公会，以及其他平常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公私单位的职员名册焉。该朋友已写了七八天矣，写得两眼冒火，手像要掉了一样，愤怒之情，上冲霄汉。他每写一字，便开一句台湾省骂，曰：“干你老母。”我坐在那里只十分钟，看他写的有局长焉、有部长焉、有委员焉、有科长焉、有科员焉、有编辑焉、有记者焉。不禁暗暗吃惊，假如他们的老母真的有点知觉，知道该官崽贺年片的代价，竟如此之大，母子们尚可为人乎？
贺年片一旦发展到“干你老母”的程度，那才是真正地祸延考妣。贺年的结果，不仅贺者无心，受者也同样无意。呜呼，只有在郎有心妾有意的情况之下，才能两情融洽，贺年片达不到这种任务也。有一个极大之官焉，贺年片里还附有一张油印的信件，上面印的是：“兹寄上某大官之贺年片一张，敬请查收为荷。大官秘书处启”。接信的人拜领其贺之余，真是非拉一泡屎，不足以言感激。我有一个朋友，便接到一张这种贺年片，看毕一语不发，就往字纸篓里一丢，问他啥子原因，他曰：“这种从名册上抄下来的交情，屁都不如。我平常向他磕三百个响头，他都不会理我。而今靠着名册就想使我对他产生好感，做他小舅子的梦吧，天下有如此廉价的东西哉？”君不见报上常登着向死人寄贺年片之事乎？假官他们之间真有一分友情，不致这朋友翘了辫子都木宰羊也。也可能秘书照鬼书符，“干你老母”干得起劲之余，即令明知道该家伙已死，也照样寄发，反正跟自己毫不相干。
柏杨先生深知有“干你老母”之危，故一向对贺年片有两大原则。一曰，每年只印五十张，拣若干至少最近一两个月未见过面的朋友寄之，寄得恭恭敬敬，亲笔书写。对长辈则在自己姓名上加一“晚”字，绝不滥发。凡七八年，年年如此。然而每年认识的新朋友又如之何乎？呜呼，柏杨先生还有啥前途？认识我反而有被打小报告的危险，一个小民，一旦上了年纪，朋友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也。二曰，我对接到的贺年片，凡是秘书书记手笔者，一律撕成碎片，投入水沟（有一次不小心投入抽水马桶，害得花了八十元雇人去通，不但不复，必要时还国骂省骂一齐开之，以表隆重回报。）
但附带声明曰：柏杨先生今年却没有印贺年片，非不印也，实在因那一笔开支太过于庞大。同时我发现不印贺年片也是一种德政，如果乱七八糟，四处乱寄，岂不是惹得秘书先生又要蠢动乎？新年已过，圣人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今秘书先生放下写贺年片之笔，虽成不了佛，其快乐固差不多也。
三
除了上述两种人之外，还有第三种人，其快乐也是无穷的，那就是脚踏车上没灯的朋友。每逢过年过节，世界上最紧张的地方，恐怕要算台北市的黑巷子，人影憧憧，细语切切，神秘恐怕，好像诸葛亮先生的八阵图，一旦看见一个没灯的脚踏车贸贸而来，一声呼哨，蜂拥而上，那家伙就算倒定了楣。先是一顿猛训，然后是一笔罚款，不服气的话，则警察局。呜呼，骑脚踏车的朋友乃抵抗力最弱的动物，自然掏钱消灾。柏杨先生前些时借了一辆，骑着去看耳朵（最近听觉不太灵光，真是老矣），那个该死的磨电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