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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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妈的啥地方去也。
这样也揍了一阵。学生公社的老板，那位洋大人闻讯跑来，向大家声明所有的医药设备，全是外国捐赠的，怎能乱打乎？学生曰：“医药设备既是外国捐赠的，我们就不打医药设备，而只打陈医生，他是真正的中国货，阁下不能说啥吧。”但陈医生头上流血，已不成｜人形。好心肠的学生也怕万一打死，闯出大祸，乃出面调解曰：“大家打来打去，也打不出啥名堂，我们不如提出条件来谈判。”学生曰：“我们有啥条件好提，就是揍揍他。”洋大人曰：“那么既揍过啦，大家散吧。”学生曰：“不行，叫他跪到被他医死的那个同学的灵柩前面。”于是二人把陈医生架到棺材前，像孝子一样，双膝碰地。一群乌合之众，遂你一言我一词，提出种种人间未闻的条件，正在提着，忽然有人喊曰：“他起来啦。”群众吼曰：“揍他揍他。”该陈医生本来已抽出一条腿，这时也只好急忙收回。忽然有学生叫曰：“糟啦糟啦。”就有人问什么地方糟啦，曰：“我们把他打成这样子，他明天不告我们乎？”有人曰：“那容易得很，叫他写一个悔过书，写明我们没有打他，而是他为了要诬陷我们，自己把医药设备捣毁，自己把自己打伤的，经我们洞烛其奸，特立书悔过为证。”大家哄堂大笑，有人曰：“这算啥干法，你们读法律读到狗肚子里去啦。”答曰：“对付恶医，非出奇制胜不可。”以后的发展不用说矣，大家闹得筋疲力尽，等拿到了悔过书，一哄而散。
事后陈医生当然不肯罢休，把东北大学堂校长一状告到法院，校长先生急得跳脚。学生们一听，这简单得很，再揍他一顿就是，走廊上贴出堂堂布告，号召全体学生为维护校长的名誉而战。结果被劝说下来，告到法院的状子也由陈医生撤回。嗟夫，一直到今天，我们都相信该精彩行动，乃是治恶医的妙法之一。我当然不建议马瑞五先生约些朋友开揍，但如果他真的约些朋友揍了个结实，也不过和没有揍一样，照吃官司而已。但那一揍的关系大矣，让那些聪明才智之士知道，虽然天理国法人情他都可不买账，但有个穷苦的拳头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也可使之提高精神，多发一点善心仁术。
大张挞伐
一个人最痛心的事，莫过于看到他所最敬爱的人，遭受无礼诽谤。台北有一家杂志，名《政经半月刊》，有一篇关于国大代表们的报导，竭尽恶毒之能事，使人义愤填膺，双目落泪。虽然国大代表们在开会的时候已为它闹了一通，可是好像是因为有点无法自圆其说的缘故，没有闹出下文。不过，柏杨先生觉得，稍微有点骨气的人，都不能这样忍受下去，即令国大代表修养良好，或者是哑巴吃汤圆，心里有数，我们这些可怜的小民，也不能擅自跟那种妖言罢休，必须大张挞伐。
该文的题目是“国大代表对不起中国人”。这个题目就显然不通，但我们不打算马上就加拆穿，等到看完我们的意见，读者先生们自然而然会写下结论。
该文第一段开始的两句话曰：“‘国民大会代表’这个令人作呕的头衔，任何一个国民都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继续存在的理由。”这话太武断，呜呼，无论如何，国大代表这个头衔并没有令所有的人都作呕。他们专车经过街头时，偶尔招来两句骂声或诅咒，虽是有的，但柏杨先生向各方面打听的结果，还没有发现有人作呕过。包括在台北中山堂服务的国大秘书处人员，和担任警卫警宪人员在内，除了生病的之外，绝对没有人因为天天看见国大代表而上吐下泄的。至于说“任何一个国民都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继续存在的理由”，咦，如果没有国大代表，该是多么寂寞哉，连孩子们的唾沫都没有对象了矣。必须郑重声明，孩子们的唾沫并不是天生要唾国大代表的，而是大人们谈起国大代表，非常非常起敬的时候，孩子在旁听得出神，忍不住唾上一口，以便干着嗓子响应的也。
该文又曰：“每年岁末，这群无所事事的国大代表们，都要欢聚一堂，吃吃喝喝，谈谈笑笑学习和掌握对立统一的基本观点。唯物辩证法是客观世界最，领旅费，支月薪之外，还要拿出席费，成了我们纳税人最痛苦的负担。”这一段话，不但不合逻辑，而且也太乖人情。人非草木，势非楚囚，国大代表既然欢聚一堂，除了“吃吃喝喝，谈谈笑笑，领旅费，支月薪”，还能干啥？难道教他们都落泪如雨乎？他们为他们的选民早哭得泪都干啦，连挤都挤不出一滴来啦，剩下的只有笑矣。尤其是当他们“领旅费，支月薪”的时候，自然更是要笑。那有啥可奇怪，又有啥可攻击的哉？至于说“成了我们纳税人最痛苦的负担”与事实不符，盖柏杨先生也是纳税人，我从没有一点因负担养活国大代表的费用痛苦过。
该文又曰：“这批代表们早已无当年当选时的合法地位，如今只是凭着曾经当选的资格来伸手要钱，发挥其剩余价值，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政府竟会那样慷小民之慨，听他们为所欲为。”呜呼，柏杨先生也真不明白，该文的作者是不是脑筋有点不清楚，既然承认国大代表有“剩余价值”可以“发挥”，自然得慷小民之慨，再也没比此事更顺理成章的矣，愤慨个啥？该文又曰：“初行宪政的时候，社会上流行有‘五毒’之称，‘国大代’就是其中首要，没有好好地做过几件事，却闹了不少贻笑中外的丑史，有的抬棺材请愿，有的雇流氓打人，有的结党营利，有的走动官府，凡是所能想得出来的名目，他们很少不有一份。”悲夫，“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该文作者真是下得狠心，说“国大代”是五毒之一，我誓死不肯相信，说他们没有好好做过几件事，更是毫无根据。在这次大会结束的前一天，他们每个人还捐了两百元劳军哩（有一个代表，在此两百元之外，又多捐了两百元，急得大闹大叫，后来实在要不回来，也就认啦，真是壮观）。至于抬棺材，雇流氓，那有啥关系？不但不是羞耻，反而是光荣。将来他们的孩子可以向人吹牛曰：“嗨，我家老头当年当代表是抬棺材抬到手的。”用以作为家训，永垂千古。我们小民的子女便没有啥可炫耀的也。
该文又曰：“究其实在，‘国大代表’只是类似美国‘总统选举人’的一种职务，这种代表，只要总统选出，他的任务也就完全结束，毫无存在的必要，更毫无权利可言，但是事情到了中国。一切内容全变了质，国大代表现在等于是领干薪的行政官吏，但他们又不受任何上级官吏的约束。平时出入各级衙门，与各部会首长，各机关主管，称兄弟道弟，拍肩握手，俨然一品大员的臭架子。”这一段话，一看就可看出有点疯疯癫癫，不知所云。国大代表类似美国总统选举人乎？凡是受过国民学堂教育的人，都会知道，二者绝不相同，该文作者竟混为一谈，常识的缺乏，使人震惊。第一、如作者所云，国大代表是五毒之一，而且居着首位。美国总统选举人难道也是美国的五毒之一乎？此不同之处一也。第二、国大代表如作者所说“坐领干薪”，美国总统选举人能坐领干薪乎？此不同之处二也。第三、美国总统选举人能“平时出入各级衙门，与各部会首长拍肩握手”乎而国大代表却能，此不同之处三也。——该文作者竟连这种分别都弄不清，胡乱发表议论，岂不令人齿冷哉。
该文又曰：“正如穷东家养了一群无赖汉。”就更错啦，因为国大代表本来有很多女的。虽然有人恶意地说，国大代表里女的没有一个长得像样，但那是美和丑的问题，即令个个不堪入目些观点都是用社会主义的词句掩藏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不能把她们称之为“汉”。该文又曰：“从大陆来台的小民，有二百多万，有曾经在政府机关做几十年公务员的人，如今在磨豆浆卖油条。有曾经为国家打了几十年仗的人，如今在踏三轮车，捡字纸……而‘国大代表’们却翘起二郎腿，按月领钱……”该文作者张梦程先生请听，你全盘都输啦。那些做了几十年公务员，打了几十年血仗，不就是为了中国人安居乐业，以便国大代表们拿钱欤？中国有句俗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何得怨尤？况且，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刮钞票几十年！”今天国大代表拿几个钱，又算啥了不起的事哉？
呜呼，攻击国大代表的人可以休矣，台湾虽小，国大代表却多如牛毛，且各据要津，岂可不惧严重后果。
建设性建议
柏杨先生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说，仓颉先生造字而鬼神夜哭。谁也不知道他们为啥哭，由后人敬惜字纸那件事上来看，可能是他们已预料到将来有那么一天，仓颉先生造的字，要被人踏践脚下，才不知不觉，泪下如雨。该鬼神自然都是中国货，如果是外国货，恐怕不见得如此多情也。好比，那个发明ABCD的先生，当ABCD出笼之日，历史上就没有记载过三更半夜有什么动静。
不过，中国鬼神夜哭是有道理的，昨天我在办公室里，就看见过这么一回事，一位老哥接到一本精装的、美奂美轮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代表名鉴”后，脸色立刻大变，那本名鉴印出来所有国大代表们的芳名、别号、籍贯，以及一些形形色色的学历经历。另外，每人还有一张玉照，使人一目了然地可以认清他们的真正嘴脸。大体上来说，“也有老来也有少，也有颟顸也有俏。”各色人等，一应俱全。
于是，那位有问题的老哥，在脸色大变之后，“忽咚”一声，把它扔到字纸篓里，并发出一种表示看不起的声音，好像国大代表能把他染臭了似的。我虽然一再告诫自己，明哲保身，不要多嘴，但为了国大会场上所呐喊的“国家民族利益”，不得不到字纸篓里，把它拣出，并且向该老哥提出严厉抗议。
按查从前小民对皇帝的诏书之类的东西，都要供奉到桌上拜读的。也有悬挂高堂，磕头如捣蒜的。现在民主时代，当然不需要那一套啦，但如果民族道德堕落到把国大代表的芳名都扔到字纸篓里及如何区分不同哲学派别、坚持哲学党性的方法论原则。本，甚至踏上几脚，那就太不像话。故柏杨先生特提出两项建设性建议，盖这种现象，绝不能允许它继续下去也。
一、为了避免再有类似卑劣行为，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国大秘书处或其他机构，千万不要再印这一类的册子啦。即令印发，最好只限送给国大代表，不要落到其他中国人之手，使他们想糟蹋、想泄愤，却没有机会。
二、为了教育中国人尊敬国大代表，最好是把他们的照片贴在人多热闹的地方，如火车站或公共厕所之类地方，悬挂高墙，派警察保护（这一点很重要），凡不鞠躬致敬的小民，一律予以拘役，当场斩首。果真这样办的话，那些夜哭的鬼们，就可以破涕为笑矣。
三桶水
公元前二十三世纪，有一位许由先生，高尚士也，伊放勋先生把帝王宝座让给他，他都不干，逼得紧啦，他就溜，后来伊放勋先生又想让他当国务总理（九州长），许由先生听说之后，立刻到颖水大洗耳朵。这一类的事，历史上层出不穷。在中国这个国度里，和洋大人不同：洋大人讲争官，看他们选起举来的模样，其争官之烈，教人咋舌；而中国则是以让官，不干官，瞧不起官为最最崇高的行为。检讨起来它的原因，可以说是五千年来官场的说明书。夫洋大人之国的官，虽然不威风，却有尊严，想做官的人可用正当而光明的手段，或考试，或竞选，以达到目的。而中国之官虽然威风凛凛，但只能受到畏，却受不到爱。君看过京戏上五花洞的那位县太爷乎？小花脸而矮半截，典型的瘪三，亦典型的官崽也。呜呼，中国做官的人，很多都是用不正当、不光明的手段达到目的的。故许由先生一听说要他当帝当官，他就落荒而逃，用水猛洗耳朵。可见中国的官之所以惹人厌恶，乃祖宗遗传下来的一种风俗。
于是就发生一种糟糕现象，高级知识分子许由先生既对官是如此的看法，硬不肯干，而国家又不能没有官，自然而然地，很多官遂逐渐落人下三滥之手，成了一种好人不肯出头，坏蛋硬往里钻的场面，国事因之不可收拾。一个七八流货色，一旦当了大小主管，为了表示他不是七八流货色，往往放上三把火，照得自己俨然圣崽。结果三把火放了之后，原形毕露，搞得更凶，怎不使人大泄其气哉。从前辜鸿铭先生认为，要想救中国，应先从总督、巡抚不吹牛开始。柏杨先生也认为，要想许由先生�
